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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从农业国尽快变成工业国，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工业化目标置于城镇化目标之前。但是，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大，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而当时的中国仍然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资金积累能力很弱，以致资金短缺，外汇更短缺。这使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不可能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推进，政府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城乡、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城镇化进程缓慢。
在这个阶段，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将资源配置到重化工业，政府不得不人为压低汇率、利率、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等，实施由政府直接掌控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体制（林毅夫等，2012）。政府在城市建立国有企业，人为压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为城市居民提供低价农产品。1953年，中国政府启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并在五年内迅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图2.1）。到1957年年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比重达97.5%，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从业人员比重达90.2%，工业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产值比重为68.2%，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包括公私合营与加工订货两类）产值比重为31.7%，两者合计高达99.9%。自由市场极度萎缩，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私营工业基本不存在了。
图2.1 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化（1949—1957）
数据来源：《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2021.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6-29.
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中国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片面依赖重工业，并不能产生各产业协调发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效果和城镇化推进过程。由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非常有限，加上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粮食养不活太多城镇人口，政府不得不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农村人口进城。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农村人口只能通过考学、招工等有限途径进入城市，城镇化进程缓慢，严重滞后于工业化。1949—1977年，虽然制造业的比重从20.8%迅速提高到46.7%，提升了约26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率仅从10.64%提高到17.55%（见图2.2），仅提升了约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过“逆城镇化”现象。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逆城镇化原因不同，中国的城市居民并不是出于寻求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市场原因主动去农村，而是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低效率导致城市承载力不足，尤其是食物供应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需求。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带来的重工业高速发展，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难以吸收大量农村进城人口，甚至连城市自然增长的人口都难以完全吸纳，城市有大量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中国城镇化率在1960—1963年显著下降（见图2.2），城市数量也从208个减少到171个。
图2.2 中国城镇化率变动（1949—1978）
数据来源：Wind经济数据库。
此外，由于政府主导城市资源配置，国有企业普遍实施低工资政策，城市服务业发展严重停滞甚至出现倒退。1952—197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不升反降，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见图2.3）。
图2.3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情况（1952—1977）
数据来源：Wind经济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