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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偏向》（1951）是哈罗德·英尼斯的又一部传播学力作。与《帝国与传播》相比，尽管两书的主题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写法和侧重点上差异较为明显。如果说《帝国与传播》是“论从史出”，让关键概念隐现在广袤的历史叙述之中，那么《传播的偏向》则是“以论带史”，占据舞台中心的不再是历史个案，而是像“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口语传统”“书写传统”“知识垄断”“文明危机”这样的核心概念。应当说，《传播的偏向》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基本成型。
哈罗德·英尼斯的学术背景可以参见上一篇《帝国与传播》导读，本文只对与《传播的偏向》有关的背景信息做一点强调。英尼斯一生经历了数次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重大变革。20世纪上半叶正是铁路运输到达巅峰、日常生活电气化、广播方兴未艾、电视崭露头角的时代，也是军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英尼斯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奥特维尔中学和伍德斯托克学院，后者距离他的住处20多英里，因此他需要每天乘坐铁路大干线往返。与这种交通运输工具的接触，以及来往过程中接触到的人与事成为他生平中非常重要的经历。1912年，英尼斯进入浸礼会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求学，时任哲学系教授的詹姆斯·本·布洛克（James Ben Broke）就知识的性质提出反思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我们所注意的事情？”这个问题在英尼斯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被写进《传播的偏向》的前言，成为这本书的题眼。英尼斯刚刚大学毕业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做了一名信号兵，在这个岗位上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期对媒介和技术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验证的技术史和传播史的一个横剖面，战争中动用的运输工具无所不包，从牲口到飞机都编入了现役，动用的通信工具也无所不包，从信鸽到无线电都派上了用场。”（林文刚，2007：108）这些经历埋下了英尼斯与传播/交通（communication）的不解之缘，并且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只不过英尼斯前期关注的是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如何锻造一个国家，后期则沉浸于信息传播，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口语、文字、印刷、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形式，横跨各国、纵连千年。
《传播的偏向》最初只是英尼斯于1949年在密歇根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人们将其与英尼斯的其他传播学研究论文合纂成集，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在1951年出版，这篇论文也被收录为第二章。英尼斯在前言中表明，集结这本书的目的是“便于以更加详尽的形式支持我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伊尼斯，2003：作者前言9）。这显示出作者对媒介的偏向的论述比之前又深入了一步。
何道宽在译者序言中指明了英尼斯的四大学术贡献：（1）西方文明的危机。英尼斯研究了文明史、传播史，寻找规律，总结教训，给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2）文明分期。英尼斯按照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将世界文明分为10个时期，从苏美尔文明开始，截止于广播时代。（3）传播偏向论。英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包括口语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并且强调媒介偏向的平衡。（4）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都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英尼斯最伟大的思想遗产莫过于“传播偏向论”。
英尼斯秉持“泛媒介观”，即凡可负载信息之物皆为媒介，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媒介自有其偏向：“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伊尼斯，2003：27）具体来说，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石头、黏土、羊皮纸、金字塔；空间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纸、印刷品。
传播方式也有两种偏向：口语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人类社会倾向于将口语传统与书面传统对立起来，分别倚重听觉（耳朵）和视觉（眼睛）。英尼斯将口语传播与时间偏向而非空间偏向关联起来，这不免令人疑惑。人类声音的传播距离极为有限，很难克服物理上的障碍以实现在广袤空间中的扩散。但是，这仅仅能够说明口语在横向传播上的弱势，并不能就此认为其擅长纵向传播，毕竟口语随风而散，并不具备石头、金字塔等典型时间偏向媒介的持久性和延续性特征。
对于这一区分，要回到人类对各种媒介的局限性的适应中去寻找答案。在口语传统社会中，如希腊时期，没有记录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表达转瞬即逝，因此人们只能借助自身的记忆来内化知识，并且在不断向自己和他人讲述的过程中强化记忆。“口耳相传”描述的便是这样一个过程，知识通过长幼之间和代际的讲述、记忆、理解而得以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活力、传承不断、源远流长。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此大显身手：正是口语传播“昙花一现”的特征，才使得口语传统嵌入了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长河。
不过，口语传播的时间性还不是辩证法最为极致的展现，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在冲突和平衡之间的辩证统一是辩证法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伊尼斯，2003：53）在叙述埃及的崛起时，英尼斯揭示了，对于擅长控制空间的帝国而言，如何实现时间的延续成为当务之急：“君主制度在空间上成功控制了埃及以后，对万世千秋的关注，即对时间的关注，就应运而生。永生的观念加强了君主的地位。木乃伊的制作和金字塔的修建成为强调时间控制的手段，同时出现的还有葬礼中的象形艺术和象形文字的雏形。”（伊尼斯，2003：28）相应地，如若某一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完成了长久的统治，统治者就会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在对空间的攫取上。希伯来大学传播学教授梅纳海姆·布朗德海姆（Menahem Blondheim）用“倒决定论”（inverted determinism）来概括上述过程：“总而言之，一种偏向的盛行往往会导致与其相反的另一种偏向的出现——后者对前者进行补偿，从而维持着媒介力量的平衡。”（布朗德海姆，2011：176）
从“倒决定论”出发，《传播的偏向》中一些被批评的矛盾之处就得到了解答。麦克卢汉在序言中指出：“有的时候，伊尼斯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的相互作用搞错了。他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杂交的结果弄到了书面形态的头上……倘若他更加精细地分析拼音字母表固有的视觉形态，倘若他更加彻底地研究口头形态的活力，他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疏漏。”（伊尼斯，2003：序言4）麦克卢汉给出的例证是第五章《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里的一段话：“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加上元音，使之更加适合希腊口语的需要。于是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随着文字的流布，口头传统反而开发出了新的抵抗力，这表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之中。”（伊尼斯，2003：115）其实在第二章中还有类似的表述：“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闪米特人辅音型的字母表……元音和辅音同样重要，所以每个词里都要使用元音字母。他们的书面语成为适应口头传统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音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伊尼斯，2003：32—33）读完这些文字之后，我们或许会认同麦克卢汉，明明需要依靠眼睛来识别字母表和其中的元音辅音，为什么说“耳朵就代替了眼睛”，“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难道的确是英尼斯弄混了？事实上，在了解了带有鲜明的辩证色彩的“倒决定论”之后，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麦克卢汉弄混了，而不是英尼斯。因为，依“倒决定论”的逻辑来看，希腊人在成功发明了改良版字母表这种行之有效的空间性媒介之后，才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时间偏向的口头传统上，通过对耳朵的强调维持了媒介环境的平衡。
英尼斯也坚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也确实达成过这种平衡，“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伊尼斯，2003：58—59）。例如，在崇尚口头传统的古希腊社会，“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伊尼斯，2003：56）。正如希腊人的至理箴言“万事勿过”所表露的那样，如果说“传播偏向论”是英尼斯传播理论的王冠，那么偏向的平衡则是王冠上那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正是在偏向与平衡的逻辑框架内，英尼斯对“知识垄断”问题的关注才显得格外重要。传播与知识如影随形，“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伊尼斯，2003：28）。而知识即权力的观点早已因为福柯而深入人心。因此，传播与权力密切相关，不同偏向的传播模式能够形成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当某个社会统治系统开始控制某种偏向的传播机制时，就能够控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而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这种通过控制传播和媒介以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就是知识垄断。英尼斯指出，占有主要媒介和掌握媒介的使用技巧是知识垄断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例如，当羊皮纸成为《圣经》的书写材料、复杂的楔形文字被僧侣组织所掌握并用来传播宗教思想后，宗教组织就通过对羊皮纸和文字的控制建立起了知识垄断，“知识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僧侣组织的支配，受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这类复杂文字的保护”（伊尼斯，2003：31）。
知识垄断会激发新的媒介竞争，进而产生新的垄断。“传播中的种种发明，迫使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的重新组合。”（伊尼斯，2003：2）换言之，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诞生能够打破原有的知识垄断，建立新的垄断形式。教会通过控制羊皮纸和楔形文字而形成的知识垄断被印刷机的出现打破了。“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刷的俗语《圣经》的广阔市场和对《圣经》的释义的关注。”（伊尼斯，2003：18）印刷机的发明使得知识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拉丁语的《圣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传播，而且无须僧侣、教士的教授和解说就能够被公众理解。由此，教会的权力被打破，原有的知识垄断被摧毁。不过，又有新的知识垄断围绕印刷机而建立——可以解释法律条文的新兴知识阶层，如律师的出现。
“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平衡就扰乱了。”（伊尼斯，2003：2）无论如何，知识垄断的后果都是危险的：“在绝对垄断的庇佑下，权力所有者得以蒙蔽个人与社会，使他们对哪怕最清晰的失衡状态也视而不见，遑论认清这一状态的危险性和探索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了。将社会传播的模式钉死在某一个维度上——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会扼杀社会的自我修正与自我调整功能，从而使‘倒决定论’失效，令平衡状态的回归难上加难。”（布朗德海姆，2011：178）
更进一步地，知识垄断最坏的结果是扰乱平衡的秩序，打破文明的时空结构，引发文明的危机。“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就应该做一番批判的审视和报告。这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伊尼斯，2003：165）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伊尼斯，2003：28）但是，与芝加哥学派的进步主义历史观截然相反，英尼斯并不认为媒介技术和传播制度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改善和文明的进展。恰恰相反，他忧心忡忡于传播的“坏效果”，即对某一偏向不加节制地强调，终将破坏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造成文明内在活力的瓦解。英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伊尼斯，2003：6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英尼斯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当一种文明中自身物质与技术力量骤然强大乃至过剩时，文明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诸多因素如政治、经济、人文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往往会被忽略，如若遵循文明传播的固有偏向而一味进行空间扩张，将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人文社会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
不仅如此，英尼斯剑指西方工业文明的最深处，“技术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就更困难”（伊尼斯，2003：119）。在英尼斯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传播技术历经数次变革，但几乎都沿着空间的维度膨胀，时间维度不能说是完全忽略但也鲜少提及。印刷机的诞生结束了对延续性的追求，对空间的控制成为主要目标。“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伊尼斯，2003：65）双向的口语传播借助电话完成了最后一次“复辟”，之后就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的发展轨迹朝着空间的无限扩张，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去。大型报纸网络的建立打破了报纸的地方性限制，广播及广播网的声音遍布国家的每个角落。尽管英尼斯将广播视作听觉本位的媒介，但是广播显然只有传送而没有应答和反馈，人们听得越来越多、说得越来越少。及至20世纪40年代，英尼斯开始集中思考传播学问题时，电视已然崛起并成型。“电视的诞生标志着整个媒介环境在时空坐标轴中的失衡达到了最糟糕的程度，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时间则被流放至媒介环境的边地。单个的、未经检验的信息可以跨越日益广阔的空间范围、在同一时间内抵达每一位受众。”（布朗德海姆，2011：191）更可怕的是，这场空间对时间的谋杀仍在继续，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者。
如今已经无人能够否认英尼斯及其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在他去世后的十年间，人们多数只称赞其政治经济学成就，却很少肯定他在传播学领域的发现，这与英尼斯传播学著作本身的佶屈聱牙不无关系。而在英尼斯的传播思想遭到冷遇的时刻，麦克卢汉横空出世，继续拓展英尼斯开辟的传统。他将自己的作品视作对英尼斯的注脚，高调地张扬其学术成果：“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要花掉不少的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伊尼斯，2003：序言3）麦克卢汉迅速地将媒介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并引发学界高度关注，一时间，麦克卢汉名气大涨，远远超过了英尼斯。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不与麦克卢汉联系在一起，英尼斯这个名字甚至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林文刚，2007：117—118）。
然而，英尼斯这颗思想明珠注定不会蒙尘太久。美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对英尼斯十分推崇，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大约到1950年到1975年间，北美传播理论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便是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研究。英尼斯的著作，虽极其晦涩难懂，却代表了北美传播学的最高成就。”（凯瑞，2005：111）他甚至强调自己的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只是对英尼斯的“温和扩充”。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进一步巩固了英尼斯的地位，他被公认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人物。紧随凯瑞之后，丹尼尔·切特罗姆（Daniel Czitrom）、尼尔·波兹曼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用他的思想来研究他轻轻带过的地方，或者他根本没有触及的地方，使得媒介环境学的传统牢牢扎根。媒介环境学的第三代旗手林文刚这样概括英尼斯的学术遗产：“在历史研究中，他引进辩证思想去了解变革；在历史变革中，新媒介挑战旧媒介；他用辩证思想去研究传播与文化的碰撞，研究社会构成的起伏，有时研究整个文明的兴衰。在估计这种推拉作用的过程中，他采用了一套给人启迪的概念：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口头传统、知识垄断和文化的机械化。”（林文刚，2007：120）
胡翼青曾总结英尼斯对芝加哥学派传播理论的两大创新之处：一方面，英尼斯对于媒介的研究比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更加专业和深入。虽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几乎都承认传播、交流和互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研究传媒，研究传媒的分类、特征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等。英尼斯是第一个尝试对媒介进行学理分类的学者，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建构，使得英尼斯建构的媒介历史中充满了创造的张力。另一方面，英尼斯的研究在学术基调上纠正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义的缺陷。与抱持积极乐观的技术态度的芝加哥学派不同，英尼斯始终对传播技术的发展忧心忡忡，他坚信文明并不总是上升和前进的，也会衰落和倒退，传播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会带来进步的结果，也会对理解造成阻碍（胡翼青，2007：168—169）。
但与此同时，英尼斯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时间—空间”偏向的二分法最为典型。尽管后来的学者以此考察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体系，充分挖掘了这一理论的潜力，然而，这个理想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历史规律却值得商榷。“在伊尼斯所面对的历史现实中，绝大多数时期不仅同时存在着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媒介，也同时存在着口头传统与文字传统；它们之间的功能相互抵消、相互制衡，以至于很难辨识是哪一种偏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胡翼青，2007：171）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虽然有一些表述与常识相违背，但尚且前后一致，还可以通过“倒决定论”来理解。然而，有一些矛盾却是无法忽视的。英尼斯的“头号粉丝”麦克卢汉在他那篇被称为“充满批判色彩的使徒行传”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英尼斯对广播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英尼斯说，“广播这种新媒介是个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伊尼斯，2003：155）；另一方面，他又将视觉和空间维度的特征套在广播的头上，“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线，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伊尼斯，2003：66）。究其原因，“时间—空间”以及口语/文字传统这类二元模型过于理想化，在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就暴露出了内在逻辑的矛盾之处。事实上，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偏向，比如虽然互联网表现得更像一个空间偏向的平台，但作为数字博物馆或文献数据库的互联网站就不能简单地说是空间偏向的。
更进一步说，英尼斯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媒介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时空二分的分析路径是否已经过时？尤其是当彻底打破时空限制的互联网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还能够将时间偏向或者空间偏向生硬地套在它身上吗？事实是，当下偏爱空间偏向媒介的帝国，并没有因此而好景不长。
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英尼斯的文本呢？凯瑞主张：“最好不要对伊尼斯的著作过于虔诚……他的书并不是《圣经》，完全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阐释。”（Carey，1981）因此，读者应当带着批判的精神去研习英尼斯的理论，“更多地将其视为对既有思路的一种挑战和激励，而非将其尊奉为圣典”（布朗德海姆，2011：167）。更何况，精确和清晰带来的必然是想象空间的压缩，在模糊和矛盾中，读者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和英尼斯对话，同他一起完成理论阐释的工作。
总而言之，相较于浩如烟海的麦克卢汉研究，英尼斯的学术地位尽管已经被重新发现，但是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如果说麦克卢汉是一声惊雷，以极为异端的姿态“内爆”于传播学的上空，轰然作响，那么英尼斯更像一丛火光，耀眼而敏锐地揭露了隐藏在繁华景象之下的帝国垄断与文明危机，同时又不失爱国情怀和人文关怀，温暖而坚定地寻找着或许并不存在的救世良方。
（马新瑶）
J.W.Carey，“Culture, Geography, and Communications：The Work of Harold Innis in an American Context，”in William H.Melody（e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The Tradition of H.A.Innis ，Ablex，1981，pp.73-91.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以〕梅纳海姆·布朗德海姆：《哈罗德·英尼斯与传播的偏向》，〔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61—196页。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