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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英尼斯（1894—1952）开始关心传播问题时，正值传播学科渐渐成型之时。他的历史学取向的研究视角在当时的各种传播学视角中颇有特色。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这种历史视角（其实是一种经济史的视角）看作传播学的第五种重要视角，与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和政策学视角、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学视角、霍夫兰的心理学视角、勒温的社会心理学视角齐名，远远排在施拉姆的新闻学视角之前。这种视角对媒介环境学的意义更为重大，后者一直将英尼斯视为其重要的理论源头。《帝国与传播》（1950）是最能体现英尼斯历史学视角的一本著作，一问世就引起了北美学界的注意。受汤因比的启发，英尼斯在书中探讨了传播以及媒介本身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并以传播的偏向为线索，梳理了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20世纪早期西方社会的文明史与媒介史。应当说，这本书无论是对历史研究还是对媒介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
1894年，哈罗德·英尼斯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12年考入麦克马斯特大学修读经济学，191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英尼斯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正处于群星璀璨的鼎盛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浓郁的学术氛围无疑让英尼斯受到了以凡勃伦为首的制度经济学派和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派的双重影响。博士毕业后，英尼斯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被任命为研究生院院长。1948年，英尼斯应牛津大学之邀去做关于不列颠帝国经济史的系列讲座，这些讲稿最终成书为《帝国与传播》。在这本著作中，英尼斯首次提出了“传播偏向论”“知识垄断”等理论，并在次年出版的《传播的偏向》中进一步推进这些理论。英尼斯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一头扎进传播史研究，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连出版了多部重量级传播学著作。遗憾的是，因为病痛的折磨，他最终也没能完成《传播史》的撰写，只留下了一部长达1000页的手稿。1952年，英尼斯因胰腺癌过早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事业。
考察英尼斯的思想脉络就不得不谈及他学术旨趣的重大转向。英尼斯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堪称跨学科的大师级人物。“青年英尼斯”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深受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凡勃伦的影响，关注围绕支柱性产业形成的产业制度，并以此来考察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差别。而“中年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致力于传播的历史和社会分析，赋予了传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转变虽然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英尼斯很早就注意到了传播问题，而且对于传播的关注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英尼斯在撰写博士论文，也是第一部重要著作《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1923）时，就已经将传播视为某种时空关系中的特殊媒介。后来，在《加拿大皮货贸易》（1930）中，他也指出，交通和传播作为重要因素参与了加拿大新法兰西地区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的塑造。在接下来的十年，大宗资源及其带来的经济垄断和城市发展成为英尼斯关注的核心议题。在研究过程中，他触及了商品和信息运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纸浆和纸张的研究，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传播研究的大门。“他专心致志地穷追不舍，从纸浆和纸张追溯到后继的各个阶段——报纸和新闻、书籍和广告。换句话说，起初他考察以工业为基础的一种自然资源，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文化产业。”（林文刚，2007：110）他的新兴趣在《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46）一文中得以彰显，这篇考察报纸政治影响的文章揭开了英尼斯传播研究的序幕。
英尼斯对于传播的重视毫无疑问受到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深刻影响。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正值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期，社会学系孕育了最早一批关注传播问题的巨擘：除了帕克以外，还有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和厄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一众响当当的人物。毋庸置疑，芝加哥学派比英尼斯更早地宣告了传播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杜威将传播视作理解社会的重要起点，他认为传播技术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工具，还是一切意义的源起，“在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得到了意义”（杜威，2005：108）。帕克对英尼斯的影响或许更深，麦克卢汉在为《传播的偏向》作序时曾这样评价二者的关系：“帕克的思想对伊尼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它对其他学生的吸引力，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伊尼斯的调子……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伊尼斯，2003a：序言8）而芝加哥学派重要成员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英尼斯除了在传播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上达成共识之外，还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不谋而合——对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强调。库利提出四大基本要素来衡量传播过程：表达性、持久性、迅即性和扩散性，其中持久性和扩散性分别强调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尽管如此，弥漫在整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中对传播的盲目乐观态度和一往无前的进步主义传统，依旧映照出了英尼斯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格格不入。他坚信文明并不总是上升和前进的，也会衰落和倒退，他关切过去胜过关心未来，也始终对传播和媒介的强大保持警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尼斯超越了他的老师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在《帝国与传播》的绪论中，英尼斯就指明了他的目的：“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估量经济原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的意义。稍后，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伊尼斯，2003a：14）但是，英尼斯随即指出，“就经济谈经济”的局限之处在于，评估经济因素用的工具本身就是经济因素的产物，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此时，得益于对大宗货物贸易与运输的长期关注，传播这一因素逐渐浮现并成为英尼斯研究的重心。他认为，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都占有关键的一席。因此，英尼斯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勾勒几个帝国之中传播的意义，借以了解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伊尼斯，2003a：4—5），最终“试图说明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对比”（伊尼斯，2003a：8）。《帝国与传播》一书多次提到“帝国”一词，该书译者何道宽在译序中指出：“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的‘帝国’共30余个。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横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得可以的小国；既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伊尼斯，2003a：Ⅵ）
在英尼斯看来，传播不仅仅是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帝国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传播的特质亦即媒介的偏向，影响了帝国的统治和文明的兴衰。由此，英尼斯发展了一套诊断帝国与传播之间关系的分析方法，即“时间—空间”二分法：“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这些笨重的材料适合建筑和雕塑。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却比较轻。后者更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伊尼斯，2003a：5）英尼斯区分了两种偏向的媒介：一类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如莎草纸和印刷品；一类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如石头和纪念碑。相应地，英尼斯将“帝国”分为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两大类，“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伊尼斯，2003a：Ⅵ）。在空间上疆域辽阔的帝国又会寻求世代延续，而在时间上长治久安的帝国也不免产生空间扩张的野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文明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媒介的影响，而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销”（伊尼斯，2003a：5）。简言之，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空失衡的问题，即平衡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以希腊为例——这是英尼斯最理想的帝国，因为它较好地平衡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政治帝国倚重的是空间，基督教帝国倚重的是时间。他们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伊尼斯，2003a：74）希腊拥有一套根植于深厚的口头传统的字母表，而字母表的灵活性使得希腊能够在城邦的规模上调和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从而拥有稳固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具体而言，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诗歌在希腊诞生，昭示着口头传统的兴起，世世代代的诗人使用某种音律的词语，相沿成习。短小的叙事诗被反复吟唱，逐渐滚大，终于形成史诗。史诗的特点是情节极其复杂和统一，许多情节结合起来，构成行动上的统一体，取代了古老的歌谣。不过，出于口头传统的需要，史诗也并非鸿篇巨制。“在一代又一代职业诗人的影响下，《奥德赛》反映的是一个变化了的、非集中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给王权设置了种种的限制。”（伊尼斯，2003a：59—60）
但是，帝国的继续发展亟须克服城邦之外的地理区隔，这呼唤着文字传统的出现。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涌现出许多短小的个人抒情诗，这与文字的传播、莎草纸供应量的增加是一致的。书写记录增多，文字就得到广泛传播和保存，职业吟游诗人的地位随之削弱。与之相应，政治体制从英雄君主制过渡到贵族政治。到了公元前5世纪，散文逐渐兴盛，这种文学形式诉诸写作逻辑和理性权威，人们通过文字表达思想。散文的使用是一场革命，预示着口头传统的衰落。当语言更多地依附纸质媒介而非口头表达时，字母表的弹性便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书面文字的“脆弱性”。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一系列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底比斯与斯巴达战争等）由此爆发，希腊文明逐渐走向瓦解。由此可见，帝国的兴衰和传播媒介的形态演化构成了一对缠绕的双螺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于传播的偏向与平衡，下一篇《传播的偏向》的导读中将进一步展开。）
“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1977年明确提出，指“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行、内容，单独或总体地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外部压力，而受影响的国家没有相应的影响力”（Boyd-Barrett，1977）。简单来说，媒介帝国主义是强势国家通过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等方式对其他国家施压和实施控制，从中攫取利益。实际上，媒介帝国主义是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在媒介层面的直接体现。中心国家控制和影响边缘国家的传播媒介系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价值输出，进而造成各国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局面，这正是英尼斯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注意到并严厉批判的。
有学者指出，英尼斯是最早发现媒介运行中存在强国对弱国强权控制的学者，他将媒介从简单的文化传播上升到权力、政治、经济等复杂层面，开创了媒介帝国主义研究的先河。其研究提供了早期关于媒介帝国主义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后来被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发扬光大。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断言：“英尼斯的这一考察创立了如今在媒介帝国主义旗帜下的现代研究，但他对这一关系之复杂性的感知，却远比当代大多数学者来得细腻。”（凯瑞，2005：119）具体来说，英尼斯著作中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根植于三个理论资源：传播偏向论、知识垄断、“中心—边缘”关系。
英尼斯认为，在书写传统兴起、口语传统衰落之时，资本主义媒介的垄断、扩张、控制就一发不可收拾，及至报刊、广播的出现和普遍化，媒介在空间偏向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发展到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已经在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求中逐渐平息，但是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开疆扩土”却从未停止，甚至变本加厉，二者的内在逻辑别无二致。因此，传播偏向论揭露了媒介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成为后者的理论生长点。
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强势国家对其他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即媒介帝国主义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英尼斯指出，这一过程通过“知识垄断”得以完成。通过将“垄断”这个经济学概念引入传播领域，英尼斯论述了垄断机制如何在传播和知识层面发挥作用，尽管他从未对“知识垄断”做出明确的界定，总是在历史分析中进行阐释。简单来说，当某个社会统治系统开始控制某种偏向的传播机制时，就能够控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而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这种通过控制传播和媒介以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就是知识垄断。英尼斯指出，占有主要媒介、掌握媒介的使用技巧是知识垄断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在国与国之间，“文明中心的知识垄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垄断就受到局限”（伊尼斯，2003a：36）。由此就引出了英尼斯的“中心—边缘”批判。
凯瑞指出，在英尼斯的著作中：“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传播领域，都通过他用来描述政治与文化关系的一系列两极化的事物来表达，比如都市与内地、中心与边缘、首府与外省，或以他更喜欢的术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来表达。”（凯瑞，2005：117）在进行经济史和交通史的研究时，英尼斯发现，一个国家内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在资源提供和信息流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在国家间也发现了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处于经济和权力中心的国家不断攫取边缘国家的资源，后者在为前者提供资源的同时还要接收前者生产的各种产品，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精神的。长此以往，边缘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完善，独立性缺失，愈发无法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中心国家借由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控制边缘国家的传播媒介机制，实现知识垄断，完成媒介帝国的文化殖民。
行文至此，在《帝国与传播》乃至英尼斯所有著作中始终挥之不去的忧虑得以显现。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又深受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控制。学者们深入分析了美国如何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介以及媒介产业对加拿大进行市场扩张和文化渗透。一方面，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使其成为美国纸浆和木材的最大供应国；另一方面，美国报业在这些大宗商品的支持下急速发展，制造大量携带意识形态的媒介内容重新返销给加拿大，构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他（伊尼斯）的现实主义和因美国的巨大优势，特别是美国先进传播技术的优势使他感到的沮丧，让他变得绝望。他指出：‘我们可以发展加拿大的地下抵抗运动，但我们被迫服从于美国的政策。我们可以说，民主已变成一种美国人企图硬塞给我们的东西，因为他们说他们在美国有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不喜欢美国人的这种假定，即他们已发现了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有美元。’”（切特罗姆，1991：172）
在《帝国与传播》的最后，英尼斯对于美国日益扩张的文化权力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的，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伊尼斯，2003a：180）英尼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跃然纸上。加拿大传播学者查尔斯·阿克兰（Acland，2006）认为，英尼斯如此痴迷于媒介与文化研究，是为了呼吁加拿大制定文化政策来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因此，何道宽盛赞英尼斯的豪气：“他以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伊尼斯，2013：修订版译者序3）
英尼斯是传播学谱系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向上承接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传统、汤因比的文明历史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与社会的宏观视角，将经济学、历史学和传播学三条源流汇集一处；向下则开启了媒介技术主义范式，提出了“泛媒介观”、“传播偏向论”、“帝国论”、知识垄断、文明的历史分期、文明危机等丰富的理论概念，被公认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一先驱。除了理论上的创见，英尼斯对于研究方法的革新所做的贡献也不遑多让。他开创了一套互为犄角的传播的历史分析方法：第一，在确凿史料的基础上建构传播理论或传播哲学，即将历史视为培育并检验传播思想的实验室；第二，反过来将传播视为解读历史的关键要素（布朗德海姆，2011：187）。这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对于传播学与历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传播学而言，英尼斯一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行为主义传统，这两种主流传统强调的是对行为的科学测量，因此当时的传播学依赖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和实验室研究，也产生了一大批目前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是，和多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不谋而合的是，英尼斯明确反对这种静止的、断面式的观测方法。“浩如烟海的统计数字摆在社会科学家的面前，他被迫去解释并去发现模式和趋势，以便能够预测未来。凭借精细的计算机器和数字技巧，他能够提出对策，供工商业和政府使用。不过，精细计算的预设是短期的预测。社会科学工作日益关注专题研究，社会科学部门成了新闻学校。”（伊尼斯，2003b：69）他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使用跨学科的方式，将大量事实和例证一一展开，深入铺陈历史材料，展现问题的前因后果。凯瑞认为英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型研究模式，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凯瑞，2005：118）。
对于经济史而言，英尼斯完成了从叙述到阐释的转变。麦克卢汉总结道：“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伊尼斯，2003b：麦克卢汉序言2）具体来说，早期研究经济史时，英尼斯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以叙述为主；而在撰写《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的时候，他开始进行“二次过滤”，对文献做出进一步阐释。英尼斯试图从广袤的历史材料中发掘出文明史和媒介史的一般规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种种假设。麦克卢汉还把英尼斯和汤因比进行对照，认为后者只叙述而不解说：“伊尼斯把历史当作科学实验室，当作研究形态的生命和性质的一整套受控的条件，与汤因比常规的叙述相隔千里。汤因比像体育评论员……在同样的情况下，伊尼斯却会说，运动的系统是一种有趣的感知模式。”（伊尼斯，2003b：麦克卢汉序言3）
但是，有学者指出，英尼斯的方法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学界逐渐接受其（伊尼斯）理论观点之时，传播学早已在行为社会科学领域内完成了学科建制，并小心翼翼地与历史、人文研究保持着距离。在历史学内部，所谓‘宏大史观’和‘普适视角’也已是明白黄花，史学女神开始将触角探入尖锐反省的阶段，转而强调对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和特定议题的历史细节加以深掘和细察。”（布朗德海姆，2011：187）这一批评固然道出了英尼斯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遇到的巨大阻力，但不能成为否定其努力的证词。正是这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屏障，映照出英尼斯不同寻常的视野和打破常规的勇气。
1952年，英尼斯因患癌症，带着对口头和文字时代的洞见憾然离世。对于身后的电子信息时代，英年早逝的他只能浅尝辄止。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尽管英尼斯的理论所包孕的内在张力能够使其焕发出新的面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存在局限性。然而，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始终在为思考新时期媒介的发展提供范式和启迪。因此，英尼斯留下的，并不只是一套理论工具或者分析模型。他还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这一方向看过去，传播、社会、政治、文化在历史的广阔丛林中若隐若现，等待勇敢的探险家们一起开拓！
（马新瑶）
C.R.Acland，“Harold Innis, Cultural Policy, and Residu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6（2），pp.17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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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b。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以〕梅纳海姆·布朗德海姆：《哈罗德·英尼斯与传播的偏向》，〔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61—196页。
〔美〕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