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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Белошапкова一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她的语言学思想和句法学理论代表着现代俄语句法学研究的主要流派之一。她在完善和发展传统俄语句法学理论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同的科学概念和定义，决定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范围。因此，如何界定句法单位，在现代句法研究中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主要争议在于：如何看待词、词形和词组。俄语《80年语法》提出了全新的语法理论和规则，但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在句法单位的界定上，Белошапкова有其独到的见解。她首先严格区分了句法学中两个不同的概念：句法单位（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единица）和句法对象（объект синтаксиса）。她认为，词和词的形式作为句法结构的建筑材料，本身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但不是句法单位。这是因为：（1）词和词形本身是词法学的范畴，是词法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因此是词法单位。句法学研究的是词与词形之间的联系及其在构成句法单位中的功能，而不是词的全部性能和词本身，把词和词形作为句法单位，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2）在句法单位的结构中，无论是在词组、简单句还是复合句中一定要表现出某种句法关系。换言之，所有的句法单位都是由某种句法联系手段联结起来的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可以是述谓性的，也可以是非述谓性的，但一定代表某种句法关系特征。而词和词形却无法表现这种句法关系，它们只能是单个的词或词形，这些单个的词一旦由句法联系手段联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词组或句子。所以说，词和词形中没有句法关系，也无法表示句法关系，因此也不是句法单位；（3）在句法结构中，句子可以单个词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被称为单成分句（称名句），而不是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话语环境中，它不是以词的身份，而是以句子的身份出现的。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句子，可以由一个词构成，也可以由在句法上有联系的几个词构成，例如，настало светать;стало холодно等。由一个词的形式表示的单部句，实际上有被扩展的潜力和可能性：可以联结说明、补充它的成分，如：Пожар.–Леснойпожар.;Светает.–Осенью светает поздно.;Уходи!–Сейчас жеуходи отсюда!;Холодно.–Зимой в палатке холодно．而词和词形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潜力：它一旦被扩展，便不再是单个的词或词形了。
Белошапкова认为，句法学一方面研究词与词的形式之间的联系规则，一方面研究这些规则得以实现的单位—“句法单位”（1977:101-115）。词组和句子是句法学研究的两个单位。在句法单位的体系中只存在一个区别性判据：述谓性/非述谓性。按照她的观点，词组应定义为词与词、词与词形或词形与词形在句法关系上的非述谓性联合。根据这一定义，任何一种非述谓性结构，只要是以句法关系为基础，并能表征某种句法关系的实现，无论是主从关系还是并列关系，都应看作是词组。与В.В.Виноградов和Н.Ю.Шведова的观点相比，她对词组概念的理解和界定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词组既包括词的从属组合，也包括词的并列组合。
在区别述谓性和非述谓性句法单位的差别时，Белошапкова认为，这些句法单位之间的差别是纯语法性差别，无论是词组、简单句还是复合句所表示的实际内容（真值内容）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条件是词汇的语义成分相同（表义词素相同）。试比较：
вечернее рассказывание сказок бабушкой（词组）
Вечером бабушка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сказки.（单句）
Когда наступил вечер, бабушка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сказки.（复句）这三个不同的句法单位表达的是同一个事件，所区别的只是它们语法上的差别所决定的那些结构意义含量上的差别。因此，句法单位之间的区别特征是：
词组（非述谓性句法单位）—与话语环境没有相对应性，没有讲话人的评价；
简单句（述谓性句法单位）—所述事件与话语环境相对应，讲话人对客观事件内容作一次性评价；
复合句（多述谓性句法单位）—无论是与话语环境的相对应性，还是对客观内容的评价，都是按组成部分分别实现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句法单位基本的定性特征，并决定了它们的形式结构类型。
句法关系的体系化（模式化）研究，是Белошапкова句法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句法单位都是由一定的句法联系手段联合其组成部分而构成的，也就是说，句法单位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处于某种句法关系之中。“并列关系”和“主从关系”是一对基本的句法关系，任何一个句法单位，无论是词组、简单句还是复合句都表现出其中的某一种句法关系，非此即彼，必择其一。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句法形式体现出来的。句法联系手段，作为句法单位各个组分间的纽带，一方面揭示了句法单位结构上的联系—句法关系；另一方面它本身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手段体现出来。因此，句法联系手段和句法关系构成了句法理论中基础概念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也成了句法研究的中心环节和关键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Белошапкова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传统的描写方法不同，她把句法关系从各种句法单位中抽象出来，作为凌驾于所有句法单位之上的抽象模式，从结构上、语义上和功能上分析这对句法关系的区别特征，并指出，并列关系和主从关系之间存在最根本的区别语义特征，即是句法单位各成分间“有/无决定性关系”，也就是从逻辑–结构语义上看，是否有“决定—被决定”“主要—次要”“主人—仆人”这样的对立关系。主从关系体现了这样的对立关系，而并列关系中没有这样的关系。从功能上讲，主从关系连接的各成分充当不同的角色，起不同的功能作用，而由并列关系连接的各成分具有同等功能作用。
类质同象现象在这里指句法单位之间或在形式上或在功能上或在其他方面上相同或相像。Белошапкова对句法各单位的类质同象现象的论述，最早出现在她于1974年发表的《句法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文中。文章中主要论述了词组与复句的这类现象。此后她相继研究了名词的格的形式与从属句、简单句中主体与客体的类质同象现象，以及词与句子在聚合体范畴内的这类现象。她把在句法体系中存在有类质同象现象这一思想，看作是确定一系列看似彼此相距甚远的句法现象的概念和定义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理解，她从上述的句法结构的不同方面，对各种句法单位作了比较分析：
（1）在形式上，词组和简单句具有同像现象：都是词与词的形式的组合；而复句则是由两个以上的述谓结构组合而成，至少在其组分中有一个是述谓结构。
（2）在功能上，简单句和复句构成同像：都是完整的句法整体，都是完整的语言交际单位；而词组则不同于它们，词组不是最终的交际单位，单个的词组不能参与交际—它不具备交际功能。
（3）在句法关系、组合类型、联系手段和结构意义上，词组和复句都构成类同现象：首先，词组和复句都是由至少两个或几个组成成分构成的，它们永远不会是单成分结构，而简单句则完全可能是单成分句；其次，词组和复句都表示出相同的两大句法关系—并列关系、主从关系，而简单句只能体现主从关系，并列关系无法构成简单句；再者，几乎所有的连接词手段都适用于词组和复句，而简单句所显示的关系，无法使用连接词手段表达；最后，词组和复句具有相同的语法意义，或结构意义：词组和复句都具有简单结构（最小结构）和复杂结构（прост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и 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сложноепредложение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усложненного типа）。简单结构是一次性采用句法连接手段构成的结构，是句法学研究中最低一级的研究对象，句法研究正是从区分句法单位的最小结构这样的概念开始，揭示最小结构中各组成成分间的句法关系；复杂结构是几个最小结构的组合，是句法学研究中的第二层级研究对象，对复杂结构的分析的目的，是揭示最小结构之间的组合规则和组合类型。
不难看出，句法单位间的类质同象现象要求有与此平衡的概念化机制，例如，由词组和复句的同像现象引申出它们分类的相似性。Белошапкова根据这一规律性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最小结构和复杂结构的概念、并列和主从的概念，并根据词与句子的同相现象，提出了在句子中存在有聚合体结构的概念、句子的派生聚合体概念等。这些概念被应用于句法研究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从而构成了句法学完整的体系性和对称性。
对句子的形式结构的描写是 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种崭新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句子进行分析研究和抽象概括，找出各种类型句子的最小的典型结构模式。
这种以“句子最小结构模式”概念为基础的句子形式结构的最新描写方法，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俄语学界，并用于《70年语法》和《80年语法》。这种结构模式具有很宽的适应性—可用于各种类型的句子。与此同时，它具有极大的抽象性，它只包括能构成述谓单位（又称述谓核心）的句子成分，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是述谓单位的成分，如那些能揭示句子中按“词+词的形式”构成句法关系的成分，包括那些对谓语进行扩展所必需的展词成分，却都没有纳入该模式。“在词组和简单句体系中，只有最概括、最抽象的范例才能够不要求指明其词汇填充的规则和倾向。”（1989: 635）因此，这样的最小结构模式远非在填充任何词汇的情况下都能构成作为称名单位和交际单位的现实的句子。例如，句子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和Они очутились здесь．纳入相同的结构模式：N 1 +V f （名词一格+动词相应的变位形式）。可是，如果第二个句子只按模式来填充词汇，就无法得到现实的意义完整的句子（Ониочутились）。
Белошапкова认为，句子不仅仅是述谓单位，而且是称名单位和交际单位，因此，必须承认，句子信息含量的相对完整性是句子的主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结构–功能特征。所以，在进行句子结构模式化处理时，不仅要考虑作为述谓单位的句子的形式结构，还要考虑作为称名单位的句子的意义结构，也就是说，应同时考虑句子在纯语法结构上的完整性和意义上的完整性。根据这样的理解，句子的最小结构模式包括的成分要多一些，但限制在构成“独立的语义”和能完成“称名功能”的最小范围内。例如，在N 1 +V f 模式的实际填充过程中，与该模式相符的只有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这类句子，而对于句子Они очутились здесь.来说，N 1 +V f 模式中应添加表示处所意义的状语成分Adv-loc/N 2 …loc（式中，N 2 …loc—任何具有副词性处所意义的名词间接格形式）。依据这样的观点确定的句子最小结构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句子主要成分”的学说，将补语成分也划入句子必须的结构模式。
基于对句子最小结构模式的上述理解和定义，Белошапкова等人提出了句子的扩展结构模式的概念。扩展结构模式是最小结构模式加上实现句子意义所必须的基本结构成分（конститутив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构成，例如，模式N 1 V f +表示处所意义的成分Adv… loc/N 2 …loc，构成的扩展型结构模式：N 1 V f Adv…loc/N 2 …loc。这种模式的实现便可生成：Они очутились здесь．这类现实的语句。又如，N 1 V f +表示客体的补语成分N 4 ，构成模式：N 1 V f N 4 : Я помню чудное мгновенье．综上所述，句子的扩展结构模式是一种比句子的最小结构模式更完整更独立的抽象结构模式。由这种模式生成的句子，具有意义上的完整性，同时具有实现称名功能的能力—表示事件、情景或主题。
众所周知，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的传统句法学，并没有关注句子意义方面的描写。
那个时期的句法学研究只是把句子形式作为研究的对象，特别是把那些由具有不同语法类别特征的同族词构成的句法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例如，Он болеет.—Он болен.—Ему больно．以及同一词的不同形式：Он работает.—Ему работать．正如Н.Д.Арутюнова指出的那样：“句法作为语法的一个分支，它努力不超越语法自身的范围界限。”（1976:17）
Белошапкова指出，句子意义是其本质不同的各种组分的综合体：结构意义、内容意义（思想意义）和交际意义。这一提法，为更进一步揭示句子结构和语义关系，提供了理论武器。而在句子的语义研究方面，她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在句子的内容（语义）中，并存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意义，借用瑞士学者Ш.Балли的术语来表达：диктум（客观意义）—表示真实的客观情况；модус（主观意义）—表示思维主体对该客观情况的态度（1989:679）。
Белошапкова概括总结出俄语句子内容中三种必须的主观意义：（1）述谓性，即现实性/非现实性；（2）目的意向性，即疑问性/非疑问性；（3）确信度，即确定性/非确定性。第一种主观意义是指，句子通过述谓成分自身的特征而实现的时间意义和情态意义统一的综合体现（讲话人制定的句子内容与客观实际的关系）：Ночь была темная.–Была бы ночь темная;–Пусть ночь была бы темная！第二种是指讲话人的交际目的的体现，即他只想向谈话对方传递包含在句子中的客观信息，还是意欲了解对方就所传递的内容的某种反馈：Поезд пришел.–Поезд пришел？第三种是指讲话人从他的确信程度，即对有关知识的自信程度，对句子的客观内容作出的评价：Дождь идет.–Кажется,дождь идет．俄语语法结构迫使讲话人在借助语法形式构成句子时，使所要传递的任何信息都具备这些主观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句子都必须具备上述三种主观意义，对这三对参数作出必择其一的选择。这些意义参数的不同组合搭配，便构成了句子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语义含量和情态意义。
“三项式”理论源于捷克语言学家Франтишек Данеш在《A threelevel approach to Syntax》一文中提出的“从三个层次的不同角度研究句法”的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对复合句进行研究时，Белошапкова就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她在充分肯定这一思想对句法学理论和俄语句子实际描写的“革命性”作用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复合句的独特分类。这一分类原则是她当时撰写博士论文的理论依据，并依此完成了科学院《70年语法》中关于复合句的描写任务。在此过程中，她关于句子的“三项式”理论已日趋成熟，并开始用这一新的理论观点来审视现代句法学的内容和结构配置。1977年她主编出版了《现代俄语》（«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教程，反映了她这一时期的理论思想。在1981和1989年的《现代俄语》再版中，这一句法学思想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贯穿整个句法学体系性研究的一条主线。
所谓“三项式”理论，是指在句法学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和侧面，亦可称作句法结构中的三种机制：结构机制（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语义机制（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устройство）和交际机制（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这三种机制（侧面）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构成了整个句法学研究的完整体系；而在每个句法单位内部，同样存在着三个方面或三种形式的内容：形式内容、语义内容和交际内容，这三种内容是实现句子的话语交际功能的三大要素。
这一理论思想的先进性在于，它改变了对句法学现象的整体看法：从传统的、只要求研究人员去寻找所研究对象的统一的线性分类的单层次、单侧面的句法学观点，转向全方位的、大范围的句法学研究，以便找出句法结构的多侧面性特征，建立一个能兼顾到句子三个方面的所有本质特征—形式特征、语义特征和交际特征，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各种情形的多维度分类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项式”理论研究的初期，引起Белошапкова关注的是该理论的区分性功能（дифферен цирующаясила），这使她在句子中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实质，并力图证明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建立用于研究和描写句法各个方面的概念化体系。这一研究的结果是，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句法学体系：结构句法（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语义句法（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синтаксис）和交际句法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在此之后，她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即转向了它们在对称/非对称界面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问题的研究，从而揭示了该理论的联合性功能（интегрирующая сил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成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她提出的“句法学最终将趋于联合”的论断的正确性（1995:48）。
[1] Арутюнова Н.Д.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M].М., 1976.
[2]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В.А.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Синтаксис[M].М., 1977.
[3]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В.А.О принципах описания русской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целях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ерусским[J].//«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1981.№ 5.
[4]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В.А.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M].М., 1989.
[5]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В.А., Шмелев а Т.В.В.В.Виноградов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J].//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5.№ 1.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