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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要探讨第一个问题：宋神宗去世之时，人们对新法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看待“新法”作为一种已经推行的政策，二是如何看待“新法”所代表的更革有为之理念。后者将放在第二章进行讨论，本节主要谈第一个层次。
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也就是说，随着新法的推行，“正反”双方的意见、阵线都在调整，有所靠拢。关于这个问题，罗家祥已就若干人物作了较好的论述，并认为当时两大派别的冲突有缓和的可能
。本节将在其基础上再作申论，特别要突出的是：既然有缓和的可能，为何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仍无法弥合？即作为权力核心的司马光、高氏，他们的特殊性在哪里？
新法的支持者确实看到了“新法”有调整的必要。神宗刚去世，调整新法的呼声在“熙丰旧臣”中甚为明朗，也确实付诸实施了。王安石变法的主将之一章惇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对于役法，他认为“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
。章惇还说：“役法可以缓改，非如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
另外，据苏轼称：“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晩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
神宗是否想改取士法当考，但至少说明章惇是认可其弊的。
此外，黄履也是新法的干将，神宗去世后，他与另一因新法而进者安惇谈及了福建路盐法、茶法之弊，朝廷于是派出了陈次升、黄降分别去江南西路、福建路体察
。
神宗去世时的宰相蔡确，在元祐元年（1086）罢相前曾上表，史不载全文，但言官在弹劾他时有所引用：
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安慰民心……严边备以杜二敌之窥觎……走使轺以察远方之疲瘵，如张汝贤、陈次升往福建、江西……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一道，以合众志之异同……
这六句话可看成是蔡确在神宗去世后的自我总结，分两个方面：一是对被排斥在外的臣僚略加引用，即所谓“收拔当世之耆艾”，“合众志之异同”；二是对神宗之政略加更改，以合民心。虽然其表被孙觉以“自陈功劳，颇更矜伐”为由逐条批驳，但其自陈的内容仍是有迹可循的。
针对“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一句，孙觉驳云：“若如其言，则是司马光、吕公著之徒，今位在执政皆其所引也。”但蔡确并非虚言。吕本中（1084—1145）《杂说》就提到蔡确在邢恕的劝说下，“有意改更政事，收用旧人”，“元丰末，刘挚、梁焘、孙觉、李常以次收用，皆恕劝确为此”
。按孙觉、李常在神宗去世前已经召回，此李焘已指出。朱熹也说：“他（邢恕）家自有一本《言行录》，记他平日做作好处……盖元丰末，邢恕尝说蔡持正变熙丰法，召马、吕，故《言行录》多记此等事。”
蔡持正即蔡确，此正可与吕本中之说相印证。另外，苏轼之进，也与蔡确有关：
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
按，苏轼除起居舍人在元丰八年末。可见，神宗去世后，蔡确对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反新法人物的重新进用，是有推动作用的。
蔡确对神宗之政的更改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循。张汝贤、陈次升往福建、江西事前已述及。另外，侍御史刘挚说：“（蔡确）阳为协顺，将一二小事依应增损者，此非真能奉宣圣意也，盖欲以此安其身，为不去之计而已。”
又说：“陛下自去年以来，凡政令未便于民者，略已更改，虽未能尽去其根本大害，然节次所改者不少，皆是确久来护持以为善法者也，而今合同众改之。”又言蔡确在神宗朝从未言法令未便，神宗去世后“乃稍稍语于人曰：‘在当时岂敢言也！'”
苏辙也说：“陛下即位以来，罢市易、堆垛场及盐、茶、铁法，此蔡确之所赞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罢保甲保马等事，此韩缜与宋用臣、张诚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确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确等亦否之，随时翻覆，略无愧耻。”
这些批评言论说明，蔡确等熙丰臣僚参与了元丰末元祐初一系列的对熙丰新法之调整。
那么，原来新法的反对者又如何呢？
首先要谈到作为“异论之宗主”的司马光。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四月，司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在这一上疏中，他对“新法”下了一个定义：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
既有此一概观，则在司马光看来，凡是“新法”就是不合理的，皆属“舍是取非，兴害除利”。由此可见，从熙宁初到元丰末的十几年中，司马光始终未改对新法的全面否定态度。
但是，司马光这种论调在当时绝对属于“异类”，更多人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吕公著在熙宁初反对新法，元祐时期又是除司马光外最重要的主政者，他的态度就与司马光不同。熙宁八年十月，吕公著对神宗说：
臣今所言，亦非谓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诚能开广聪明，延纳正直，公听并观，尽天下之议，事之善者固当存之，其未善者则当损之。苟为非便，不为已行而惮改；言有可取，不以异议而见废。
可见吕公著并不全盘否定新法。又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六月，吕公著上奏说：“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他还说，青苗法“但罢逐年比较”，免役法“须少取宽剩之数”，保甲“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保马、市易、福建江南等路茶盐法则可直接罢废
。吕公著看到，新法内容庞杂，不可一概而论、一刀切地废除，而必须渐次更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余如范纯仁在神宗去世后所持的“徐徐经理”之立场，学者已注意到
。再如熙宁初力驳新法，又因新法而几至于死的苏轼，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亦已提及
。苏轼谪黄州后，在一封给滕元发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他确实觉得新法行之得当也能利民
。又李常在熙宁初也曾批评新法，特别是青苗法。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后，他上疏论七事，其一为“修役法”，他说：“臣愚以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法也；论无彼己，可久者确论也。”
类似的如王觌，神宗朝屏居累年，元祐初又反对司马光一刀切地废免役法、行差役法，认为“法无新旧，惟善之从”。
还有一个例子是曾巩。曾巩与王安石本极友善，却因变法问题而发生了分歧
，但元丰三年，曾巩却对宋神宗极力吹捧变法：
（陛下）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可见曾巩对于熙丰新法的观感已有所不同。
反对者态度的改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即他们实际也参与了新法的推行。如苏轼熙宁四年至七年通判杭州，“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苏轼后连续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他虽曾激烈反对新法，但作为行政官员，不能完全抵制新法，所以是“实践教育了他”
。熙宁元丰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这就是一个密集接触新法的过程。再如李常本就参与了新法的讨论，因论青苗法罢谏职后，历任滑州通判、知鄂湖齐州、淮西提刑，元丰五年已被召入京
。王觌熙宁七年在权润州观察推官任上，曾就青苗钱的催理问题上言，诏送司农寺详定；后来他还任司农寺主簿、丞，检详三司会计，又被韩绛辟为许州（忠武军）签书判官
。他们无疑都曾讨论、推行新法。
绝大多数所谓的“反新法”人士都有这样的经历。如王岩叟，元丰八年九月言：“臣昨在河北为知县，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亲见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泛泛而知之也。”
当然王岩叟一直是坚定的反新法者。又吕陶于熙宁十年三月上《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奏为役钱乞桩二分准备支用状》
，虽然是异议，但都是根据自己在地方推行免役法所见而言。又程筠《上神宗皇帝论新法疏》云：“比制置三司檄至臣邑，举行新法。臣初奉命恐后，惧稍迟缓，干旷职之诛。及布之民间，率多不以为便，臣于是不敢不强于民，民亦不敢不强为臣应。”
这些事例说明，新法的反对者同样是新法的参与者；故即使是反对，也是了解之后的反对。
另外，对于曾巩的前后变化，朱熹有个解释，他认为这是曾巩“连典数郡，欲入而不得”，所以改辙吹捧神宗：
曾子固初与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倅会稽……必是曾谏介甫来，介甫不乐，故其当国不曾引用。后介甫罢相，子固方召入，又却专一进谀辞，归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个中书舍人。丁艰而归，不久遂亡。
朱熹的这一解释未免过于尖刻，实际曾巩自熙宁二年通判越州，历知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至元丰三年入朝，共在外12年，所至有政声。这一点朱熹自己在编《三朝名臣言行录》时就根据曾肇所撰《行状》多有采录
。曾巩态度的改变，一方面固然是因有入朝之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他一直在地方接触、推行新法。曾肇所撰《行状》就提到曾巩在知齐州任上的作为：“在齐，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
在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在有些熙丰时代之人的墓志铭中，作者往往用一种赞赏的语气描绘传主平心以待新法。这反映了双重现实。一方面，如果墓志铭作者是反对新法之人，则说明他们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现实，且看到了新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反映了传主、作者所在的熙丰时代之实景，即对多数人而言新法是一种日常事务，必须执行，不涉及信仰、意识形态的争论。
比如吕陶，在传统的分类上属于反新法的，他在杨宗惠墓志铭中说，杨知绵州巴西县（治今绵阳），“是时苗、役之令初下，远方郡邑行之或过与不及，独君能体法意，推广以序，民得不扰。使者请君赍奏而上，谓可迁进，君以亲年高辞不行”
。在吕陶笔下，杨宗惠所行之新法就不扰民。且杨是个恬退的人，无论是熙丰还是元祐时期，都不依附。这其实是因为，对这样的基层官僚而言，所谓熙丰、元祐没有本质的区别。
再如范镇，是最先与王安石立异者，被司马光称为“勇决”，他在鲜于侁墓志铭中说：
是时新法行而公平心处之，苏子瞻以谓：“上不害法，中不伤民，下不废亲，为三难云。”人以为知言。
鲜于侁被司马光立为元祐时代的“转运使模范”
，但他也主要是个地方官员。又如曾肇，是曾布、曾巩之弟，后入元祐党籍。曾肇所撰的韩宗道墓志铭云，韩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时，正值新法推行，他“讲议法制，必究利病，因革损益，视理如何。不务纷更，不胶旧贯”
。
此外如王公仪：
公为商州，方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岁久，有偏而不起之处，主上慨然思欲振起而鼎新之。乃尊用儒术，旷然大变。首差役之议，推散敛之术。使者相望，交于道路，责在郡县，专奉新法。公于是时，不比不异，救偏补敝，归于中道而已。
该墓志铭的作者王森主要也是任职地方
。
又，安焘在元祐时期被视为熙丰臣僚之一，但其实在新法问题上表现得相当中立：“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会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异趣为高，或迎合求进，而焘平心以奉诏条，号无所倚。”且对于免役法、手实法、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问题，“焘数有陈论”
。元丰六年七月，安焘同知密院，还提出对西夏罢兵、将“非要害处”赐之以换取和平
，有意促使神宗改变对西夏政策。
新法是熙丰时代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当时整个官僚体系必须应对的日常事务，因此即使那些在起初高唱反调的人也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自熙宁二年新法推出到元丰八年神宗去世，这十余年的时间足够多数人了解其真实的面目。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光是个“异类”：一是因为他对于政治秩序、更张方式的理解与王安石不同（详见第二节），二就是因为他于洛阳修《资治通鉴》十几年，除了短暂地任职永兴军（治今西安），很少接触实际的行政事务，因此对“新法”的了解主要是理论层次的，反对也最激烈
。
除了司马光，还有一个人的情形是类似的，这就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
王安石变法时期，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分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根据现有的零星材料，曹氏和高氏都是反对新法的。漆侠先生认为，当时有一个大商人、官僚士大夫、国戚皇亲结成的反变法同盟；其中，近习国戚们的利益因新法受损后，代表他们发声的就是曹、高
。不过，无论是曹氏还是高氏，在史籍中都以不私外家著称
，很难说她们会屈从于家人的耳边风。阶级分析法在探讨社会构成时具有不可替代的犀利之处，但由此进一步衍生出的“代表论”，即将曹、高视为某个反新法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需要跨越很大的逻辑和事实漏洞
。关于曹氏、高氏在神宗时代反对新法的几条材料，都是可以质疑的。其模式化、戏剧性、人为撰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而且，材料的主角是曹氏，涉及高氏的记载较少。为免枝蔓，具体辨析请参考本书附录一。
曹氏、高氏反新法在史料上之零星与暧昧，基本印证了一个常识，即按照宋代一般的政治传统，曹氏和高氏应该很少参与熙丰朝政，也不太会直接卷入新法之争议
；因此完全不必把她们两位，特别是高氏，视为某种政策取向的代言人。
曹氏、高氏是否反对新法是一个问题，她们在支持新法或反对新法两拨人中更同情哪一方，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追踪的。看看新法主要反对者的名单——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韩维，会发现他们与反对英宗称濮王为皇考者有高度的重合。简单地讲，在“濮议”中，宰执认为英宗应该称生父濮王为皇考，而范镇、司马光等人认为应该称其生父为皇伯，英宗乃仁宗之子。范镇、司马光等人自然是在维护仁宗的利益，而作为仁宗之后、当朝太后的曹氏，对这一点无疑看得很明白。在宰执等人的压力下，太后曹氏虽曾下手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
，但这绝对不是曹氏的本意。
更进一步，在英宗与太后曹氏失和的情况下，司马光极力调和，始终将仁宗、曹氏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甚至用了一个极为通俗的比喻：“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一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
因此，曹氏留在零星史料中的是一个反对新法的形象，但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曹氏更为同情反新法之人，因为这批人在仁宗去世、英宗登基后曾极力维护仁宗的利益，故曹后对这些人甚为感激。据《吕氏家传》，熙宁十年吕公著自知河阳（治今河南孟州南）入朝，时为太皇太后的曹氏得知之后，“尤喜曰：‘积德之门也。'”而且赐宴之际，吕公著所用的器皿款识皆有曹氏“庆寿宫”字样
。
那么神宗的母亲高氏呢？高氏是英宗之后，这就必须略及仁宗晚年立英宗为太子的问题。仁宗储贰之议先后有至和（1054—1056）末嘉祐（1056—1063）初、嘉祐末两次高潮。范镇首发于至和末，其余人中文彦博参与了前者，司马光两次都参与了，吕诲则是在嘉祐末发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嘉祐末年的韩琦和司马光
。高氏垂帘后，英宗继统一事确实被再度翻了出来，先是肯定了至和末范镇的首发之功
。后来关于至和立储与嘉祐立储之功孰大又引发争议，最终以肯定后者了结，其实是突出了韩琦“止用谏官司马光章疏”
。张邦炜先生曾指出，高氏垂帘依靠的是她丈夫宋英宗时代的元老重臣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以及吕大防、范纯仁等
。如前所述，英宗继统与文彦博、吕诲、范镇、司马光等人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在新法“少年”与反新法的“老成”之间，高氏因为英宗继统一事，与后者更有历史渊源。
正是这种渊源，决定了高氏垂帘听政、亟须建立自己的权威之时，就更容易想起司马光，而不是在朝的熙丰旧臣。新的君主（或代行君权者），虽然继承了君主之位，但并非自然地就继承了前任的所有权力、权威，而必须建立自己独有的权力结构以操控朝政，在这种时候，历史的渊源就成为其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本书后面还会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氏并不是因为阶级立场而天然反对新法，这方面的史料并不充分，而且实际上她对新法推行介入较少、了解有限，但高氏与反新法之人更有渊源，这些人是她用人的首选。
正因如此，从对新法的了解程度而言，高氏与司马光同属一类。但不同的是，司马光是具有理论高度的，而高氏多出于现实考虑——既然是现实考虑，则当现实改变时，立场也可调整，这是后话。
上面简单陈述了神宗死后各种人物对“新法”的态度。就多数人而言，自然完全没有必要站在正方或反方，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者，法之新旧其实不构成太大的困惑。如果把观察范围缩小一点，则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态度都有所改变，反新法者的态度有了缓和，支持新法者有了反思。但是，神宗死后的政治轴心人物太皇太后高氏、司马光恰恰是“少数派”。
在这样的局面下，神宗死后的政策变动是必然的，但绝不意味着对新法作有限更张就能达成众人皆可接受的结果，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就有弥合的可能。因为掌握主导权的是高氏与司马光——接触新法最少、反对新法最力的人物。元丰八年八月，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以为新法之害，大半犹在，因为：
奸邪遂非饰过，而巧辞强辩以欺惑圣听，将至深之弊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天下识者皆言，陛下不绝害源，百姓无由乐生；不屏群邪，太平终是难致。
既然凡持“略示更张”思路者皆被斥为奸邪，那么，尚在其位的熙丰臣僚试图做有限更改的努力自然很快归于失败，元祐政治也由此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但这个起点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司马光既然从理论的高度要全面抛弃熙丰之政，那么他到底要绘制一幅什么样的蓝图？第二，既然女主高氏和司马光都是少数派，那么她要构建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以控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