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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门（总第四十四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葛耘娜
提 要： 从表面上看，关于法国君主制的未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伏尔泰视中国的政体为秩序良好的帝国典范，孟德斯鸠则为中国贴上了专制主义的标签，否定了法国君主制效法中国的可行性。对此，伏尔泰批评孟德斯鸠误用了专制主义的概念，也误解了中国的政体。本文从双方这一分歧入手，分析了二人对专制主义概念不同理解的成因，进而指出分歧本身来自一种共同的担忧，即在18世纪法国想要参照罗马建立起统一欧洲的帝国的愿望。在对新旧帝国的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注意到了英国所呈现出的新型帝国模式，它革新了君主制内部的权力结构，建立起了政治精英新的流动方式，使英国克服了旧帝国模式的短板。进而，他们在英国发现了法国和欧洲君主国未来可能的转型方向。
关键词： 伏尔泰 孟德斯鸠 专制主义 帝国 法国君主制
18世纪上半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几乎在临近的时间里游历了英国并且随后留下了引人瞩目的篇章。1726年，伏尔泰为避免牢狱之灾而流亡英国，然后写成了《哲学通信》，其法文版在1734年问世时立刻成了禁书。孟德斯鸠则是在1731年到英国，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回到法国后，孟德斯鸠基于在英国期间的观察和思考，计划发表一部三联作。但或许由于看到巴黎高等法院给予伏尔泰《哲学通信》的待遇，孟德斯鸠最终没有按原计划出版这个三联作。
这一年只出版了三联作中的第一部《罗马盛衰原因论》，但其中并没有专论英国，他对英国的观察，经过修改整合到了后来的《论法的精神》中，而三联作的第二篇《关于欧洲统一君主国的思考》直到1891年才得以面世。拉赫（Paul A.Rahe）认为二人对法国未来的忧虑和对英国的赞赏都来源于法国国运的一个转折点——1704年布兰海姆之战中法国的失败，他认为这次战败的冲击力至少不亚于后来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次失败使得路易十四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君主国的计划受挫，法国也不得不思考新的方向。
亲身经历了法国由盛转衰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英国，并且都带着对英国的关注和赞赏与对法国的批评和焦虑，写下了流传后世的篇章。1734年出现的这两本法文书看上去并不是同一主题，伏尔泰直抒胸臆地赞美英国，而孟德斯鸠评论的却是罗马。当然，世人可以从后来《论法的精神》中看到他对罗马和英国的论述又交织在了一起。二人对法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离不开一个共同的主题——帝国。这个主题不仅蕴含在英国和罗马两个新旧帝国的形象中，而且还与东方的帝国形象——中国分不开。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当时传教士和旅行家的记述以及一些当时在法的华人，可是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伏尔泰视中国为秩序良好的帝国的典范，而孟德斯鸠则在政府分类的框架中为中国贴上了专制主义的标签。在当时，伏尔泰就批评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概念的使用是错误的，时至今日，孟德斯鸠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或者说对古代中国政制的臧否，也一直受到来自东西方学者的讨论与质疑
，不过，“专制主义”一词已经成为政治思想和现实政治斗争中非常有力的一个用语。
真的像伏尔泰所言，孟德斯鸠误用了专制主义、误会了中国的政体吗？对专制主义概念在认识与界定上的分歧，与他们二人在对英国和罗马的认识上的共识，形成了反差鲜明；而如果我们深入二人对这一系列主题的思考中，则会发现，在上述分歧与共识之间恰恰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厘清这种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国在18世纪政治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可能性。
伏尔泰批评孟德斯鸠误用了“专制主义”这个希腊词汇，专制君主（des-pot）是指希腊人所说的一家之主，即父亲，而如今被误用到东方的摩洛哥皇帝、土耳其苏丹、教皇以及中国皇帝身上。伏尔泰援引了《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1节中孟德斯鸠给出的定义：“专制主义是没有法律或者规则的一人之治，这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统治一切”，伏尔泰认为这种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没有和欧洲一样的法律，也会有相应的宗教或者习俗的规约，比如，对于穆斯林来说，《古兰经》以及圣训就是法律，所有的伊斯兰君主国都会宣誓服从这些律法。他还证明中国是有法律的，甚至文明的程度相当高。
伏尔泰承认中国在科学上是一个停滞的国家，但是认为中国在道德和治国方面堪称典范。在《路易十四的时代》的最后一章，他专门论述了同时期的中国，在他看来，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都是值得称道的君主。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中国的礼仪和风俗，特别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伏尔泰举了一个例子：有的传教士深得康熙喜爱，但是康熙并没有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亲近而擅自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还指出：康熙是一个贤明宽厚的君主，严格地遵守法律，遏制僧侣的野心和诡计，保持国家的和平与富足。
显然，伏尔泰不仅没有认为这个东方帝国在政治上有什么恶，相反，他认为中国在其君主治下，人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统治着这个千年帝国的皇帝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意妄为的。
在孟德斯鸠将中国归类为专制主义之后，他意识到这可能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中国的描述是不符合的。他提到，当时传教士认为地域广大的中华帝国是一个混合了恐惧、荣誉与德行三个原则的政府，如若如此，那么他先前所建立的三种政府原则的区别就没有意义了。
在对环境与法的关系的考察中，他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是必然要实行专制统治的。
他从两个角度反驳了传教士的看法，一是他质疑传教士的描述是否真实，也许这些描述是由于被中国呈现的有秩序的外表所迷惑，或者是受到类似教皇的君主一人的意志所主导的景象容易被传教士所接受；二是他认为或许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诸如人口压力、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中国的政府还没有达到专制主义应有的腐败程度，同时，人民由于生存的压力，而心甘情愿地戴上锁链，所以还没有悲惨地反抗。在这一章的最后，他没有做更多事实上的反驳，而是直接断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其原则就是恐惧。正如李猛的分析，孟德斯鸠是在后面第十九卷的讨论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那就是中国的“礼教”
。问题其实又回到了伏尔泰对孟德斯鸠的批评上，孟德斯鸠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法律和礼教、习俗是合为一体的。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在没有写入《论法的精神》的笔记中对中国政体性质的界定却是比较温和的。他说：“中国是一个混合政府，由于其君主的巨大权力，它具有专制主义的很多特性；因为监察制度和某种以父爱和敬老为基础的德性而有一些共和制的因素；由于具有固定的法律和规范的法庭，有一种与坚忍和敢于说真话相联系的荣誉，而带有君主制的特性。三者得到适当的抑制，源于气候的条件使得中国能够存续；如果帝国的广大造就了一个专制的政府，那么它是所有专制政府中最好的。”
总之，一方面，即使最终还是给中国贴上了专制主义这个类别标签，他依然看到了中国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剖析中国的时候，他也触及了君主制与专制主义之间一个含混的地带。
伏尔泰批评《论法的精神》把专制主义设定为政府的一种自然的形式，他认为这简直是笑话，没有任何国家自然就是专制主义的，因为不会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欣然接受专制主义。他认为专制主义不过是王权的滥用，就如无政府状态是共和政府的滥用一样。
事实上，孟德斯鸠是从两层意义上来论述“自然的”专制主义的，第一层含义是他提出的自然环境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
，另外，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七章谈到政体和气候的关系时，他认为亚洲和非洲的极端气候更容易产生专制。
第二层含义是他认为专制主义是最能轻而易举实现的一种统治方式，“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
。也就是说，在专制主义国家中，权力处于一种最为蛮荒的状态，权力本身没有节制，也没有人为的制度对其加以干预。
由此看来，伏尔泰的批评与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是一种自然政体的解释其实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伏尔泰认为专制主义是王权的滥用，这与孟德斯鸠的看法并无矛盾，孟德斯鸠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说明了专制主义与君主制之间微妙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与二人对当时法国关于帝国的想象所进行的反思是密切相关的。
显然，孟德斯鸠不大可能不了解专制主义的词源和它的用法，在他所熟悉的《利维坦》中，霍布斯曾对这个希腊词做过专门的解释，而在《利维坦》的语境中，专制主义既不是指野蛮人的，也不是专指东方的
。专制主义这个词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出现始自投石党运动，当时将马扎然对法国的统治类比于东方的苏丹统治，但到路易十四亲政以后，这个词被禁止与当局联系起来。后来到摄政时期，言论压制得到放松，才得以公开使用。同时，由于各种传教士游记的传播，欧洲形成了一股欣赏和羡慕东方的潮流，有些人认为富足和文明的中国可以成为欧洲学习的典范。
有不少学者指出，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描绘，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出于论战的需要，因为他担心那些竭力为路易十四绝对王权辩护的人和羡慕东方帝国的人会把法国带向专制主义的深渊。
在孟德斯鸠看来，在君主制和专制政府中，君主都处于权力的中心，君主制发展最有可能的方向是专制主义，犹如地心的引力作用一般，“河川的水迅速地流着去同大海汇合；君主政体的国家就这样消失在专制主义的大海里”
。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开明与否并不能区分君主制和专制主义，因为人性的基础是相同的，“所有的人都是野兽，君主是没有拴起来的野兽”
。
“依法律统治”能作为区分标准吗？根据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君主制的君主依据固定的法律来统治，而专制政体则完全听命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臣民的服从靠的是他们所感觉到的恐惧。实际上，孟德斯鸠并不认为可以单纯依靠法律进行统治，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到了尊严法（loi de majesté），这本来针对的是想要危害罗马人民的人，可是提比略却用它来对付那些他所憎恶或者不信任的人：“在法律遮掩下披着公正的外衣施政，最酷烈的暴政莫过于此，不妨做这样一个比喻：不幸的人们抓住一块木板爬上了岸，有人却用这块木板把他们再次打下水去。”
法律一旦被确立，就不再囿于立法者的意愿，也许立法的初衷是非常中正、善良的，但是立法者并非总能预料到随新法而产生的新弊端。孟德斯鸠非常清楚“唯法是从”的危险：“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
此外，法律不仅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若法律实施的条件不同，所谓“法的精神”发生了变化，即便本来是良法，最终也未必会起到良法的作用。比如“人们可以用法律杀人，正像人们用剑杀人一样。在150年间，罗马皇帝毁灭了罗马一切古老的家族。他们最大的暴政之一就来自他们的法律”
。由此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在后面的论述中逐渐削弱了前面用“依法律统治”来区分两种政府的论断。
那么，君主制是如何走向专制主义的呢？孟德斯鸠并没有直接描述哪个欧洲国家从君主制走向专制的例子，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对东西方帝国发展的描述中找到一些线索。首先，疆域辽阔是孟德斯鸠认定中国是专制主义的第一条依据，同时，他指出罗马恰恰也是在它疆域达到顶峰时丧失自由的。不过，孟德斯鸠小心翼翼地用专制主义称呼东方的君主制，而在西方，他用的是僭政（tyrannie），称失去自由的罗马政权为“僭主体制”（ce système de tyran-nie）。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罗马没有被贴上“专制主义”的标签，但是，在论述中他把罗马不断扩张带来的问题与自由的丧失联系在了一起。
就外部而言，不断扩大疆域，终于使罗马超出了共和制的界限，那些距离帝国中心很远的公民渐渐用他们对将领的忠诚取代了对祖国的忠诚。外部的问题逐步波及内部，公民不再关心自己的祖国，也不再关心原来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的分裂必然会出现，因为要求公民在战时勇敢、在和平时期胆怯，这是矛盾的，在战争中勇敢的人到了和平时期也依然如故，而帝国的征战总有一天要停下来，对外战争结束之时，也是内部分裂开始之日。孟德斯鸠在描述罗马的分裂时，类比了亚洲的专制政体，指出这种政体下总是存在实实在在的分裂，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而被压迫的人并不反抗。
罗马的极盛而衰是孟德斯鸠的重要关注点，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既讨论了罗马是如何走向强盛的，同时也讨论了罗马衰落的原因。罗马之所以能够称霸，得益于不断的战争，罗马从战争中不断向对手学习，取长补短，战争一方面为罗马带来了财富，另一方面还训练了公民，使罗马公民具有极强的纪律性。罗马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处理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关系，保障自己对外的安全。无论在《罗马盛衰原因论》还是《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都对罗马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样，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罗马帝国与罗马帝国四分五裂后的欧洲分别比喻为“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片荆棘丛生的不毛之地”
，罗马帝国达到了后来欧洲难以匹敌的高度，罗马帝国也成了后来欧洲强国争相模仿的对象。然而，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认为罗马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的模式或许也不值得各国再去追求了。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来解决外部竞争的问题。在路易十四之后，虽然法国不得不面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巨大损失，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法国称霸欧洲的念头。孟德斯鸠在《关于欧洲统一君主国的思考》一文的开篇提出：“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欧洲现存的国家，是否可能有一个民族像古罗马那样保持对其他民族持续的优越性？”
他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首先因为战争技术的创新，武器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而一个民族自身的天然优势变得不那么重要。其次，他提到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用18世纪的国际法观念去看，人们已经无法容忍罗马在战争中的那种残忍杀戮和劫掠。另外，罗马用战利品抵偿战争成本的模式也无法维持，现代战争必然和财政联系在一起，经济和贸易的水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靠劫掠支撑的帝国只有不断地取得胜利才能维持战争，而像当时法国这样靠农业来支撑的国家，显然无法为战争提供持续的资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认为18世纪强大国家的财富并不是西班牙式的财富，西班牙从南美运回的金银只是加速了欧洲金银的贬值，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衰落。
伏尔泰说英国人是喜欢自比于罗马人的，但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同之处，现代英国经历了非常可怕的宗教战争，但是这样的内战为英国带来了自由，而罗马的内乱带来的却是奴役。他认为英国成功地实现了在精英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而罗马的问题在于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缺乏调节的力量，前者通过不断对外战争的方式，将罗马人送上战场，一旦战争停止，内讧就会开始，人民就沦落为奴隶。伏尔泰对比古代的欧洲和现代的欧洲，他非常肯定地指出后者优于前者：“英国比罗马好上一万倍，比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好上一万倍。”
伏尔泰对英国的喜爱甚至到了在面对英法作战时为英国竭力反抗路易十四而鼓掌。
因为他认为更高的生活水准、良好的法律和拥有自由，要好过物资匮乏、无政府状态和奴役。伏尔泰认为英国的自由首先来自政治精英对国王的节制，其次是政治体对新的政治精英的接纳，英国的两院已经和欧洲传统的贵族权力相去甚远，英国贵族虽然仍然有封号，但已经和封地没有关系了，封号仅仅是使他在议会中获得权力，而他可能对封号的属地一无所知。
伏尔泰的这一观察和孟德斯鸠不谋而合——英国事实上取消了封建时代的中间权力阶层，事实上的贵族消失了，这种趋势也正在法国发生，路易十四将贵族招至凡尔赛宫，传统贵族慢慢失去与自己土地的联系，同时也不再是节制君主的力量了。相反，由于没有政治精英参与政治的合适渠道，法国所面临的状况是：老贵族在奋力回到过去，极力论证佩剑贵族的优越性，新的政治精英却难于触及政治权力，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是对国王唯命是从的行政官僚。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君主的统治不需要中间权力，甚至不需要专制君主亲自统治，只需要设置一个宰相（un vizir）
，专制君主可以藏在幕后，或者像《波斯人信札》中的男主人公那样，靠阉奴进行远远地控制。单一的行政力量更容易实现由“恐惧”支配的统治，专制君主住在深宫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暴露自己，因为暴露得越多，“恐惧”越难奏效。孟德斯鸠在罗马帝国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景：“狄翁说得有道理，从皇帝们开始当政，历史就变得很难书写了，因为一切都秘而不宣，各个行省上呈的所有文书都送进皇帝内廷，唯有皇帝们因愚蠢和张狂而不想隐瞒的事，方能为外人知晓，此外便只有历史学家们的猜测了。”
当克劳狄将审判权交给了他的官吏时，孟德斯鸠断定先前的政治体制也随之消失了。
可见，帝国内部趋向专制的危险并不在于简单地由君主一人揽权，更大的危险是一个完全听命于君主的政治精英阶层取代了原来拥有制衡权力的政治精英层，这恰恰是彼时法国政治转型的危机所在。
罗马帝国另一个致命弱点是无力抵抗奢侈生活对政治体的侵蚀。孟德斯鸠指出，罗马的衰落也恰好是从征服东方后而被东方的奢侈生活所腐化而开始的，罗马的士兵一旦习惯了东方的奢侈生活，就无法回到简朴的、艰苦的生活方式中。当腐败在罗马蔓延，罗马也就成了其他民族的猎物。
在孟德斯鸠对政体原则的叙述中，共和国的原则是德性，德性的核心是爱祖国、爱简朴，因而，要保持共和国的活力，就要避免公民沾染奢侈的生活。此外，他还指出，腐化、奢侈、逸乐是专制国家的重要特征，奢侈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有害的。他指出中国应该像任何的共和国那样，要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奢侈必然会带来王朝的更迭。
总的来说，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华帝国，都要时刻防范奢侈。
不过，孟德斯鸠并不反对奢侈，在这一点上他和伏尔泰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就奢侈问题，伏尔泰批评卢梭，认为限制奢侈法仅仅对穷的共和国而言是有益的。对一个正常国家来说，富人消费恰恰使穷人有了进行生产的活计，如果限制消费，那么穷人制造的东西又卖给谁呢？“限制奢侈法仅仅是用来取悦懒惰的、傲慢的和有嫉妒心的穷人。”
孟德斯鸠认为奢侈并不会威胁到君主制，奢侈与君主制的原则“荣誉”毫无抵捂，相反，奢侈可以成为荣誉的一种奖赏。奢侈总是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由于罗马共和国要远离奢侈，就必须对商业保持警惕；既然君主制不受奢侈的威胁，是否可以放任商业发展呢？他谨慎地指出要限制君主和贵族经商，如果让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去经商，结果就是掌握了国家信用的商人会从事所有种类的垄断。权力阶层如果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在商业中获得特权，结果不仅不会促进商业的繁荣，还会造成商业的停滞，这也是西班牙衰落的教训之一。
罗马这样的古代帝国靠不断进行战争、扩大领土来维持政治体的生命，同时又要时刻防止奢侈对政治体的侵蚀，但英国的帝国模式已经完全不同，它不再完全依靠拓展疆界而是依托商业贸易的发展来解决外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并不担心奢侈会腐化帝国。对奢侈问题的不同处理，恰恰反映了帝国内部权力结构的转换。英国由于取消了传统的贵族特权，因此不像西班牙、葡萄牙由国王或者贵族这样的政治权力去垄断商业，在英国，“因出身、财富或者荣誉而出挑的人和平民混在了一起”
。同时，英国仍然对商人有所限制，只不过，在贸易中限制商人的行为并不意味着限制商业本身。孟德斯鸠指出，贸易自由不是放任商人为所欲为，在英国，商人遇到数不清的阻碍，法律给他们的束缚并不比奴役的国家的少。
总之，英国准许贵族经商，并在事实上已经告别了旧的欧洲君主制。一种新的精英遴选和流动的模式，不仅让英国拥有了战胜法国的强大经济来源，而且让英国避免了在旧的帝国模式中奢侈和商业所形成的威胁。
中国、罗马、英国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思考法国未来时共同使用的参照物，尽管伏尔泰批评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定义，否认专制主义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政府形式，并且反对将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然而，伏尔泰认为专制主义不过是一种腐化的君主制，这恰恰印证了孟德斯鸠的担忧——同为一人之治的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界限是非常脆弱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看到了18世纪法国想要参照罗马建立起统一欧洲帝国的愿望，并且都发现了这一诱惑背后的致命危险。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另一个法国可能模仿的对象，即传教士和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伏尔泰对中国充满好感，但孟德斯鸠则认为无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古代的罗马都不值得模仿。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类传统的帝国，自身的安全主要得益于辽阔的疆域，罗马的历史说明，哪怕是制度优良的共和国，疆域一旦扩大，政治最终都会走向专制。换言之，传统的帝国模式蕴含着专制主义的某些基因，疆域扩大到极限之时，也是自由丧失之日。
在现实中，英国阻挡了18世纪法国建立一个新欧洲帝国的愿望，正是英法的对决，让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意到了英国所呈现出的新型帝国的模式，这种帝国不再执念于在欧洲扩疆拓土，而是更倚重商业和贸易来强大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对君主制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革新，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精英的流动方式，使英国不再惧怕传统帝国中商业以及奢侈的腐蚀，并将商业的发展变成了帝国的基石。抛开路易十四死后仍萦绕法国人心头的帝国想象，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虽然有诸多分歧，却在英国发现了法国和欧洲君主国未来可能的转型方向。
Abstract： It seems that Voltaire and Montesquieu might have very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French monarchy. Voltaire considered the regime of China as a model of a well-ordered empire, while Montesquieu labeled it as despotism, deny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mitating China. Voltaire criticized Montesquieu for misusing the concept of despotism and for misunderstanding the regime of China. Starting from this disagre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of despotis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isagreement itself comes from a common concern, that is, the ambition of France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monarchy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model of Roman empire. After comparing the old and new empires, we find that both Voltaire and Montesquieu noticed the new model of empire presented by Britain, which reformed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the monarchy and established a new fluidity of political elites, enabling Britain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ld empires. Both of Voltaire and Montesquieu found in Britain a possible future transformation of French and the European monarchies.
Keywords： Voltaire, Montesquieu, Despotism, Empire, French Mon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