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关注报章，当然不只是因其提供了发表园地，更因其可能引发文学或思想潮流。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例子，当属《新小说》《新青年》以及《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等。从《新小说》创设“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的《小说丛话》，提倡小说界革命；到《新青年》借“通信”与“随感录”等形式，批判孔教并主张文学革命；再到《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因刊出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影响极为深远的古史大讨论
，这种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的心态，大大活跃了文学界及学术界的气氛，刺激了新的文学及学术潮流的形成。
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曾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
。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
，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叙事模式的转变，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撰述之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报章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单谈文章风格还不够，报章对于现代文学及学术的“赞助”，还包括作家/学者发言的姿态、引发潮流的过程，以及文学及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途径等。如此“赞助”，效果明显，但不见得全是正面的，也有逐渐放弃自家立场，为名利所诱而随波逐流，或故作惊人语以欺世盗名，等而下之甚至浑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媒介并不透明，同样有其主体性，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己的形象。既然以报章为中心，现代中国的文学，其发生与发展，就不能不带上报章刊载这一传播方式的特征。我曾论及报刊连载小说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逼着作家调整自己的笔墨。读者要求在每期杂志上都能读到相对完整的故事，这就迫使作家在寻求每回小说“自成起讫”的同时，忽略了小说的整体构思。长篇小说于是很容易变成短篇小说的集锦。这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可能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灾难；而对于短篇小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报刊连载对于小说形式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还不在于这些有形的变异，而在于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很难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了，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
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作家不再拟想自己是在说书场中对着听众讲故事，而是明白意识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给每一个孤立的读者写小说。一旦意识到小说传播方式已从“说—听”转为“写—读”，那么说书人腔调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在逐步取消“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套语和楔子、回目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规矩”的同时，许多原来属于禁区的文学尝试——包括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都自然解冻了。
至于小品文与报纸副刊或文学杂志的联系，更是有目共睹。自鲁迅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其中有一节题为“Essay与新闻杂志”，到梁遇春之坚称“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再到穆木天强调“文艺副刊的盛行，散文小品自然要发达，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都是意识到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其实，更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二者如何互相依存、互相改造。换句话说，文艺副刊或文学杂志在选择小品文作为最佳伴侣的同时，如何对这一文体施加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张力，同样存在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各大文类与副刊/杂志之间，这才是文学史家所必须认真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