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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861年是个重要的年头。在圆明园废墟以及众多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下，恰逢新帝继位的清廷，力图“重振雄风”，出台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其中包括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通商大臣，为镇压太平军而购置洋船洋炮，以及奏请建立同文馆等。外交之强调妥协与平衡，内政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自强运动”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真正起步。
与此同时，《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签订）第十三款之保障天主教士在清帝国各处自由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也使得传教士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评价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是个十分棘手的话题。一方面，传教士的专横、傲慢以及政治野心，曾经，而且现在仍令人极为反感；另一方面，传教士之挑战传统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又有助于近代化事业的启动。换一个角度，从传教士的立场考虑，传播福音成效不大，反而是其作为辅助手段的西学知识，受到世人的热烈欢迎，实在有违其本来宗旨。可也正是众多传教士的“不务正业”，成了后世史家考察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角度，因而备受学界关注。
几乎是踏着“同治中兴”的脚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1868年创办的《教会新报》，在一个具体而微的范围内，体现了如下假设：少数学有所长的传教士，其工作有意无意中配合了“自强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在其相对擅长的科技、教育以及文化传播诸方面。
选择《教会新报》，除了其自身的价值，也不无纠偏补缺的意味。对学界影响极大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所收杂志，以出版顺序排列，第一《六合丛谈》（1857—1858），第二《中西闻见录》（1872—1875），第三《瀛寰琐记》（1872—1875），第四《万国公报》（1874—1907）。创刊于同治七年（1868）的《教会新报》，因“以宣传宗教为主”，只是作为《万国公报》的前身，在注解中略为提及。晚清杂志借阅不易，未能进入“篇目汇录”，意味着不为大多数学人所关注。
《教会新报》
学界之所以忽略《教会新报》，原因是，“顾名思义”
，此刊“主要读者为教会人士，改称《万国公报》后，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教外人士订阅者逐渐增多，内容除传教外，还介绍一些西方普通科学知识”
。如此描述，过分强调《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的差异，突出前者的宗教色彩，使得从事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的学者望而却步，略过了本不该遗漏的《教会新报》及其编者林乐知。
林乐知
《万国公报》由于直接影响了戊戌年间的维新变法，很早就得到史家的特别关注。即便受意识形态影响，评价天差地别，但研究课题的价值，一直没有受到质疑。《教会新报》则不一样，首先是“浮出海面”，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后才是如何“准确定位”。其实，单是创设早（目前大受学界青睐的《申报》，四年后方才开张）、存活时间长（六年的刊龄，已属长寿，更何况还有《万国公报》作为后续）、内容不限于“教事”，便可能因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成为晚清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