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能存在的陷阱

“现代文学”从一诞生，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才华的呈现，而是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纠合在一起，以至你若单从审美角度入手，很可能“剪不断，理还乱”。“作家”因某种机缘（政治的、经济的、地缘的、人际的）而组成了“社团”；“社团”为了实现自家文学理想而创办“报刊”（综合性或文学性）；办报办刊需要有宗旨，于是“发刊词”等应运而生；提出口号，发起运动，终于形成一时的思想或文学“潮流”；在此过程中，作家们撰写并发表了若干或精彩或平庸的“作品”；在一系列论战中形成的思想立场与美学风貌，对于确定文学标准，催生“经典”并淘汰“劣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报刊并非仅仅“提供园地”，而是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以至影响了某些作家的写作心态，也制约着某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或阐释某一阶段的“现代文学”时，不可能完全忽略代表性报刊的存在。

晚清以降，出现过无数领一时风骚，并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报刊，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其中，报刊类型不一（有党派的，有商业的，有同人的；有精英的，有大众的，有界别的；有文学期刊，有综合杂志，还有报纸副刊等）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也各有各的发展方向，研究者必须学会“因地制宜”，发展出恰如其分的论述策略。既理解各种“本色当行”的表演，更关注那些变幻莫测的“越位”与“反串”——思想刊物之提倡文学革命（如《新青年》）或文学杂志之组织政治运动（如《文艺报》）；不管是“常规”还是“变异”，研究者都需要认真面对。

我曾试图从“报章之于‘文学革命’”“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报章与文体之互相改造”“从‘圈子’到‘流派’”“关于‘垄断’与‘反垄断’”“论战中的文学”等方面，探讨“报刊”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的决定性影响 ；日后发现，即使在我所限定的1890—1930年代，仍然有很多无法涵盖的“例外”。或许，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最好先别追求“一言以蔽之”，而是认真经营好无数精彩的个案研究，呈现尽可能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图景。而这，正是目前学界努力的方向。换句话说，不同于1980年代之流行“走马观花”，今日中国学界，谈论“文学与传媒”时，大都倾向于“拿证据来”。这一趋势值得肯定；但只是提倡实证，由“泛泛而谈”转为“细致入微”，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难题。

对于那些曾经或即将从事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研究的学者来说，以下谈及的困难及陷阱，或许“心有戚戚焉”。

第一，关于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翻看近年完成或出版的有关“文学与传媒”的著述，几乎全都充斥着译介进来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布迪厄的“文学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布迪厄等人的论述，当然值得借鉴，只是不该满足于“挪用”，而全然放弃反省、批判、校正的权利。若辛辛苦苦收集大量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安德森所言不虚，报刊或小说确实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此类“主题明确”的论述，很难有大的发展前景。可不满意又怎么样，你我是否有另辟蹊径的意愿与能力？以我有限的阅读感受，谈论现代中国“文学与传媒”之关系，有不少精彩的论文，若李欧梵之讨论《申报·自由谈》、王晓明之研究《新青年》、贺麦晓（Michel Hockx）之探究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场”、朱晓进之描述1930年代的文学杂志、王富仁之关注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 ，但这些都属于“中观”层面的论述，还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至于《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媒时代的文学》等专门著述 ，或成于众人之手，或缺乏学术深度，虽有利于教学，但说不上整体性的突破。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既要抵抗各种现成理论对于生气淋漓的文学现象的肆意宰割，又要警惕沦为单纯的现象描述与史料介绍。大概是专业化压力日益加大，为保险起见，现已完成的学位论文，大都是个案研究，纵横驰骋不足，缺少综合论述的眼光和理论提升的魄力。随意挥舞各种时髦理论固然不可取，但沉湎于“原生态描述”，也非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目前的状态是，论者多少都有创获，可就是格局不大，极少从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主张。

第二，在“有趣”与“无趣”之间。做报刊研究的，既须找到研究的原动力，又得抵抗趣味性的诱惑。因为，研究者很容易陷入两种截然相反的陷阱：第一，太有趣了；第二，太无趣。翻阅几十年前（乃至百余年前）的旧报刊，入眼皆是有趣的史料，这也观赏，那也玩味，如此流连忘返，收获了一大堆的琐话与逸闻，适合于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而很难转化成专业著述。撰写学术论文，没有细节不行，沉湎于无数有趣的细节之中，见木而不见林，同样是大忌。要做到能攻能守，能小能大，像传统中国书画讲究的那样，“密不透风，疏可跑马”，很不容易。至于为何感叹此类研究太枯燥，“无趣”得很，那是因为，现代报刊浩如烟海，若没有明确的目标、方法与途径，很容易变得茫然、惶惑与不安。花了很大的力气，几乎贡献了一只眼睛（那是看缩微胶卷的恶果），爬梳出来的，也不过尔尔。不是说毫无用处，而是鸡零狗碎，派不上大用场。再说，有定评的重要报刊（如《新民丛报》《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早有人着先鞭，于是，日益庞大的学术队伍，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各种早先不太显眼的政治、文化或文学期刊，都被研究生们争先“抢注”。题目越做越小，评价越说越高，答辩时，除了研究者本人，连导师在内，全都一头雾水。如有人存心作假，弄出一些本不存在的“高论”，是否会被戳穿，真是个疑问。顺便说一句，评判此类研究成功与否，不该以“填补空白”（那太容易了），而应以挑战主流论述与撼动原有的研究格局为标准。

第三，警惕报刊研究的“自我封闭”。假如你做新闻史研究，或许可以“就报刊谈报刊”，但如果是“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则非“里应外合”不可。就算只谈“文学生产”，内有作家的个人才情与创作动机，外有政治思潮、教育体制、文学风尚等，均非“报刊”所能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报刊——尤其是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必须兼及报刊背后的文人集团、社会思潮、文艺政策等，这才有可能将文章做大、做深、做透。对于选择此类题目的研究者来说，一般都会翻阅半个世纪前阿英的开拓性著述《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工具书，还有近年出版的若干“史论” ；但单有这些远远不够，关键是兼及报章内外——与已发展得比较充分的文本解读、作家评述、思潮与流派研究等结合，方能有所创获。“单打一”地谈论某一报刊，不仅所见者小，且容易过度阐释。面对遍地珍珠，缺一根线，就是串不起来；而这“线”往往来自你对这段文学史的整体理解，而不是直接得之于具体的报刊阅读。我自己的教训是，做《教会新报》时，几乎是“为杂志而杂志”，故处处捉襟见肘；与讨论《新青年》时之左右逢源，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此，研究生们最好先有文史方面的专门训练，而后才进入报刊研究；否则，很容易陷入资料的海洋，而丧失批判的眼光与思辨的兴趣。

第四，念文史的，讲究“尚友古人” ，长期与屈原、杜甫或鲁迅等对话，能提升自家的精神境界及文化品位。以精英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锻炼思想，培养情趣，追求卓越。而集中精力研究报刊，对自家解读文本的能力以及鉴定作品的品味，不见得有多大的帮助。我注意到，不少专注报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得不错，但日后的研究格局不大。因此，我有点担心，是否研究生阶段的这一选择，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对于报刊研究者来说，如何兼及思想史的视野、文化史的敏感、社会史的功力以及文学史的趣味，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至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到底以“掌握技能”还是“推出成果”为主，也是个两难的选择。过多强调“填补空白”，导致学位论文的选题越来越偏，不敢与伟大作家或经典作品对话，不是一个好现象。

第五，谈论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可专注于某一影响深远的报刊，但也不妨纵横驰骋，辨析思想史或文学史上的“杂志群”现象。同时期的好说，比如“左联”的诸多文学杂志，本就同根生；同一主编的也好办，像梁启超前后主编那么多报刊，完全可以做一综合考察；同一社团的也不难做到，若各种以“创造”为名的报刊，确实血脉相连；值得注意的，还有出版时间不同、编者迥异，但又遥相呼应的——探究这些报刊的“前世”与“今生”，对于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之错综复杂，无疑很有意义。像谢泳谈论胡适的《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与储安平的《观察》、殷海光的《自由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借此串起一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奋斗之路 ；或者像梅家玲探究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再到《中外文学》这一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的发展线索时，关注夏济安的《文学杂志》是如何赓续了先前朱光潜《文学杂志》的传统 ；或者像我自己曾谈及在当代中国文化界影响巨大的《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而邹韬奋《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此类跨越历史时空的勾勒与辨析，更需开阔的视野、丰厚的学养，以及某种想象力。

第六，谈论现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而将目光集中在“报刊”，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某一时代突出某一类型的媒体，这很自然；但所谓“主导性的媒体”，并不一定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或文学高度。“核心媒体”与“边缘媒体”的区分 ，更多关注的是接受者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对于创作者来说，追求大规模传播，很可能导致其先锋性的丧失。因此，社会影响与文学成就不一定成正比。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明知电视的影响力很大，可还是更为关注文学期刊，此举包含其学术判断。至于谈论晚清或1930年代的文学生产，关注报刊多而研究书局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文学图书的出版而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我曾谈及：“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关注家大业大的商务、中华等；可实际上，小书局因其同人性质，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创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今夜星空灿烂’，离不开这些遍地开花、转瞬即逝的小书局。” 遗憾的是，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书局，因缺乏连续性，极少有档案保留下来；而只靠书目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正因此，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外学界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 ；至于泰东书局或现代书局，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比这更难的，是捕捉那些早已随风飘逝的“声音”——如学堂乐歌、新闻广播、曲艺唱片等 。谈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如何在“文字的中国”“图像的中国”之外，呈现“声音的中国”，是个极大的挑战。

第七，关注“传媒事业”中的“文学因素”。像新闻史家那样，单谈报刊或广播，那是另一回事；倘若是文学史论述，最难处理的是“传媒与文学”之间在体式方面的勾连与互动。具体到某一作家作品，在什么报刊上露面，其实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作家们大都遍地开花，极少专属某一报刊。一定要在作家作品与某一报刊之间画等号，不合适。谈论“报刊”之于“文学”的影响，关键在文学“体式”的形成、变异、转型与突破。1897年6月，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谭嗣同首次从正面角度，阐发报章“总宇宙之文”的意义。在谭氏看来，天下文章三类十体，唯有报章博硕无涯，百无禁忌；至于俗士指责“报章繁芜闒茸，见乖往例”，乃井蛙之见 。谭氏的远见卓识，在清末民初诸多报人的积极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十年前，我曾谈及《新青年》之将时事报道、思想评论、专著译介、诗歌小说、随感札记等不同文体并置，而且兼及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教育与政治，这使得其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晚清以降，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间的纠葛，报刊的介入是个重要因素。在我看来，文学家与传媒人的合作与对抗，“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之间的张力与缝隙，不同文学样式的对话、渗透与变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八，既然选择大众传媒作为研究课题，一般不会固守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对大众文化持过分严厉的批判态度；需要警惕的是，因长期浸淫其中而过于同情，乃至失去必要的判断标准。必须记得，“大众传媒”既成全也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拣好听的说。任何报刊的风貌，都是经由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塑造，方才得以成形的。发刊词、宣言、口号、广告等，对于理解办报办刊人的思路很有帮助；但若过分依赖这些资料，容易判断失误，过高估计其文学或思想价值。并非当事人有意作伪，而是想得到的，不一定就能做得到。更何况，对于文学期刊来说，发表好作品是第一位的。是否“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借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说法），并不以当初的“发刊词”或主事者的“回忆录”为准。了解出版者、编者、作者、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承认其中的合作与分离确实催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但始终不失自家的文学眼光与批评标准。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情之理解”固然重要，但史家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立场，同样必须坚守。

2008年6月12日草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6月30日修订 trMVVWyj1TyVDliAWFjM0nasQLCy2vMouDjbLYBSXni6iOQARUuG9PHWmTUJ8w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