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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初步统计，最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共有73篇（参见附录），其中讨论报纸、杂志、书局的47篇（博士论文15篇，硕士论文32篇），研究电影的13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1篇），探究电视、网络、广告的13篇（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9篇）。换句话说，历来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文系（尤其是文学专业）学生，开始与新闻学院、电影学院、历史系或文化研究系学生争锋，大谈特谈“报刊”“影视”乃至“网络”。如此学术风尚，如何评价其功过与得失？
首先得声明，这里开列的论文，是题目中已显“大众传媒”色彩的；至于题目中不显山露水，而在论述时大加借鉴的，尚不在此列。举两部我参加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为例，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严家炎指导，1999年提交答辩），关注穆时英193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连载于上海《晨报》上长达四万字的理论文章《电影艺术防御战》等，讨论其电影兴趣与修养如何影响了新的小说范式的形成；田炳锡的《徐卓呆与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严家炎指导，2000年提交答辩），第五章专门讨论滑稽小说家徐卓呆投入电影界后如何转变小说叙事方式，以及他擅长的滑稽片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怎样生存及发展。
这73篇谈论“大众传媒”的硕士及博士论文，共涉及以下学科：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民间文学、语言学、语音学、应用语言学。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科布局中，除了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其他专业的学生，全都有人涉足了。当然，主体部分是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生。
在我所开列的北大有关“大众传媒”研究的三大块里，数量最多且水平较高的，是关于报纸、杂志、书局的研究。这么说，不含褒贬，更不是否认后两者的发展前景。相反，我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媒体”；这些主流媒体既影响社会、时尚、思想、学术，也制约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从晚清到1930年代，报刊及书局占绝对优势；1930年代至1980年代，广播、唱片及电影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至于电视及网络的决定性影响，是最近二十年才浮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世人眼光的推移，影视及网络将越来越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只是限于目前的研究格局以及本人的学术趣味，我将目光锁定在第一类，即北大中文系有关报纸、杂志、书局的学位论文。
以下依论述对象先后为序，选择八篇我比较熟悉（也自认为比较成功）的北大研究生所撰“报刊研究”论文，略加点评。
（1）李彦东的《早期申报馆：新闻传播与小说生产之关系》（博士论文，2004年）：本文最大的突破在于考论新闻传播对小说生产的内在影响与制约。论文从报刊的小说刊载性质、小说传统的演化与小说再生产中阐释功能的追加，以及小说中图文关系的变化，细密地论证了近代报刊出现后，新闻表达与传播的特性如何渗透到小说的创作、编辑、图像配置、出版、印刷、阅读以至销售，总而言之，即论文中谓之“小说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论文所采取的追踪新闻背景与新闻要素介入小说生产这一独特视角，使近代小说复杂多元的面貌得到了更清晰的呈现，小说的近代特征也因此得到更准确的揭示与解说。
（2）何宏玲的《晚清上海小报与小说之关系》（博士论文，2006年）：本文最大的特色是回到晚清小说与报刊发生关联的现场，在小报的语境中，仔细辨析文本之间的互文与互动现象，由此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近代小说题材与文体特征如何在动态过程中演变与形成。如以往对《官场现形记》的论说数量虽多，但大抵均在其暴露晚清官场黑暗的内容上做文章。本文则将此作品还原到小报发表的语境中，联系庚子事变后创刊的《世界繁华报》首开小报品评时事之风，以及该报“讽林”“时事嬉谈”等栏目中常见的讽刺官场主题，钩稽出这部谴责小说现成的题材与灵感来源。《海上繁华梦》则因受到胡适与鲁迅的批评，被认作“嫖界指南”，一向评价很低。本文却发现其上海娱乐指南书式的写法，恰与小报的定位相近；而这与作者自许的“社会小说”内涵，也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3）杜新艳的《〈敝帚千金〉研究》（硕士论文，2004年）：论文以《大公报》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为题，探讨近代白话文写作的生态。具体做法是从启蒙立场与模拟口语写作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了启蒙思潮、演说风气、白话报刊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考察与分析了近代报刊白话文在模拟官话写作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作为书面口头语的特质和五四白话文的联系与区别。
（4）郭道平《清末〈大公报〉诗歌研究》（硕士论文，2007年）：论文选择1902—1911年间的《大公报》作为考察对象；在对该报所刊五百多首诗歌的研读中，特别突出了其作为“诗界革命”在国内的重要阵地这层涵义。而其众声喧哗则与梁启超所办诸刊诗歌创作的音调相对统一形成了对照，凸显了报纸的公共性。在对《大公报》刊载的及时针砭时事、推动风俗改良、提倡女权思想的诗篇所作的考论中，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报纸的新闻语境对于报章诗歌的独特意义。
（5）杨早的《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博士论文，2005年）：本文入口处是民初北京报刊，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自启蒙”，其中包括文化氛围的营造、集团意识的形成、政治抗争的手段，以及舆论空间的拓展等。表面上是“小题目”，深入进去，也能做出“大文章”。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五四新文化渊源的追溯，以及对民初北京舆论环境的勾勒，颇多新意；而其将报刊史与思想史相勾连的思路，也大有发展前景。
（6）颜浩的《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博士论文，2002年）：本文以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性格鲜明而又互相对立的同人刊物《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从报刊史、文学史、教育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考察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环境，题目虽不大，可开掘得相当深。尤其是关于“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关于《现代评论》诸君徘徊“在教育和政治之间”，以及《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中从“驱杨”到“反章”的转变，辨析精细，新意迭见，平实中蕴涵着力量。
（7）彭春凌的《“另一个中国”的敞开——抗战前夕大众媒体的西行记（1935—1937）》（硕士论文，2006年）：1930年代中期，大众媒体持续关注长征/“剿匪”，大大提升了公众对于此前十分陌生的西部世界的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范长江用“东部中国”的目光及趣味，来描述及打量“西部中国”；斯诺则以世界视野，为国内外读者展示了与“白色中国”相对立的“红色中国”。而借助“西行记”这一独特文体，“西部中国”的叙述与“红色中国”的想象，二者得以逐渐合流；到了这一步，“另一个中国”方才得以真正向公众敞开。
（8）倪咏娟的《被消费的战争图像——以抗战时期的〈良友〉画报为中心》（硕士论文，2007年）：以抗战时期的《良友》杂志为研究对象，试图论述这些图像是怎样表现战争现场以及相关资讯的，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战时的日常生活及市民心态。论文关注《良友》画报上对于正面战场的图像报道，尤其集中讨论了在三个关键时刻（“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良友》画报所采用的不同策略，说明人们对战争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另外，聚焦于《良友》画报中最具表征意义的封面女郎，讨论其如何呈现战时社会的两个不同“面相”。这两点，在论文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以我的观察，最初出现的报刊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是拓展了范围，并没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从2000年起，指导教师及学生们方才注重研究时的“问题意识”，希望不仅描述一个重要的杂志或书局的整体风貌，而且对整个文学史论述有所贡献（或质疑，或补充，或颠覆，或重建）。当然，受制于论题本身的价值以及研究者的才情，不可能每篇论文都能尽如人愿，但大的格局已经出来。文学研究者该如何进入“报刊研究”，深入阐释特定时代的特定媒体是如何既成全又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指导教授之一，我基本上心里有数。
所谓“心里有数”，不是说我掌握了撰写相关论著的“秘诀”，而是大致明白，假如学生选择了在“文学史视野中”谈论报刊等大众传媒，且不满足于新闻史巨细无遗的陈述，也不想做成社会史的资料库，而是左手“新闻”，右手“思想”，头顶“文化”，肩扛“学术”，还要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想象与记忆等融为一体，他/她所可能面对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