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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北大主持召开“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曾做“自报家门”性质的发言——《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例》
；第二年，应邀到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学，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专题课上，增设一讲，专门谈论“报刊研究的视野与策略”
。这回“故伎重演”，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学术会议，以“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为题，且自告奋勇，谈论“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文学史研究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报刊研究”，并非想推销什么“成功秘诀”，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希望借此机会，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从二十年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关注清末民初的西学大潮如何开启了“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到香港三联书店刊行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特别强调报刊阅读及阐释的多样性。
在这期间，我做过不少个案研究（如撰文讨论《教会新报》《点石斋画报》《新小说》《新青年》等），也尝试过若干综合论述（如《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报刊研究的视野与策略》《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等），还指导（或参与指导）过十几篇有关“大众传媒”的硕士及博士论文，可以说，对于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虽成绩不大，却深知其中甘苦。
表面上，报刊研究很好做，只要肯吃苦，像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行了。再说，晚清以降一百多年间出现的有影响的报刊数量惊人，至今还有很多研究的“空白点”，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似乎“旱涝保收”。可真的登堂入室，你会发现，处处是陷阱，做好其实很不容易。除了“资料功夫”，更重要的，很可能是研究者的眼光、趣味及学养。
做报刊研究，找资料很辛苦，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1997年春，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演讲，提到北大中文系为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专题课，为了培养“学术感觉”，要求他/她们摸索三两种旧报刊，做初步的研究。主持演讲的李欧梵教授戏称，那是你们北大“得天独厚”，图书馆旧报刊收藏丰富，才敢这么做。想想也是，资料是否凑手，直接制约着研究者的思路及趣味。常听到外地工作的学生抱怨，找不到研究所需的图书及报刊。
可最近十几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大量的晚清及民国年间的重要报刊影印出版，海内外大学图书馆多有入藏。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脑技术的发达带来的图书文献复制的便利，晚清与民国报刊的重印也出现了热潮。网上检索的结果令人惊讶，如今的影印本已不再如此前的单种或小规模出版，而多以“汇编”“集成”的名目出现。涉及领域之多也让人瞠目，诸如《民国文物考古期刊汇编》24册、《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70册、《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208册加《补编》86册、《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100册、《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148册等，而《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8册，已经算是其中最单薄的出品了。除此之外，以时段区隔，则有《抗日战争期刊汇编》40册；而在一套《民国珍稀期刊》之外，又分地域推出了《民国珍稀短刊断刊》，已出版者有山东卷、广东卷、广西卷等，和《民国珍稀期刊》一样，显露出聚沙成塔的浩瀚气势。上述诸种汇编本，均为2005年以后的出版物，且以2006年以来为最集中。在此一出版潮流的裹挟下，1991年率先辑印《中国近代期刊汇刊》6种的中华书局也闻风而动，急起直追，从2006年9月开始，此项搁置已久的项目重新启动，除陆续新出的《民报》《湘报》《新民丛报》外，十五年前首印的《清议报》也获得了重版的机会。
第二，各大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发展很快，尤其是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里的“民国期刊”，以及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里的“民国期刊”，有很多好东西；不少以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晚清及民国年间刊行的旧杂志，现在可从网上直接阅读甚至下载，几乎变得唾手可得。想当初背着书包，带着干粮，千里迢迢，四处寻访珍贵的旧书刊，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目前能在网上检索、阅读的旧杂志，数量虽然有限，但这毕竟标示着一种发展趋势。
第三，不少大学图书馆提供“文献传递”服务。读者提交申请，注明所需文献类别（书籍、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及出处，图书馆则依托全国甚至全世界图书馆网络，确定文献所在地，然后代为申请及传递。当然，这需要提交一定的费用。为鼓励读者使用此项服务，不少高校图书馆制定了优惠政策，如北大给教师提供一定量的免费服务，对研究生则减免50%的费用。
如此便利，预示着“旧报刊”作为研究对象的条件正逐渐成熟，这就难怪，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多有以此为题的。据秦弓（张中良）统计，已知811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作家研究186篇，其中鲁迅61篇，沈从文12篇，老舍、周作人并列第三，各11篇。值得注意的是，“报刊出版研究相当活跃”，总共有40余篇，其中《新青年》《现代》最多，各5篇；《小说月报》次之，4篇；《晨报·副刊》第三，3篇。
这还不包括数量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更不要说本科毕业论文），或其他专业（如中国近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还有历史系及新闻学院的相关专业等）的博士论文。这就难怪，在圈内人看来，谈“文学”而旁及或选择“报刊”，已是大潮汹涌。
正因主力军是学位论文，需要抢时间赶速度，无暇精雕细刻，近年国内完成或出版的诸多报刊研究著作，在我看来，大多不及日本学者的著述精细
，多有虎头蛇尾之嫌。但由于著述数量可观，虽论述比较粗疏，风气已然形成。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有3篇讨论申报馆及报载小说的
；这与指导教师的个人趣味及着意组织有一定的关系，属于特例。而各大学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多有选择类似题目的。就以已出版（发表）并引起学界关注者为例，北京大学中文系雷世文的博士论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柳珊的博士论文《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林的博士论文《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吴果中的博士论文《〈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潘建国的两个博士后出站报告《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复旦大学，2002年）和《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北京大学，2006年），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各大图书馆收藏较多的杂志（尤其是著名期刊）来说，查阅并研究报纸的难度要大得多。其中，1840—1949年间产生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小报”，是如何影响国人的都市想象与文学生产的，有两本书做得不错，一是李楠提交给河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一是孟兆臣利用在上海师范大学念博士期间积累的资料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者思路完整，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后者谈论南北小报和报人小说的“上篇”固然不错，更值得期待的是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的“下篇”——《中国近代小报小说目录初编》。这么说，是因为我认定，这种资料汇集与整理，虽说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但对于学界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