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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其重心不断移动；这移动的大趋势，很值得关注。1980年代初期，以作家论为主；1980年代中后期，由作家转向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因为在此之前，很多作家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金光大道》是北京作家浩然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符合江青等人的口味，“文革”中很红。除了鲁迅，其他现代作家都倒了大霉，几乎没一个好人。这种很不正常的状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必然被迅速纠正。198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很红火，那是跟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此前被抹黑、被抹杀的现代作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冒出来了，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当然，这一为冤屈的作家“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也有争议，但总的来说，进展很顺利。对于作家来说，成败的关键，还是作品，过了激动人心的平反期，该走向具体著作的文本分析。这个时候，“新批评”进来了，“形式主义批评”进来了，“叙事学”等西方文学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整个研究由作家转向作品，尤其关注作品的美学价值、形式感等。包括敝人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你一听书名，就知道其视角及重点所在。
1980年代中期起，还有一种思路，就是不满足于个案研究，追求综合把握，那时叫“宏观研究”，即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社会及文学的变迁。落实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就是注重社团、流派的研究，比如说文学研究会呀、创造社呀，或者现代主义、新感觉派等，都是重点关注对象。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期，好多博士论文题目，就叫“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大家发现，讲那么多流派，实在有点很生硬。整天讨论这个作家属于这个派还是那个派，这个流派到底从哪年开始形成，到哪年结束，诸如此类的话题，很容易割裂了作家作品，忙于贴标签而忽略了作品的美学内涵。
于是，学界开始转向“文学现象”。从1980年代初开始，王瑶先生就极力推崇鲁迅的以文学现象为中心展开论述的思路；但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研究以及传媒研究的逐渐升温，这一思路方才得以普及。在这过程中，报刊研究逐渐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现象研究与报刊研究，二者互为表里。为什么研究报刊？为什么注重文学现象？这跟以下几个假设有关：首先，关于研究对象的“大”和“小”，作家太小，流派太大，而文学现象居于中间，而且是文学的原生状态，适合于把握。其次，以前只谈作品本文，或者纯粹的形式问题，后来转而讨论社会与作品的关系，相对地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性，这样互相割裂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有问题。用文学现象、报刊研究等，把这两者串起来，借此沟通文学的“内”和“外”。再次，传统的研究强调“功力”，注重原始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新潮的研究注重“理论”，先有“后现代”或“女性主义”的预设，然后再来找研究对象。如果从文学对象或报刊研究入手，可以兼及二者之长。也就是说，面对学界“大与小”“宏观与微观”“内与外”“文化与文学”“传统与新潮”“功力与理论”等纠缠不清的论争，文学现象与报刊研究作为一个比较恰当的园地，让大家进来，自由发挥。你会发现，从事文学现象或报刊研究的，有特别时髦的，也有特别古板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且相安无事。
比起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从事文学现象或报刊研究的，需要较强的理论眼光和综合把握能力。以前你做作品研究，比如研究《红楼梦》，我把小说读得滚瓜烂熟，再把曹雪芹的家世带进来，挥舞我掌握的理论武器，很容易就可以冲锋陷阵了。现在可好，面对庞大而且漫无边际的对象，或者说“文学场”，你该如何入手？以报刊研究为例，学生说，读的时候很开心，研究起来很头疼。你会不断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比如几则好玩的消息，或者有趣的广告，还有此前大家都没注意的作品，你会很高兴。可除了史料钩沉，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你的“发现”纳入整个论述框架。你找了很多东西，可这么多东西又能说明什么？大学者或许能点铁成金，至于刚入门的研究生，则很可能一头雾水，陷进一大堆有趣的史料而无法自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于学生来说，眼光、学力与理论修养的协调，不是很容易。这是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
至于具体操作，将报刊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是以报刊为研究对象，一是以报刊为资料库。以文学报刊或包含文学专栏的综合性报刊为研究对象，比如研究梁启超创办于1902年的《新小说》、五四前后大放光芒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或者1930年代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看似很平常（因范围确定，作品量不大），其实不太好把握。除非你只谈创办人或主要作家作品，否则，涉及的人物很多，而所有的人物又都不仅仅出现在这个报刊，你凭什么谈这个不谈那个。这需要定见，需要理论设计，更需要整体把握能力。后者相对容易，以报刊为资料库，你可以做文体研究、文人集团研究、都市文化研究、文学潮流研究等。当然，报刊作为作家文集之外最为重要的资料库，进入其中，必须有明确的理论预设与自我选择能力，否则，很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面对宝山无所适从。你想找什么，你找到了什么，你如何有效地使用你找到的新资料，其实受制于、也反过来影响你对作家文集的理解。换句话说，对于研究者来说，保持报刊与文集之间的持续对话，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种研究，做得好，可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不敢说这是最好的研究思路，我只是强调，研究晚清以降的文学，一定要发展出不同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思路。假如还照研究杜甫、白居易那样，不考虑现代报刊及出版等新的文化因素，抹杀“报馆之文”与“文集之文”的巨大差别，那很难有大的突破。报刊研究不只给你提供了回到历史现场、理解一个时代文化氛围的绝好机会，同时也让你驰骋想象，重构那个时代的“文学场”。这是古代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故应该珍惜。
做六朝研究的，或者做唐宋研究的，经常会说，研究者必须“竭泽而渔”。也就是说，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把所有相关资料全都看完，就好像把水弄干，将所有的鱼一条不落地抓起来。这句话，作为志向表述可以，作为硬指标则很难。因为，研究宋以前的历史或文学，大致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明以降的，几乎做不到。如果你研究的是晚清文化与文学，希望将所有资料看完再发言，很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口。因为读不完，直接资料、相关资料、背景资料，真的是汗牛充栋。研究者必须有较强的驾驭资料的能力，还得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用我刚才的话，就是“你想找什么？”如果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你会迷失在茫茫大海里。可以这么说，报刊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资料库，同时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做这个活，需要敏感、意志、体力、问题意识以及宏观把握的能力。否则，你进不去。
谭嗣同1897年在《时务报》上发表《报章文体说》，称“报章总宇宙之文”，也就是说，天下文章三类十体，而唯有报章无所不包。这说法很形象，也很精到，值得我们深思。报章之文与文集之文不一样，不只是单篇，更包括总体结构。读古人文集或合集，你会发现“五古”“七律”“碑记”“书札”等，是分开排列的，而你读报章，各种文体纷至沓来，毫无规律可言。同一张报纸或同一本杂志，甚至同一个版面上，很可能并置七八种文体，这对阅读造成很大的冲击。各种各样的文体，同时并存于报章，各有其面貌，也各有其诉求，互相之间造成一种对峙乃至对话的状态。第一版和最后一版在对话，上栏和下栏在对话，广告和新闻在对话，小说和散文、诗歌在对话……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类及文体变迁，有作家的积极尝试，还必须考虑发表园地——也就是报章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讨论报章之于文学，不只强调文学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更应该关注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报章刊载这一行为本身，如何影响作家的审美趣味以及文体感。换句话说，报章上不同文体的对话，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演进的一大动力。因此，研究者的工作，不只是关注报刊上登了些什么，更应该关注怎么登，还有这种版面分割与栏目设置如何影响作家的写作，乃至催生出新的文体或文类。只有在这个层面，作家、作品、文化氛围、文学潮流等，才能融为一体。所谓的报刊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结盟，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但是，很抱歉，只能实话实说，不是每个学者都能轻易找到研究所需的旧报刊的。以前上海图书馆复制了不少缩微胶卷，只是看起来很吃力；近年北大图书馆扫描了不少民初的报刊，制作成光盘，可惜太贵了。据说是制作成本高，盗版也很容易，只能出高价，卖给图书馆。因报刊收藏很分散，我很想联合各大学及研究单位，拟订一个计划，大家合力，将清末民初的重要报刊全部复制，让研究者像使用作家文集一样，随意阅读所需的旧报刊。现在大陆与台湾、香港已经复制了一些，包括纸本与电子版，但远远不够。
最后，谈报刊研究，我想提醒诸位两句。第一，从报纸杂志入手，从事文学史研究，必然会倾向于欣赏细节；但文学研究不止于细节，必须带进文化史的眼光、文学场的思路等，这样才能见其大。否则，你会被各种诸如标题、广告、图像等边边角角的东西所迷惑，沉湎其中，把玩不已，而忘记了自己的工作目标。这样也能做，很有趣味性，玩得也很开心，可意义不大。所以，我再三说，要有问题意识。要懂得欣赏细节，但同时明白，学术研究不只限于细节。只有细节，不管怎样精彩，也都构建不起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理解晚清的众声喧哗，但必须力争成一家之言。“众声喧哗”这词，最早是王德威译成的，现在很流行。尤其谈晚清，特别爱用这个词，因它能跟多元文化论述对上号，又大致符合晚清文化特性。研究对象的众声喧哗，不应该成为放弃研究者主体性的借口。之所以说这些，是有感于以前的人写文章太坚硬，而现在的文章又太松软，什么都有，什么都能接受，作者自身的立场以及文章的逻辑性，因而大大减弱。所谓成一家之言，即反对将文章变成史料拼贴；巧妙地剪辑史料，不应该模糊自家的立场。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生，往往勤于搜集资料，也能照应各家学说，但文学史不是资料长编。资料长编可以只是并置各家学说，文学史论则必须采择、批评、辨正，力图成一家之言。做学问写论文，有几个境界：第一，成为定论，全世界都认你，无可置疑；第二，成一家之言，持不同意见者，也都承认你说的在理；第三，能自圆其说，论述上没有大的漏洞，不自相矛盾，逻辑上是自洽的。第一境界很难达到，第三境界必须力保。现在看到的情况是，由于论者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蛮不讲理的少了，面目模糊的多了。说是众声喧哗，弄不好就成了一头雾水，什么都往里面扔，最后变成一锅大杂烩。谈作家文集，好歹还有个边界；要说报刊研究，可是漫无涯际，没有自家立场不行。
今天时间不够，就讲这些。以后每回上课，我会留下五到十分钟，让大家发问。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尽情表演，让老师同学欣赏你的风采；有困惑的同学，不妨提出疑问，让我进一步发挥。当然，特别难的问题，一时回答不出，我会回去查书，再向诸位汇报。谢谢大家。下课。
（初刊陈平原主讲，梅家玲编《晚清文学教室》13—42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