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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讨论“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一百年前，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曾将“报章”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另外两个传播文明的最有效途径，一是学堂，一是演说。这个说法，今天看来，很有预见性。20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等，之所以不同于往昔，很大程度在于报章、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从1872年《申报》创刊，发行量不到千份，到今天卫星电视覆盖全世界，大众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大。说“媒体帝国操纵人类生活”，有点像寓言；然而可以确定：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思维及表达能力等，都跟大众传媒发生了很大的瓜葛。
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可以这么说，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与大众传媒结盟，不仅是获得发表园地，更深入影响其思维与表达方式。如果是业余写作，说纯粹依照自己的趣味，不受外界的影响，那还有可能；而一旦成为职业作家，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潜意识中会有读者的影子，还会考虑到发表园地。同一件事，你怎么写，是用书信、游记、长篇小说、新闻报道，还是抒情诗，这种文体选择，已经掺入了生产及传播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播，不只是新闻学家的任务，思想史家、文学史家也都必须认真面对。当然，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连结起来，做综合性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在我看来，“报章和文学”，甚至“广播和诗歌”“电视与小说”等，都涉及以下问题：纪实和虚构、图像和文字、思想和文学、运动和操作、潮流和个性、生产和接受等。这一系列问题，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假如同意上面的说法，那么，研究现代文学，必须将其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考虑在内。当然，具体操作起来，会有不少困难。比如，同样是大众传媒，文字的和图像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等，会有很大的差别。即便只说报章中的文学，登在报纸和登在杂志上，很可能不一样；文学杂志与综合杂志、文艺副刊和专题周刊，也都有不小的区别。诸位如果有兴趣，不妨关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那上面刊登的小说，与《中外文学》上发表的，到底有没有区别。不只关注文学和大众传媒的关系，进而考察身边的报纸、文学杂志乃至漫画周刊，如何影响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看看报纸上的广告，什么占主导，是化妆品、保健品、征婚广告，还是艺文图书？比如说，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看《朝日新闻》第一版的广告全都是人文、社科方面的专业图书，很感动。那时候在大陆，第一版登广告，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有了，第一版广告不少，但不会是学术书籍。大报的广告，其实很能代表一时代民众的生活及文化趣味，这比第一版慷慨激昂的社论还精彩，还准确。
之所以谈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这些年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不少学者有志于此。其实不只是北大学者，好些受邀到北大讲学的外国学者，也喜欢谈这个问题。我去年邀请了三个外国学者，一个讲《申报》，一个讲《新青年》，一个讲《现代》，没有事先安排，是不约而同地都来谈报刊。还有，去年上半年在德国、下半年在北大，开了两个学术会，一谈“大众传媒如何赞助新文化”，一讲“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家，将大众传媒纳入考察的视野，对于北大人来说，并非始于今日。可以说，这跟北大建立“现代文学专业”的背景有关。最早在北大教现代文学课程的王瑶先生，他原先作中古文学研究，1950年代初转而治现代文学，并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一书奠定了这一学科的根基。大概是跟他从古典文学研究起家有关，王先生特别强调书籍版本以及原始资料的积累。他培养研究生，有一个基本要求，必须翻阅旧报刊。我们有一门必修课，叫“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培养研究生对于旧报刊的感觉。你可以不做专门研究，但你必须对现代文学的这一生产环境有所了解。你大概会说，念文学的，下这个笨功夫，有必要吗？我说“有”。
不是因为北大旧报刊收藏多，就故意这么做，作为文学史家，你必须意识到：第一，很多作家在作品结集成书时，对原作加以删改，以后又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修整自家的著述。你只读文集，很容易上当。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的诗集，以往的文学史家常常根据《女神》来论证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学及政治思想，殊不知郭先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己的面貌。作家有权不断完善自己的著作，但对于文学史家来说，了解作品的初刊与修订，免得上当受骗，是很必要的。而对于所有作品来说，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样子，是最值得关注的。
第二，为什么研究报刊，因为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网络中生成的，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与前代或同代的作家对话中创作。在朋友中、在圈子里、在报章上，作家酝酿思路并最终完成著述。作品在网络中生成，也只有回到特定的网络中，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一旦抽离特定的语境，作为单独的文本，不太好准确把握。举个例子，我到这儿来，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的文章，没头没尾，不知道他/她为什么这么说话。了解其前后左右，我才明白人家是“话中有话”，平淡的表达里，包含不少生机、玄机与杀机。单独读一篇文章，不觉得好玩儿；放到那个网络里，方才知道大有深意。对于文学史家来说，翻阅旧报刊，让你了解文学的“原生态”，知道人家为什么采取这种发言姿态，对话者是谁，有什么压在纸背的话。在触摸历史的同时，获得那个时代读者才有的共同感觉，这样来谈论作家与作品，比只读重印本、改编本、全集本，要直接、生动、丰富得多。
文学史家为什么要关注研究报刊，刚才说了，第一，有感于现代作家不断根据时势的变迁修改自己的作品；第二，读报刊能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现在说说第三点，读报刊时，经常可以发现新的资料，让我们对旧说提出疑问，对历史有新的解释。前两天有位同学告诉我，她读北大中文系教授的著作，发现我们对史料的使用特别讲究，不太欣赏借题发挥，而是强调新资料的掌握与诠释。我说，这跟我们的学术趣味有关，不满足于讨论具体的作家作品，更多着眼于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等，这就注定了其不能限于作家文集，必须有比较广泛的阅读与搜罗。
但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关注报刊研究，其实还有别的文化因素。首先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影响，他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理论，经由美国汉学家的发挥与转化，特别关注晚清的申报馆等出版机构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意义。接下来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文学场”（literary field），这一概念也被传入中国。前者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以及后者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这两本书，加上1980年代就有广泛译介的文学社会学，使得近几年大陆的不少学者，对晚清以降大众传媒的出现，尤其是如何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很感兴趣。只是在理论预设上，大家对哈贝马斯的说法不无疑虑。
毕竟，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与晚清上海的平民百姓相去甚远，而“公共空间”催生的公民意识与民主诉求，在晚清上海也没有真正落实。相对来说，大陆的文学史家之借道报刊，更多关注文学及历史的原生态，对“公共空间”以及“文学场”理论的是非，较少牵涉。用我们系钱理群教授的话来说，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灰尘里，就仿佛步入了当年的情境之中，常常为此而兴奋不已。旧报刊里灰尘多，当你两手黑黑，鼻孔也黑黑的，从图书馆走回家，也许两眼放光，也许一无所获。但不管怎么说，曾经认真拂拭过历史尘埃的人，他们讨论起历史来，那种凝重的感觉，那种亲切的神态，是只读文集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或许就是刚才所说的，北大学者谈论文学，比较有历史感的缘故吧。这种学术路数，不见得每个人都欣赏，我只是略为解说，供各位参考。
假如我们承认报刊研究对文学史家有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事这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