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延续的基本原因
如所周知，儒家经典《尚书·牧誓》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断言。它是我国古代男尊女卑，帝位由男子继承，排斥女子掌握统治大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影响深远。
后代也存在一些与之精神完全一致的言行。如《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汉武帝将立少子昭帝，而先谴死其母钩弋夫人，曰“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魏书·皇后列传》：“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此“故事”始于魏道武帝之时，他将立太子，先将其母刘贵人赐死，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然而在两千多年中同时又存在、延续着许多皇太后“称制”（或曰“临朝”“垂帘听政”），即掌握全国统治大权的制度。可以说，凡幼主继位，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采用、沿用的便是这一制度。
关于皇太后“称制”制度，其专门记载最早见于东汉蔡邕的《独断》：
秦汉以来，少帝即位，（母）后代而摄政，称皇太后诏，不言制。……（母）后摄政则（母）后临前殿，朝群臣，（母）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
但《汉书·高后纪》作为个案，记载则与“不言制”之说不同：
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吕）太后临朝称制。
师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
《史记·吕太后本纪》则说得更明白：
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周）勃等对曰：……今太后称制……
可见，至少吕后时是“称制”的。
不过，据大量史料，是否“称制”，仅是名义，只要皇太后称“摄政”“临朝”，其实全都同样握有最高决策大权。如《后汉书·皇后纪上》：“殇帝生始百日，后（邓太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虽未言“称制”，但她有权决策“迎立”殇帝，殇帝死，又有权“定策立安帝”，这不是握有最高决策大权又是什么？故范晔在传“论”中说：“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与上引“号令一出（吕）太后”同，自然意味着“临朝”与“称制”实质无异，全是皇太后“行天子事，断决万机”（上引“师古曰”）。“临朝”，后代还有“垂帘听政”之名。
这一制度，后代长期存在、延续着，直至清末。如东晋成帝四岁继位，庾太后“临朝称制”；穆帝两岁继位，褚太后“临朝称制”。
北魏因幼主先后继位，冯太后（非生母）两次“临朝听政”。
辽圣宗继位年十二，萧太后“摄国政”。
赵宋仁宗继位年十三，刘太后“称制凡十一年”。
元顺帝继位年十三，文宗皇后为太皇太后，“称制临朝”。
清同治五岁继位，两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同治死，光绪四岁继位，两太后“复垂帘听政”。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制度既然与儒家经典“牝鸡无晨”说，以及上引著名的汉武帝、魏道武帝言行相抵触，为什么仍会长期存在、延续？
总的来说，它是古代实行家天下、君主专制制度所不可避免的产物。
在这一制度下，一方面因“少帝即位”，无法处理全国政务，如果同时还存在内忧外患，统治危机严重，必须立即有人代替少帝摄政，“行天子事”，稳定人心、政局，保证家天下即王朝统治的延续，这便是古代其所以实行皇太后“称制”制度的客观条件，或曰客观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代替少帝摄政当国者，可以是同姓贵族，如秦汉以前的周公辅成王，也可以是异姓大臣，如霍光辅汉昭帝，为什么历史上最多见的反而是皇太后称制，正是所谓“牝鸡之晨”呢？这便是因为皇太后称制具备无可替代的优越主观条件。情况是这样的：
历史上体现《牧誓》“牝鸡无晨”精神，激烈反对少帝继位其母可能摄政之例，如前引汉武帝及魏道武帝之言行，由于其处理手段过于残忍、野蛮，后世王朝并未袭用。除了这一手段与儒家孝道尖锐冲突外，
更重要的是因为其所以反对女子掌权，最最重要的理由只不过是害怕会导致女子父兄权重篡位。
然而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女主”掌权后尽管因为统治才干的限制，往往会重用父兄辅政，以巩固幼主和自己的统治，但主观上却绝不同意父兄篡位。一方面是因为“母子之爱，有异常伦”，母亲总是力图维护亲子君位，
而反对任何人篡夺的；而且即使幼主非亲子，由于二者在制度上仍是母子关系，“女主”同样因幼主方能取得至高无上地位，因而必然要极力维护其君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女主”，如果让父兄篡位，建立新王朝，则自己只能沦为旁支地位，与皇太后之尊远远无法比拟，从个人利益考虑，她们也是绝不甘心的。试举下例：
武则天曾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后来虽代唐建周，宠用诸侄，但因是“女主”，实际统治与“称制”时无异，同样维护亲子未来君位，仍以亲子原皇帝李旦为“皇嗣”，“以（原）皇太子为皇孙”。
当时有洛阳人王庆之等上表请立武承嗣（则天侄）为皇太子，被武则天杖杀，理由是“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大臣李昭德说：“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史称“太后亦以为然”。
过了几年，武承嗣、三思（亦则天侄）又“营求为太子”，武则天有点老糊涂了，“意未决”，宰相狄仁杰用同一理由进言：“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史称：“太后意稍寤……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这和一般皇太后不同意父兄篡立新朝之思路完全一致，尽管出于武则天的特殊情况，她的着眼点只是身后的“立庙”“配食”。
类似“女主”，不同意自己家族篡夺幼主帝位之例，还可举出西汉末年元帝的王皇后。当时平帝立，仅九岁，她作为太皇太后临朝，信任王姓诸弟侄，“委政王莽”，赋予大权，但当王莽羽毛已丰，时机成熟，欲代汉建“新”朝时，“太后大惊”，自称是“汉家老寡妇”，“怒骂”王莽“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
这说明，她作为皇太后，尽管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与轻信，促成王莽篡汉，但主观上毕竟仍愿随夫随子，维护“汉家”天下。
而且《汉书·元后传》认为，早在汉成帝时已大封皇太后同母诸弟为侯，“分据势官满朝廷”，特别是王凤位高权重，所谓“王氏之兴自凤始”。同传末班固还引其父“班彪曰”，同样认为长期以来元后“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指王莽篡位，王莽初封新都侯）”。这就是说，在班彪父子看来，王莽篡汉是汉成帝宠用诸舅，王氏子弟封侯与政、势力强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认为，主要责任并不在元后。这反映了东汉初年统治集团的普遍看法。
至于元后，尽管被讥为“妇人之仁”（班彪语，指元后已失天下，犹不肯交传国玺），但毕竟仍是“汉家”立场，是反对篡汉的。可能有鉴于此，东汉光武帝所定“建武制度”仅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汉明帝继之，“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
即仅防备外戚权重篡位，而不及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之事。东汉一代其所以形成皇太后“称制”制度，便与这一指导思想分不开。
也可能正因此故，三国时魏文帝虽颁一严厉之诏，依《牧誓》精神，强调“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且说“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但它具体规定的乃是“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
后者只是“建武制度”的延续，前者则因当时魏文帝在位，并非幼主，而群臣奏事太后，使政出二门，所以要反对；如是幼主在位，则不在此限。后来魏明帝诏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杜渐……”即其证。
就是说，尽管东汉一代外戚专权，曹魏依然肯定“幼主在位，母后摄政”之制，原因当在于相信“母后”最关心、维护“幼主”君位，而秦汉以来的历史则还没有“母后”同意父兄篡立之先例（见后）。
关于“母后”这一立场，试再举一证：北周宣帝死，皇后杨氏为皇太后，“以嗣子（静帝）幼冲”，初闻父亲杨坚总一切大权，“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指篡周建立隋朝），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杨坚“内甚愧之”，也只能“改封乐平公主”。
由于杨太后并非静帝生母，二人只是制度上的母子关系，则杨坚所愧自不涉及血缘亲情，而应是指夺去了女儿所极其重视的皇太后崇高地位，
而从杨太后来说，如果静帝是亲子，则对父亲篡位的“不平”“愤惋”肯定是会更加强烈的。
宋代司马光曾在一奏疏中就皇太后摄政问题概括说“臣闻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对后妃来说更是“与国同体，休戚如一”；他认为皇太后（曹氏）摄政如能使天下“治安”，皇帝（英宗）统治稳固，以后便可“自居长乐之宫，坐享天下之养”，品德名声“冠绝前古，光映后来”。
撇开夸张字句不论，哪一位皇太后愿意放弃这一崇高地位，去同意父兄篡立新王朝，自己下降为一个公主呢？何况如果皇帝是亲生的，则还有“母子之爱”，怎忍心陷他于被废、被杀之境地？这些便决定了皇太后“称制”的特点：必然要极力维护幼主君位和现有王朝的统治。
下面再以实例进一步分析上述皇太后“称制”所具备的无可替代的优越主观条件。
历史上的皇太后称制、临朝、垂帘听政，是历代统治集团通过两种形式推出的：
一是皇帝去世，幼主继位，虽无遗诏规定，但在群臣拥护或默认下，由皇太后称制、临朝，或垂帘听政，以统一政令，稳定政局。
1.东汉章帝死，和帝年幼，“皇太后（窦氏）临朝”。当时外戚窦氏家族并无左右朝政的势力，
推行此制由于并不违背“建武制度”（见前），自是统治集团（群臣）拥护、默认的结果。所以虽然窦宪后来专权不法，大臣郅寿、何敞、乐恢等上书抨击，甚至“引王莽以诫国家”，请求免去诸窦大权，
但从无人对皇太后临朝持异议。后来窦宪被和帝处死后，亦无人因此怪罪窦太后，原因当是群臣知道太后虽重用窦宪，但主观上还是与他不同的。
这里还有一强证：和帝本梁贵人所生，窦后养为己子。梁贵人父遭窦后陷害死，梁贵人“以忧卒”。及窦太后去世，此事揭发，三公上奏“贬窦太后尊号”，和帝手诏却说：“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并以西汉“上官太后”未参与其父上官桀谋反事，因而免于“降黜”为例，否决三公议。
这时和帝已知窦太后非生母，生母及家族且受其迫害甚或致死，如果窦太后有意支持窦宪等不法行为，怎么可能还替她辩护而否决三公议？
2.在这之后，和帝死，殇帝、安帝先后立，邓太后临朝；安帝死，北乡侯立，阎太后临朝；顺帝死，冲帝、质帝先后立，梁太后临朝；桓帝死，灵帝立，窦太后临朝；灵帝死，少帝立，何太后临朝。这一系列“临朝”，都无去世皇帝遗诏规定，但如上引《独断》所记，却形成制度，对此，从无一大臣反对。它的前提当即历史事实一再表明的：皇太后临朝，统治水平虽有高低，但都可以稳定人心和政局，而绝无包庇父兄诸侄图谋篡立之事。除章帝窦后情况已见上外，不仅威望最高的邓太后（和帝皇后），其兄冤死的邓骘从无篡立之谋，
即使东汉末年最为专横贪婪，曾毒死质帝的梁冀及其妹梁太后（顺帝皇后）、梁皇后（桓帝皇后），也都只是想方设法讨好幼主桓帝（十五岁），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同样毫无欲以梁氏篡立之迹象，
都是明证。
3.在北魏虽有子贵母死之制，已如前述，但后来却不得不实行幼主继位，非生母之皇太后临朝摄政之制，因为即使是制度上的母子或祖孙关系，皇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崇高地位，同样极其关心幼主君位的巩固。如献文帝继位十二岁，丞相乙浑谋逆，幸亏非生母冯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献文帝死，孝文帝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冯氏“复临朝听政”，
推行均田制等政策，为后来孝文帝改革，打下扎实基础。
宣武帝死，孝明帝六岁即位，是时子贵母死制已渐破坏，竟然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即由“群臣奏请皇太后（孝明帝生母胡氏）临朝称制”。
当时胡氏家族在朝中并无势力，
其所以胡太后会被推出“临朝称制”，当是大臣间矛盾重重，需要她以幼主亲母，又最关心幼主帝位，这一无可争议的地位来统一决策，稳定人心、政局的缘故。
4.清咸丰死，同治五岁继位，慈禧皇太后等经过与赞襄政务大臣肃顺等的殊死斗争，取得胜利，实行“垂帘听政”，
其间情况复杂，包括肃顺专横，与群臣不和等因素，
此处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当时内忧外患，统治危机严重，需要权力集中这一客观条件下，慈禧等与同治乃母子关系，主观条件胜过其他任何王公大臣，当起了决定作用。大学士贾桢等上疏，请求“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并举“汉和熹邓太后”等“临朝”作为历史依据，且说“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惶惑，是则大可忧者”。
即其明证。
采用、沿用皇太后“称制”制度的另一种形式是直接由去世皇帝遗诏规定。
1.唐高宗死，中宗继位已二十八岁，并非幼主，却是“孱主”“下愚”，
故遗诏虽以宰相裴炎“辅政”，但又强调“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武则天）进止”，
实际上等于赋予最高决策大权，故两《唐书·中宗纪》俱称由此“皇太后临朝称制”。而这正是长期以来高宗观察武则天，重视她的统治才干，相信她必定会维护亲子中宗帝位的必然结果。试看很早以来高宗已让武则天参与政事。如高宗方三十二岁时，因病，“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过了几年，又进了一步，“上每视事，则（皇）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
从此以后近二十年间，虽有大臣郝处俊曾引曹魏文帝令，等于建议“不许皇后临朝”，
但高宗并未真正听进去（如废太子贤为庶人这一极重大之事，仍违心地从武则天之见
），所以遗诏才会强调上述决定。其实际结果便是，中宗无权，辅政大臣成为空名。史称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
虽然后来武则天一度代唐建周，但从她坚持以亲子为皇嗣（见前），使得唐朝国号终于能较快地恢复；
且在她统治下社会经济发展，国力继续强大，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唐高宗的眼光还是高明的。
2.宋真宗死，仁宗十二岁继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刘太后开始“不许”，经“臣寮”三上表请求，方才答应。
形成“帝与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或“太后称制”的局面。
其实，在这之前，“真宗退朝，阅天下封事，多至中夜，（皇）后皆预闻”；后来“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皇）后”；
于去世前两年，真宗又对辅臣说“欲令太子莅政于外，皇后居中详处”，
随即“诏皇太子开资善堂（原为宫内太子学习之地），引大臣决天下事，（皇）后裁制于内”。
这些说明，遗诏赋予刘太后大权，是真宗长期观察、考验，对其统治才干信任的结果。同时，刘后并非仁宗生母，遗诏却说“保兹皇绪，属于母仪”，
又反映他是信任刘后会爱护仁宗的。在此之前，还有一事则反映大臣态度。副宰相王曾就太子理事，皇后裁决，中外担心会发生权力之争问题，告诫刘后说：“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皇）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刘后出身贫寒，听到此话后更关心太子，“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
史称刘太后虽“晚稍进外家”，难免历代“女主”之弊，但总体上说，“保护”仁宗“尽力”，而且“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没有辜负宋真宗遗诏之托和群臣的信任和拥护。附带一说，还有一种皇帝并非幼主，亦非下愚，而是因病自己主动或应群臣议，请求皇太后临朝的情况。如宋仁宗死，英宗三十岁继位，有疾，主动诏“请皇太后（曹后）权同处分”，
于是曹太后（与英宗）“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后英宗疾愈，太后“即命撤帘还政”。
又神宗晚年病，应群臣请，诏“皇太后（英宗高后）权处分军国事”，
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于福宁殿”。
可见这些“女主”听政，也都是皇帝、群臣同意拥护，以“诏”定下来的。不久神宗死，哲宗继位方十岁，于是方又回到幼主继位，“遗制……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的制度上来。这一听政前后竟达九年，史称统治质量高，“朝廷清明，华夏绥定”。
3.明太祖曾下谕“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又说“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
这与前引魏文帝诏意图相同，指的当是君主在位，而后宫干政（即所谓“政由内出”），并未涉及幼主继位，皇太后临朝之事，所以后代仍有行其制者。如明宣宗为仁宗张皇后所生，病死时所下遗诏称：“大事白皇太后（即张太后）行。”
时英宗即位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英宗叔，亦张太后所生）”，张太后急召大臣，果断地肯定英宗“新天子”地位，“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在此情况下，“大臣请太后（实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只因张太后拒绝，方无此名义，但它说明在宣宗及大臣心目中有此必要，且张太后具备主观条件。故史称张太后拒绝名义的同时，“悉罢一切不急务，时时勖帝向学，委任股肱，以故王振虽宠于帝，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权”；太后临终前召大臣杨士奇、杨溥入宫，“命中官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未及举第三事，太后已死。
可见实际上群臣一直遵守宣宗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行”，而张太后确也不放松“大事”，死而后已，符合统治集团（宣宗及群臣）对她的要求。
总之，以上实例无不具体反映皇太后“称制”无可替代的优越主观条件，即极力维护幼主（亲子或非亲子）君位，而俱无任何同意“外家”篡立的意图与迹象。正由于最关键的人物皇太后“称制”时立场如此，所以历史上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外家”权重篡位是极少发生的，
远不如同姓贵族篡位和图谋篡位来得多，因而后者更受猜忌；
同时，比起异姓大臣辅政可能因互不服气引发统治危机或动乱来，
“女主”称制，作为幼主母亲摄政，名正言顺，权力集中，又无此弊害。这就是说，实行此制，和其他办法相比，在维护幼主帝位免遭篡夺和保证王朝统治的延续上，保险系数要大得多。一句话，是利大于弊。
历代统治集团正是有鉴于此，才会主动地通过上述两种形式，不断推行这一制度。这便是为什么尽管古代男尊女卑，又有着“牝鸡无晨”之说与汉武帝、魏道武帝之例，皇太后“称制”制度依然得以长期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