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自序

拙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初版于八年前。当时编写此书的动机，是北大出版社有计划出一套由华人学者自己写成的社会理论论丛。其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从事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者并非全部来自西方，华人学术界还是有人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后来这个计划因故搁浅，其他相关著作大都并入了未名社科菁华丛书，而我的书则归入了社会学论丛。其实，此书的初版自序里多少记述了这一计划，只是不做交代读起来会让人疑惑不解。

此书出版后，共印了三次，发行量已逾万册。总体上讲，评价是积极的，问题自然也不少。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的这些成果，首先依然自我感动的，还是我的勇气。我们模仿、吸收、批判乃至摧毁一些西方的学说、理论、流派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能立起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在研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书籍时，常常自发感慨，以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家有两个方面很了不起：一是他们有非凡的学术能力，尽可能不留余地地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或感受不到（由数据提供）的现象提炼成一些严谨而切合的理论模式，并不断推陈出新；二是他们有一种广阔的心胸来跨越地区差异，尽可能地把这些理论模式建立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之上。这最终导致其他非西方学者只能穷其一生来追随、研究、评价其中的一家一言，或者一个人物的思想生平。由此两点来比照非西方地区的学者，他们多少就显得渺小和可怜。他们自我定义身处学术边陲，对西方学术心悦诚服。为了让自己的学识强盛起来，他们恨不能把自己全部心思都用在掌握这些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面，哪怕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心满意足。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能给自己壮胆，也才能对他人评头论足。

所以我想，一个中国学者要想在西方人几乎不留余地的缝隙中来挖掘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不说是痴心妄想，起码也是自讨苦吃。且不说其中一样要关乎此人是否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能把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转化为理论，只说他首先具备的，便是这勇气。当然，以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情况来看，即使他有了这样的勇气，也下了力气，可能还是不行，还有取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成果一旦流布发表，它们还面临或被声讨，或被冷落的处境；最大的可能则是自生自灭，成为“绝学”。虽然我知道自己资质平平，并面临着这样的困局，但我还是想以我的独立思考，来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并尝试建立本土的社会学模型或理论。

我想，生活于中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外来工作或做短暂停留的人们都会意识到，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不单是中外社会学家看到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工具，还是普通中国人自己再明白不过的生活常识；同样，“关系”也不是哪个社会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行事原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懂得：“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一切在其他社会本应作为制度性的功能，在中国都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而当中国人在一些事务运作中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时，那也不是因为有一套号称“社会资本”的理论在教他们如何建立社会网络，而是因为连那些压根儿就不懂社会学的人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道路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关系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学中的许多专业概念。那些概念不过是由学者创立并加以运用的解释性的概念或测量性的工具，是社会学家自己的事；而关系却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懂的事，是他们每天必须应对的：迎来送往、请客送礼、应酬打点、八面玲珑、溜须拍马、拉帮结伙、处心积虑、阳奉阴违、钩心斗角、排斥异己，当然也有同舟共济、雪中送炭、侠肝义胆、感恩戴德、荣辱与共等。这些现象虽被国人心领神会，但如何被理论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更有效地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并不是由这一领域的几个社会学家来评说的，而是由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评说的。几个专家讲好，普通人说不好，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普通人不懂，专家懂；反之，普通人说好，几个专家说不好，普通人却可以自鸣得意。因为普通人或许真比专家看得清楚，此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以为，一个本土研究者的研究起点完全可以这样设问，即目前中国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怎么了：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事情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民间智慧、默会知识、流行段子和歪门邪道是最发达的。前者我已部分地放入书中，后者可以在此试举几例。比如，从地沟油提炼成正品油到山寨品打败名牌，从“华南虎照”到“假文凭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通过验证”，从各种行业的业余级选手打败专业队伍，再到古玩赝品“蒙蔽”专家的眼睛，乃至于最终打败科学仪器的检测等，比比皆是。更加需要警惕的是，专家与对手竟然还会里应外合，玩起了“双簧”，透露出这个社会之“戏份”的隐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也发生在其中，而不在经济学家的模型中。很多时候，专家被戏谑为“砖家”，成为“不可信”的代名词。他们除了以专家身份自居外，往往在“抓瞎”，在纸上谈兵。同理，社会学家也自认为，如果依照一套日趋成熟的调查方法去设计问卷，然后认真地确定抽样框进行抽样，实施调查，输入数据，统计运算，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论。可没想到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经常被那些问卷填答人、被访者、信息提供者乃至雇用的员工开涮。关于中国人的理论，如果不注意这点，只按程序走，做出来的成果很多是自欺欺人的。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我们要深入生活，向民间智慧、默会知识乃至段子学习，向许多爆料人、记者、制片人和作家致敬。只有他们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和现实图景。于是，我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更加喜欢并经常浏览他们的作品，也观照自己的生活样态。我希望把我观察到的、阅读到的和体会到的这些社会现实转化成学科中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架构，也自己尝试做些初步的经验研究。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多多少少还是看到了西方社会学中没有言说过的部分；我终于发现，还有一些“学术余地”深藏于中国社会之中；我也领悟到，一个中国学者的使命应该是把这一宝藏做成同西方社会学理论一样好的东西，并让它们不只属于地方，也属于世界。可令我惊讶的是，八年下来，有关中国人的关系、人情、面子和权力等理论方面的探讨，依然是个冷门。学术与生活之间如此冰火两重天，是不可思议的。由此，我也不无遗憾地想，我本人也就这点能耐，凭我一人之力这样走下去，又能走多远呢……

借此书重印，我做了不少修订。首先，我将此书的所有文字都重新梳理、润色了一遍，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及其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多的修订；另外，我还去掉了原书（2005年版）的最后一篇，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写的一篇旧作《“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2010年春季我在北大举办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上的一次讲演。之所以做这样的取舍，是因为“土政策”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权力与权宜方式，符合本书的主题；而选用一篇讲演记录，则因为它可以较通俗而完整地反映我这几年的研究取向和思考理路。读者借此讲演，大体可以看出我这些年来逐渐汇聚而成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框架是什么样子的，也算初步实现了我初版序言中透露的一个夙愿：逻辑地展示我曾在不同侧面研究过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翟学伟
2012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