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醉酒与人生

前文谈到罗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反映了作者关注当下、坦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可以说，醉酒经验赋予个体一种新的人生可能性。古往今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陶渊明的醉酒与人生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饮酒》诗才情横溢，但当时诗人的人生却并不完美，一方面他身处晋宋的朝代更迭，战事不断，另一方面他在宦海沉浮后心灰意冷归园田居。《饮酒》诗二十首，也是他对人事衰荣的反思和慨叹。在酒与人生的话题上，陶渊明只承认人世间有两条路：有道与无道（道丧）。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不吝其情，有酒即饮，不顾世间功名，不期长生，在如流电一般短暂易逝的有生之年，快意释放自己的素朴本性；后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矫情从俗，有酒不饮，或为功名，或求长生，将自己素朴之性作为工具付于身外之物（作为成就某个目标的工具）。饮酒关涉到对现实生活中利益、理智、秩序、道义的态度。

此部分描绘了《归去来兮辞》中“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场景。

陶渊明的“有道”的态度，纵情饮酒，快意恩仇，肆意沉醉，不吝其情。由此进入的醉酒状态，能够使人回复到本真的状态，人的本性和天性在醉酒时得到完全的呈现，压抑在内心中的欲望和情感在醉酒时得到宣泄，因此《说文解字》有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饮了酒，人之本性的善与恶都展现出来、张扬起来，善者为善，恶者为恶，人生方得以真面目示人。醉酒与人生，是千百年来文学作品反复描写的主题。

比如在《水浒传》中，据统计，全书共有一百二十处出现了对酒和饮酒的描写，其中直接描写醉酒的有二十七处。主人公的醉酒往往被大费笔墨的描写，上至皇家贵戚和官员公人，下至猎户渔家、被押解的犯人，乃至引车卖浆、贩夫走卒，几乎都有饮酒的情节。我们知道《水浒传》所描写的北宋，还没有制造烧酒的酿酒工艺，按照《本草纲目》的记载，制造烧酒的蒸馏工艺是元代才出现的。因此水浒中出现的酒应该是用酒曲（粬） 在粮食中经过发酵而酿造的米酒，这种宋代的米酒类似于今天我们的黄酒。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山好汉们能大碗豪饮，为什么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带领的军汉要买白胜的酒来解渴。而且在书中多处都强调，酒是要温热了喝的，所谓“烫酒筛下”在书中多处出现，比如武松在孟州道入了母夜叉的黑店，就要求把浑色酒烫来吃。当然也有冷饮的时候，这多是情况仓促或者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因为大雪压踏了草堂，林教头在山神庙中暂时栖身，把沽在葫芦里的“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烫酒而饮的方式，跟我们今天南方喝黄酒的方式十分相似。

在《水浒传》中，酒按质量高低也有不同的层次，显示了不同的饮酒阶层以及相应的酒文化。村头小店是下等的村醪白酒，武松要抢孔亮的青花翁酒，江州浔阳楼有蓝桥风月美酒，陈太尉招安梁山泊时带的是御酒，阮小七闻得喷鼻馨香。正是他按照吴用的计谋换了御酒，才搅黄了这次招安。不仅于此，酒在全书中多次成为关键性的道具。“智取生辰纲”中黄泥冈上白胜的两桶村醪白酒和椰瓢最终骗过了警惕的杨志，而全书最后一回宋江就是饮了御赐的药酒身亡，之前他不忘请李逵来饮酒，在酒中下药也毒死了李逵。除了作为外在的道具，醉酒状态也在主观上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景阳冈武松打虎、浔阳楼宋江题反诗等多个脍炙人口的著名章节中，主人公饮酒是为了御寒（林冲），为了解渴（智取生辰纲），也可以壮胆（武松），可以抒胸臆（宋江）。在这些故事中，主人翁均是在醉酒状态下行事的，才造就了这样让读者惊叹称道的情节事迹。由于醉酒的间离状态——一种与习惯和日常的疏离，从而促成并构建了历史事件，也就是“日常中断处，历史呈现”。

在《水浒传》跌宕起伏的丰富情节中，作为催化剂的醉酒导致的“日常中断”也有不同的类型。林冲在出场时初识鲁智深，二人“恰才饮得三杯”就听说高衙内调戏妻子而去解围，当他认出对方是高衙内，竟“先自手软”了，虽然后来心中“郁郁不乐”，仍然劝退了赶来的鲁智深，可见林教头的隐忍性格。但在“风雪山神庙”的夜里，醉酒状态令他突破了日常的隐忍状态，胸中的愤怒得以宣泄，这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宣泄让林教头失去往日的矜持，手刃陆虞侯后抢村夫的酒喝，最后竟醉倒在雪地上，才被柴进的庄客捉住。

在武松那里，醉酒后没有像林冲那样发生性情的逆转，而是陡增了胆量和力气，气势大涨。武松在“三碗不过岗”的酒店喝了十五碗“好生有气力”的酒，才有景阳冈打虎的壮举，孟州道“无三不过望”喝了几十碗酒，才有醉打蒋门神。他自己说：“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

对于郓城小吏宋江而言，酒则是他挥洒真性情的助推器，素来稳重多谋的及时雨若不是饮酒狂荡，也不会在浔阳楼题“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以抒胸中之志。就情节而言，宋江浔阳楼题反诗而引发的江州截法场正是将梁山聚义推向高潮的重要转折点。

无论是突破日常的隐忍状态，还是增加胆量和力气，抑或是挥洒出真性情，酒在这些情节中的推动作用之关键在于，醉酒让行事者本真的主体确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常状态下，“自我”是隐没的，个人是通过家庭、宗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各种社会关系被定义的，自我或隐忍不语、或浑浑噩噩地隐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下，君臣父子家国天下，唯独没有一个精神上的个体自我，没有具有优先地位的主体意识。但是醉酒可以让主体凸显，冲破礼数的限制，宋江上元节到开封见李师师时，“酒行数巡，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待要解释，李师师说道：“酒以合欢，何拘于礼。”当然在水浒的故事里，酒绝不仅仅是实现一时欢愉洒脱的手段，更是推动人生骤变的关键道具。在酒的加持下，好汉们的“真我”凸显出来，风雪山神庙的林冲借着冷酒突出的是义愤之我，景阳冈和快活林的武松借酒突出了勇气和武力之我，浔阳楼上的宋江借酒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雄心之我。正是个体自我的凸显，原本压抑缠绕的社会关系被冲破和解构，主人公们才能做出上梁山泊落草的决定，从而那些能够与读者共鸣的、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才能展开。

与之相反，在现代性的境遇下，在西方启蒙和科学的语境中，从“我思故我在”出发，自我的凸显已是无可置疑的前提，主体优先于任何共同体。与之相应的，与心灵相对的客观世界则成了人的对象，自然和世界成为被告席上的被告，接受主体的逼问。相对于这个现代性境遇，醉酒状态就有了批判性的意义，醉酒让绝对优先的主体消弭，让个体重新返回共同体、返回自然，与世界合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醉酒在不同语境和背景下的不同效用：在主体隐没的情形下，醉酒可能使得主体和自我意识凸显和确立，而在主体过于强势凸显的情形下，醉酒则可以使得主体回归到共同体和自然之中——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醉酒总是一种补偿均衡的力量。 oeOIwy3dFoAoNbDjuOegYTkAhksIg5io/aLHXEhyo//To1NkQHSNgjnLfOm8Yj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