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酒与礼

众所周知，殷商时代崇尚感官享受，饮酒赏乐，商纣王以“酒池肉林”闻名于世，虽然在正统历史叙事中这显示的是他的纵欲无度、骄奢淫逸，但另一方面，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也从侧面显露了那个时代的欲望彰显和生命力洋溢。及至周代殷商，时代风气则大相径庭，周公以礼来标识自身，以礼乐治天下，所谓“礼主别异，乐主同合”，礼乐的配合构成了严密的秩序体系，进而为日常的社会建构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神圣话语。“别异”即差异性的等级关系覆盖了血缘家族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君臣、父子、夫妇、弟兄，这构成了日常秩序的保障，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国思想传统中有着一致的看法，儒家、道家和法家无一例外。而在西方情况也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三个阶层以及他们各自的德性和特质也是对“主别异”的“礼”的一种表达。从生命力洋溢的远古感性时代，到主张秩序和理性统治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顺序。

在尊奉礼乐和理性秩序的周代，世风与殷商迥异，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酒的态度。在周代，通常意义上饮酒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周书·酒诰》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以文王的口吻告诫诸侯和臣民，要限制行乐饮酒，因为酗酒会导致大乱失德，商纣王是前车之鉴，他放纵于酒，大作淫乱，最后导致了殷商的灭亡，酒成了殷商一代暴政和纵欲的物质象征，因此周要严格限制饮酒，聚众饮酒者，应当处死（“群饮……予其杀”）。当然，由于作为日常饮品的酒是如此普及，因此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因此《酒诰》也规定了一些允许饮酒的情形：比如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祀兹酒”），即便如此，要时刻用德行和伦理法则来规范，防止喝醉（“饮惟祀，德将无醉”），另外，比如在父母高兴，备好酒食的情况下，可以饮酒（“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但是这些可饮酒的情形都是与礼（比如祭祀，孝养父母等）绑定在一起的，只有在礼允许的框架亦即一种理性支配的状态下才能够饮酒 。酒就从一种催生生命力的原发之力，蜕变为一种礼俗的点缀之物，更遑论醉酒这样的宣泄情绪的状态，更不可能在礼的支配下得到赞许。此后在漫长的中国传统中，酒与礼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在特定的礼节中，酒充当了功能性的角色，在礼的框架下发挥象征性隐喻的作用，比如在祭祀中沟通天人关系，刻画人情规范。

“尾部口壁内铸有铭文2行10字，是爵中铭文较长者。
鲁侯作觝，鬯甹，
用尊臬盟。
铭文大意：鲁侯做了这个爵，用来放置祭祀父亲的庙里的鬯酒和聘礼、盟礼。”
来源：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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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对酒的态度比《酒诰》中的要求要宽松一些。在《乡党》一篇中，孔子专门谈了饮食之礼，这段话广为人知：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粮食和鱼肉要精挑细作方可入口，不新鲜的不吃，颜色不佳的不吃，气味变了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不当季的食物不吃，切得不方正的不吃，佐料不适当的不吃，这都是“礼”在生活细节中的要求。唯有讲到酒的时候，夫子说，喝酒是没有限制的，但不要喝醉（“不及乱”）。而且他对酒的来源有要求，市面上买的酒是不洁净的不能喝，要喝自酿的酒。这些都是孔子所言“礼”的要求。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礼”并非来源于宏大的政治叙事（殷商因纵酒而亡），而更多是平常人的生活细节和要求，这都体现在“乡饮酒礼”之中。随后夫子又说了一个与酒有关的要求，“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饮酒的礼仪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长者先走，自己才能出去。酒和饮酒一方面承载了“礼”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则与日用生活和人生常情并行不悖。

及至北宋，酒与礼的结合更是深入寻常百姓家，无处不在。然而酒本身作为精神活性物质，其活化精神、冲破礼俗的功能和面相，在不经意间总是会得到彰显，特别是日常状态中、在祭礼等官方仪式之外的生活场合中，尽管孔子说过饮酒要“不及乱”，但醉酒状态依然常见。因此礼俗与醉酒、庙堂与生活日常，就构成了酒的文化内涵中的一种张力。如《北山酒经》所言：

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之，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父，无一可以缺此。投闲自放，攘襟露腹，便然酣卧于江湖之上，扶头解酲，忽然而醒。

作为礼的组成部分，酒的首要功能是“礼天地、事鬼神”，是乡射礼上的饮品，首先与祭祀和礼法联系在一起。祭祀礼仪上的饮酒并非开怀畅饮，而是首先要体现尊卑差异，是各种仪节安排的重要环节和渠道，象征着秩序和威仪。《礼记》专门有《乡饮酒义》一篇，孔颖达解释说，乡饮酒篇前后凡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在儒家的传统仪礼中，饮酒的礼节代表了社会秩序的有序展开，这种先后尊卑的关系构建是良好社会秩序的根本保证，比如“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礼记·乡饮酒义》）但同时，饮酒本身导致的个体精神亢奋乃至醉酒状态，却是倾向于打破这些尊卑高下的仪礼关系，这使得酒和礼始终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对此庄子看得明白，他说道：“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庄子·人间世》）。

细究起来，祭礼中之所以离不开酒，可能也正是由于酒所包含的这种张力。一方面祭礼中的饮酒体现了礼节中尊卑高下的秩序，但同时，祭祀最终是一个开启和导向超越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因此酒之所以与祭祀之礼结合，更深层的原因正在于酒作为精神活化物质，饮酒后的醺醉状态极易被想象为精神的提升，从而与天地鬼神沟通，醉酒意识是人类神秘意识的重要类型之一。醉酒状态所具有的这种神秘主义色彩，正是祭祀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祭祀之礼中酒的加入，强化了礼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礼”的核心一方面是要求个体能够各安其位，但另一方面，也是在寻求一套神圣话语对日常的秩序和生活加以支撑，而饮酒作为祭祀的环节，则暗示了一种天人贯通的状态，强化了“礼”的仪式性力量和对参与者的神秘感召。

同时，作为儒家“礼”的观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的展开过程中，酒本身的精神性面相也得到了强化，关于其功能的想象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与水、茶和羹汤不同，酒首先是农业社会不易取得的从粮食中提炼的饮料，其次它作为精神活化物质带有某种可神圣化想象的倾向，因此酒在传统礼仪中位置十分特殊且不可取代。长期以来酒作为祭祀等神圣仪礼中的固定环节，其本身也具有了一种内化的神圣特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酒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它不仅是阶位比较高的待客之道，甚至成了具有神圣意味的颐养天下的“百药之长”：

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书·食货志》）

然而对于个体和集体的生存而言，酒与礼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合理安置个体和集体情绪和情感的渠道。传统的礼节和仪俗首先是对人的规训程序，《礼记》曾用酒和酒曲的关系来比喻礼与人的关系，“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礼记·王制》），好酒的酒曲醇厚，就如君子厚礼，劣酒的酒曲单薄，就如小人轻视礼。这种关于礼的规训当然要包含对于情感和情绪的合理安置，这是礼的核心内容，因此君子应当“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这就引出了一个延伸性的看法：礼节和仪俗是用来培育和安置人情仁爱的，反过来讲，它们也构成了个体和集体生存的保护层。如果没有这些礼节和仪俗，我们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时会无所适从，会被强烈的情感灼伤。因此所有民族和文化传统都会建立相对固定的仪礼制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相应的礼节来排遣和安置我们的情感，宣泄哀伤、期待、欢乐等情绪，形成共同体中的共情，使得共同体的延续更加稳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强烈的情感会扰乱个体的日常生活，共同体也无法维系。在这个意义上，酒和礼有着类似的功能，即宣泄和安置情感，所不同的是，饮酒和醉酒是个人层面上的宣泄情感，礼俗则更多是在制度性层面、也就是集体层面宣泄和安置情感。 SITPgMb2BVwCHcfYyybuVVB1/vgHWCckeWfzYrDM11Z8w5tYVeN8zLKojM+djy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