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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阿明·英格兰德教授的论文在当今法哲学、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界颇具影响力，但从未结集出版。可以说是在我的建议下，英格兰德教授才将29篇论文辑录成书，交与我译成中文。付梓之兴奋冲淡了译事之艰辛。
英格兰德教授目前执掌的慕尼黑大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教席，可谓大有来历。教席上一任是伯恩德·许乃曼，再向上追怀，是一连串响亮的名字：阿图尔·考夫曼、卡尔·恩吉施、埃德蒙德·迈茨格。正如教席所覆盖的学科，本书主题丰富，且见解独到，成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一条哲学主线，那就是作者极力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
批判理性主义源自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锋芒直指科学中的所谓“正确”，揭示出科学的正确本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正确，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并不取决于它能否被证验，而是取决于它能否被证伪。背后蕴含的精神是，任何理论，即使现在看来颠扑不破，也不意味着正确，至多可谓尚未被证伪。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正是本书力求展现的。同自然科学一样，如果法学想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接受质疑，具有可证伪性。任何权威、专家、共识的背书，都不足以让某一法学理论成为真理，一切理论均可受到质疑，接受来自批判理性主义的荡涤。
几乎每位德国教授都跻身于数个法学领域，比如拉德布鲁赫在国人的印象中一直是法哲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刑法学家，他的导师是冯·李斯特和冯·利林塔尔。英格兰德教授也不只是刑法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商谈何以作为法源——法商谈理论批判》，属法哲学领域，而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紧急救援的根据与界限》，属刑法学领域。
我们似有必要反思，为何要在学习和研究中自我框定于某一狭窄领域？年轻学者，精力旺盛，应该打破藩篱，广泛涉猎。本书中有数篇论文是作者35岁之前完成的，虽说每篇论题都并非开创之作，但前辈学者永远不至于把话说尽，后辈学者永远有机会“叙述其源流，发挥其微义，补充其未周未备”。
本书不乏法哲学之崇论闳议，更充畅着精耕细作的刑法教义阐释。哲学是人类关于自身乃至万物至高至深的思考，法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即是对法本身的反思与对何谓“正确法”的探求。由于刑法学与实践的联系紧密，研究者难免目光过分聚焦于细枝末节。然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
。刑法学若缺少法哲学的滋养，必将失去价值引导。一切妙不可言的技法，都不免为德不卒，甚至为恶所用。正所谓“少林七十二绝技”每一项都凌厉无比，招招夺人性命，但若无高深佛法化去戾气，久之便积成内伤，甚至走火入魔。
当然，沉溺于宏大叙事亦不可取。好比只钻研高深佛法，却疏于“绝技”训练，贼人来时，便无力反击，总不能指望贼人诵经，立地成佛。法教义学之深入，亦使法哲学不断充实。正如黑格尔所言，以为哲学好像与感官经验知识、与法律的合理的现实性皆处于对立的地位，这乃是一种很坏的成见。心灵深入于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这些丰富的内容，只要为思想所把握，便是思辨理念的自身。
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德国绝大多数的法哲学家，早年间均是优秀的法教义学家。只有精通部门法教义学，才能关注实践，理解现实，进而发展出有内容、有干货的法哲学和法理论。可谓“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非闻道者不能焉”。
这种上至法律起源，下至案例分析的治学理念，在英格兰德教授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宏观层面，关注法实证主义、社会契约论、规范与制裁等基本问题；中观层面，将目光投射于法益功能、紧急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正当性根据、量刑协商与德国司法制度的协调等课题；微观层面，从实务案例出发，聚焦于因果关系、未遂、中止、间接正犯、竞合等最精微的刑法教义学难题。层层下沉，直至现实个人的一举一动；步步提升，及至人类社会的应有样态。此等研究，非真学者不可完具。
本书译事之艰，缘于各篇文章风格有异、内容广博、援引渊深。文字方面，以“信”为本，尽量“对译”原文，又力求“达”，使德语中的每个语素都得以通晓迻译，至于“雅”，不敢过分奢求，唯恐以词害义。译作之品相如何，最终的评判来自读者。
初译完成后，家父曾通读全稿，提出多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益颇丰。然译者终归学力有限，舛误在所难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译事艰辛，非亲历者不可知，全然是一种痛苦的坚守。最后，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一路走来，感谢林维老师、车浩老师与周光权老师的指导与支持！感谢江溯老师惠助！感谢杨玉洁老师属望！
邓卓行
2022年10月15日，午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