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学理脉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正常流动和有序扩张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为此必须重视培育资本力量，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为资本的累积和扩张创造了历史性机会。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总体上采取的是限制资本的政策，资本规模很小，国家和社会整体处于贫困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资本规模和国家财富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显著改善。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课题组统计，2019年中国社会总资产达1655. 6万亿元，扣除总负债980. 1万亿元，净财富达到675. 5万亿元。当前，虽然我国人均拥有财富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惊人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资本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虽享有很多自由，但也从未能够随心所欲地活动。权力、法律、伦理、宗教等为资本的运行设定了框架和界限。不过，出于逐利本性，资本也一直试图挣脱约束，以谋求更快增值，由此形成资本与权力、资本与法律、资本与道德、资本与宗教等的复杂关系和互动景观。在这几组关系当中，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对于揭示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中的权力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概念一般指政府权力，广义概念认为权力和物理学中的“能”一样，具有许多现实形态，包括“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 。迈克尔·曼认为，权力就是有能力让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由此形成与他人既合作又冲突的权力关系，进而把社会权力的来源分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四种类型。 由此可见，广义的权力概念包含了资本要素，或者说把资本（财富、经济）视为权力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基于广义的权力定义，拥有资本即意味着拥有了经济权力，或者说，资本即经济权力。

在现代社会，国家作为“权力集装器”，寻求全面掌控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而社会行动者也试图争取这四种权力，由此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关系。在一种理论模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被区分为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以及弱国家—弱社会四种关系形态。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是社会资本试图扩张其经济权力以及相关权力，从而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和碰撞。

在实践中，四种权力类型以及社会势力与国家权力的分布并不均衡，在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组合样态。例如，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和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地位在新国家中得到巩固和强化，形成了资本主导国家的局势，即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权力的作用尤为突出。资本集团通过选举制度将利益代表输送到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并通过国家机器巩固和谋求特殊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底层结构。“利益集团”“深层政府”“华盛顿沼泽”等概念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这种权力关系和政治现实。

在资本主导的国家，资本集团必然寻求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从而使资本越来越集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资本积聚和集中这一趋势紧密相连。” 资本在积聚和集中过程中所触动的不仅有劳工利益，还有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因此引起持久而普遍的反抗，抗议形式也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运动到新社会运动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黑命贵”运动等，反映出广大民众对这种国家模式的反抗和斗争。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揭示了资本扩张对于国家的消极一面。例如，奥尔森的经典研究提出，特殊利益集团（分利集团）的存在是造成政治对立和国家衰败的根源。 再如，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埃及商业集团之间为赢得大型工业项目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是破坏希德基政治联盟、扼杀政府生机的关键因素。

系统论法学贡献了一个审视资本无序扩张之性质及其系统性影响的更加宏大和基础性的视角。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各功能系统的自我再生产和正式组织化具有“涡轮增压自创生”效应，如果不能予以合理干预，必然呈现出过度扩张倾向，进而给自身和全社会系统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功能系统臭名昭著的扩张倾向——世界的政治化、经济化、法律化、传媒化、医疗化，确实显示了难以抑制的发展动力，其程度在每个功能系统中或高或低。……在全球涡轮增压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经济系统正在赢得自己的胜利，同时也遭遇自己的失败。”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缔造的主体和过程不同，主导国家的力量也不一样。具体到我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现实，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在于“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 。在新中国创建和建设过程中，资本从未取得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反，政党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导力量。不过，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资本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效应日益凸显，少数企业和个人掌握了巨额财富，成为“资本大鳄”。

当资本规模小而分散时，其力量难以显现，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影响微不足道。但是，随着资本不断积聚和集中，资本的影响力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都显著提升。在迈克尔·曼的权力理论中，经济权力具有独特优势，它能够把深入性与广泛性权力结合在一起，还能把权威性和弥散性权力结合起来，“经济权力关系以最有序的方式渗透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为此而奔波” 。

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下，社会经济权力的扩大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权力的支配局面，但是必然会与国家权力产生紧张关系和冲突。面对这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国家通过把资本无序扩张“安全化” 的方式予以回应。资本无序扩张的种种乱象对于启动安全化过程起到了催化作用。“安全化”的意义在于提高该项议题的政治优先级别，从而可以采取超常规方式予以应对。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允许资本扩张，而是要给资本扩张“立规矩”“设红绿灯”，以此来缓解资本与政治社会的紧张关系，确保党对资本力量的领导权，维系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 4veIAImiGBhIY2C+X5glprY9Ulx887cAlY0s8i2vQm+IICZcJVbVBiSMuaqRh6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