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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是人类社会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因而形成种种“发展阶段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出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段。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关注精神文化的演进，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神学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标准，区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一些关注后工业时代的学者，根据生产方式的变化，把社会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或者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等等，这些阶段划分的方法体现了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念。
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将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上了世界舞台。这些新型独立国家普遍的特点是，经济主要依赖于种植业或资源型原材料开采，工业化水平低；政治形态更多体现个人和家族统治色彩，制度化程度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多数人过着乡村生活，城市化和商业化水平低。
为了解释这些国家的状况并为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引，一些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依照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构建了一种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其中，传统（tradition）—现代（modern）—现代化（modernization）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不发展（underdevel-oped）—已发展（developed）—发展中（developing）成为常用的分析概念，经济起飞（工业化、市场化）、社会转型（城市化、世俗化）、政治转轨（民主化、法治化）成为基本研究命题。
解释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转变过程，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阿普特（David E. Apter）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政治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有伊斯顿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等。这些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因此，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是政治发展研究方向的支撑点。
早期的政治发展理论家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同质化、革命化、进步化、全球化与不可逆化的过程，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分权化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政府能力的有效性，实现政府权威的合理性，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及保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保障现代化顺利进展的重要条件。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来自非西方世界，“依附理论”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依附理论”认为，以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模式，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特点，不能用来指导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该理论立足于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状况，研究落后国家（或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造成了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全面依附，形成了不平等的中心国和外围国（中心—外围）并存且互相依赖的国际体系。不改变这种依附关系，不发达国家永远走不出落后的境地，为此，他们提出“脱钩战略”，主张建立独立的自主经济体系才是发展的关键。
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新兴独立国家（多数也是落后国家）寻求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前者依据西方经验，主张走工业化、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后者分析殖民体系的影响，主张独立自主，脱离国际经济体系来谋求经济发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最早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到后来认为“现代化”呈现多样性特点，这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转向。
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促成了新型学科的产生。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分别从各自的学术视野出发，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成为今天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到目前为止，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传统—现代—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也依然为人们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