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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超越具体体现在何处呢？这就需要对韦伯的国家理论进行相应的回顾。在现代社会科学中，韦伯是公认的开启国家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看来，国家就是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近代国家是制度化的支配团体
。韦伯式的国家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韦伯从权力的支配社会学出发，强调了国家对物理暴力的使用并且将垄断暴力的行为合法化，来使人服从以产生正当性的特点，这就将国家和其他使用暴力的政治组织或团体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第二，韦伯从现代国家运行的组织学视角回答了其区别于所有前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核心特征——非人格化的、理性化的官僚制。他指出，大规模的现代国家要依赖于一种官僚制基础；国家越大，越是要无条件依赖这个基础”。据此可以总结出，强调军队和官僚制、垄断暴力和组织运行两大维度是韦伯主义国家观的核心，这两大维度也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应的，在亨廷顿那里，政治现代化所涉及的三大特征中的“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两大特征都与韦伯主义的国家观异曲同工。但是，亨廷顿认为韦伯主义的国家观把属于一个政治体系假定最高目标的那些特质误认为是该政治体系在成长过程中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质
，在将国家的理想型特质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下，忽略了影响国家的社会和社会势力。换言之，韦伯主义的国家观将国家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暴力并且获得普遍承认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那些新兴国家中，作为制度的国家本身并不是想当然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势力与不同型态的国家机构互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比如，军队会通过政变来推翻文官政府，干涉国家的运行，而国家官僚推进现代化的努力也时常受到社会势力的抵制。更有甚者，社会中的势力可能会基于生存策略而在表面上臣服国家，但是它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放弃自身权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们甚至会对国家机构施加影响、削弱国家机构的有效性乃至挑战国家权威的正当性。有鉴于此，亨廷顿从社会影响国家、国家应当具有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两方面建构了他的新国家主义理论。
首先，在社会影响国家方面，受现代化催动，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会分裂既有的权威与秩序。亨廷顿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新社会”上的“旧国家”。作为具有共同信仰的清教徒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社会天然地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在历史上没有过封建社会制度和贵族，因而也就无须荡涤它们再建立新国家。因此，美国的现代化可以直接从扩大政治参与起步。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却与美国“和睦统一”的社会局面截然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中，无论是在贫富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还是强者与弱者之间，都存在巨大的鸿沟。
特别是当现代化催动了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升后，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随之高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去统摄这些社会群体，各个阶层、群体自行其是便可能导致失序混乱。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前，殖民统治者因为依赖分散在殖民地中的社会势力而不寻求建立集中的社会控制，推动的是维持碎片化的、网状而具有多个权力支柱的社会的政策。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终结之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些分散的社会势力便会为争夺对社会的控制权而各行其是
。在缺乏提供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制度的情况下，任何势力都想干政，社会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分散而普遍的暴力便是常态。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纳入了国际环境这一变量后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双重环境影响之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就能正常地行使职权。
对此，建立具有自主性的制度是实现政治秩序的根本和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前提，正如自主性“能防止外部破坏性势力的渗入”
，“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是腐败的”
。而强调国家机构相对社会和市场的独立地位，不被社会势力和相关利益集团左右，正是新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
。
其次，亨廷顿对国家自主性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被它所监管的公司和利益集团俘获的现象的分析
，但集中体现在《秩序》一书中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层面。在亨廷顿看来，自主性和公共利益实现与否均有赖于制度本身是否强大——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对此，首先要集中权力，因为没有相当的权力，政治体系便无法控制和协调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
。其次，在集中权力的基础上需要实现制度化，因为制度化“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
。在制度生成之后，它就将自身的利益和其他势力的利益区分开来，这便是“公共机构的利益代表着公共利益”
的体现。因此，对美国来说，不应当仅仅从结构—功能层面去理解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这些机构的作用，还要从这些机构的利益近似于美国的公共利益加以理解。
最后，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自主性制度的要求是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一个强大的政党正好可以通过组织和动员，将新的集团吸纳进政治体制，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通过政党和政党体制可以让无序的政治参与有序化，走出“普力夺”社会的泥淖。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建设有效权威和制度的内在要义是组织强大的政党并建立完善的政党制度。
在现代化浪潮的催动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势力都会影响政治稳定和国家能力建设，因此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通过政党动员来保证政治参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建设来确保政治秩序，这些要点标志着亨廷顿把自己的国家理论同传统的韦伯主义国家观区隔开来，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