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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国家理论从建构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亨廷顿一系列代表作的问世标志着其国家理论从滥觞走向系统化。在亨廷顿那里，包括军事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官僚机构以及政治程序在内的一系列复杂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的主要支柱，“作为制度的国家”正是其国家理论的主体性内容。
在20世纪50年代末，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对构成美国国家的核心制度——军事制度和文武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讨论。他认为，文官对军队的统制与军事专业主义本身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相比主观统制，客观统制模式下的文武关系较为良性。在客观统制模式下，国家对军人给予足够信任，军人则具有专业主义素养，清楚自己的职权所在，拥有自主性。与此同时，军人服从国家的权威，保持中立，不会随意干涉政治。这种客观统制模式不仅是发达国家维系民主政治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也应当是发展中国家防止军人干政、实现民主巩固的制度选择。
亨廷顿对军政制度和文武关系的研究不仅奠定了他后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频繁出现军人干政现象的基础，更推动了他在下一个十年研究中的主体性内容——“作为制度的国家”的登场。
亨廷顿对国家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民主的危机》与《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不仅包括亨廷顿对二战之后脱离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新兴国家在通向现代化之路时因为制度脆弱而面临困境的深刻考察，也包括他对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美国自身政治制度的深刻审视。尽管亨廷顿的这些研究对象并不一致，但在价值关怀上却殊途同归——回答国家/制度之于现代化的重要性。
其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秩序》）一书首开系统阐述国家之于现代化重要性的先河。在该书中，亨廷顿一反主流理论，开创了“杀死所有现代化理论”的“权威—秩序—发展”范式，围绕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不同路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以及如何组织国家三大议题展开论述。
二战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建立的殖民体系走向瓦解，曾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取得独立。在此背景下，完成国家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新兴国家当权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发达国家展现出来的政通人和、繁荣稳定深为发展中国家所钦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权力整合的困难和建立权威的脆弱
。在缺乏权威或者制度脆弱的国家中，现代化可能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出现动乱乃至政治衰朽，所谓“经济发展带来现代化”的线性逻辑对这些国家而言并不适用。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拉地区，由于缺乏能够体现和指导公共利益的政治机构
，这些地方的政治秩序、政府权威以及政治合法性被此起彼伏的军事政变、革命起义、种族冲突以及内战所摧毁。因此，发展上的“好事”并非扎堆到来，在传统权威裂解后，新的政治秩序不会自动实现，为滋生动乱埋下了隐患。因此，所有后发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但是并非任何势力都可以提供政治秩序，提供公共秩序的行为者只能是终极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也就是国家。新兴国家中如果出现旗鼓相当的权威，便会导致混乱，特别是在那些原本就遍布各种氏族、部落和族群的前殖民地中，它们的国家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统一的，但是内部的深层结构却是分裂的。在这些松散的共同体中，民众分属于不同的族群、部落和社会结构，“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在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
，民众为高度分化的利益和强大而传统的社会势力所左右，对小共同体（村庄、部落、氏族、族群）的忠诚远远大于对大共同体（国家）的认同。他们的一切政治参与都是围绕小共同体来进行的，一旦各个小共同体之间出现冲突，便可能出现分散化的暴力，这便是“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
。因此，亚非拉等地之所以出现军人、学生、富人以及宗教群体等各种社会势力都能干政的“普力夺”现象，正是在于这些国家普遍缺乏能统摄不同社群并保障政治秩序的有效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以至于社会势力各行其是，互相争夺控制权。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对此评论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政治制度都很脆弱”
。换言之，这些新兴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受传统社会势力掣肘，“要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须将权力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
。
既然需要集中权力，那么由谁来组织国家呢？在现代社会，能将政权组织起来的只能是强大的政党，缺乏强大政党的国家只能是一盘散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二战后，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不是缺乏政党就是缺乏有效的政党体制。因此，即便是在有为君主亲政的传统君主制国家中，这些统治者也会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国王的困境”。当时摩洛哥、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君主都试图集中权力，但都未能较好地将君主亲政和组建独立政党结合起来，难以扩大自身的支持基础，因而在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是步履维艰，就是被起义推翻。相反，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创建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方面成为典范。通过革命荡涤，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组织起来的政党，在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保障政治稳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无独有偶，当时以土耳其、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组建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党动员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基础，最终建立起新的权威和秩序。因此，对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论其政体如何，首先要通过加强政党组织的建设来集中权力，进而带动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建设，才能最终建立起政治秩序。在亨廷顿眼里，两党制或一党制都优于多党制，但两党制更为良性。
如果说《秩序》一书是对战后新兴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全面透视，那么亨廷顿在递交给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民主的危机》中则对美国自身展开了细致的观察。亨廷顿继承了他在《秩序》中的分析脉络，在他看来，美国人由于信奉洛克（John Locke）创设的政治哲学，因此天然地具有反政府的倾向。他们总是把权力总量视为恒定不变的常数。换言之，政府的权力扩大了，民众的权力就缩小了。因此美国人在思考政府建设时只会想到如何加强对政府的限制和实现权力的分散，而不会去想如何集中权力和加强权威建设，这种误解导致他们混淆了“政府本身”和“限制权威”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即便对美国而言，民主也只是将其国家组织起来的一种政体形式，美国立宪制度的初衷是希望保持政府权威和限制政府权威两者的动态平衡。但是在权力总量不变这一认知的前提下，民主与权威两者必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换言之，民主的增强必然意味着权威的削弱。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热浪
虽然使民主的活力增强了，但同时冲击了联邦政府和民主制度的权威，导致政治秩序变得混乱起来。不仅如此，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起致力于建设的具有强大自主性的美国总统及其行政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会的掣肘，由此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尽管国会的权力扩张了，但国会本身只能充当反对派的角色，它无法替代行政部门去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同时，财政预算的失误在扩张公共财政和福利开支的同时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利益集团的坐大，致使国会和公共政策被俘获，民主制度的统治能力则日趋下降，出现了“民主的危机”。因此，要保卫民主必须节制泛滥的政治参与，重建联邦政府的权威，保持两者间的平衡。
与纳尔逊（Joan M. Nelson）合著的《难以抉择》则是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回归。虽然亨廷顿在该书中将政治参与设定为因变量，与《秩序》一书有所不同，但思考的主体性内容和目的却殊途同归——从社会中萌发出来的扩大的政治参与对国家发展造成的影响。亨廷顿认为美国将政治参与视为发展目标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建国传统，但发展中国家扩大化的政治参与并非个人、精英或者群体有意识的选择结果，而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同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治参与的性质与水平，西方国家中的公民政治参与水平高，相对稳定，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制度来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意愿。相反，亚非拉国家的制度不发达、不完善，它们的政治参与常常集中于社区之间，社会势力彼此争夺控制，极容易引发横向间的对抗与冲突，因此，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众高涨的政治参与虽然不可避免，并且压制政治参与也将给当权者带来更大的风险，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仍是通过政党来建立有效制度，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尽可能多地赢得社会集团的支持，确保政治参与的有序化。
至此可以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亨廷顿的国家理论逐渐走向清晰化、系统化，其国家理论的主体性内容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点：首先，集中权力、建设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其次，社会结构、社会势力与缺乏自主性的政治权威是导致失序混乱乃至政治衰朽的根源；最后，将第三世界国家组织起来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党，要建立有效的政党体制。在这三点中，亨廷顿对国家自主性和社会影响国家两个层面的论述标志着他对传统韦伯主义国家观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