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的“反动”：坚持将国家带入分析

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传统滥觞于欧洲大陆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受到瞩目的程度一度达到巅峰。但是后来国家研究的“大本营”——德国先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导致人们对国家陷入了恐惧之中。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的国家中心主义传统随着欧洲旧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新霸权的兴起而式微。在美国，除了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成功地开创了国家资本主义之外，盎格鲁 美利坚的传统使得美国政治学界一直较少关注国家本身起到的作用。除却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古德诺（Frank Goodnow）和毕尔（Samuel Beer）等少数传统制度主义者聚焦美国的宪法法律、总统、国会以及联邦制，国家研究在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低调的位置。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忽视国家的现象在美国学界显得愈发明显。一方面，美国国内统计学与心理学研究技术突飞猛进，推动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行为主义（Behaviorism）革命的全面兴起。美国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进一步式微，旧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被认为已经不合时宜，相反，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才是潮流。另一方面，以现代化和随后兴起的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的发展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冷战中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抗衡的需要。这两大密切相关的理论都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体现出来的“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视为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把国家当做因变量。受此影响，绝大多数学者都去探究第三世界国家何时以及如何才能达到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准，这一取向导致他们只能在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寻找解释变量。

因此，无论是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还是现代化理论，本质上都属于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这一范式认为政治只是社会的附属，本身没有自主性，因而也就不存在能对社会进行再结构化的、具有自主偏好的、作为独立行为者的“实体性”国家。由此，国家被视为“黑箱”，只是“履行既定职能的原子化个体的聚合” ，并且为具有输入利益表达与输出政策结果功能的“政治系统”所取代 。由此，在政治系统中，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势力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诉求，政治系统本身的功能正是在于汇集、反馈这些多元的利益。不仅如此，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还试图指导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导致这些理想型概念与非西方世界中的真实情况严重脱节。

与当时政治学界主流普遍绕开“国家”不同，亨廷顿坚持将“国家”本身带入政治分析当中。诚然，在当时学者群体中并不时兴用“国家”这个词，亨廷顿本人也没有明确使用“国家”这个词，但是在他的研究中，“权威”“制度”“组织”和“体制”等反复出现的名词正是“国家”的化身。 他提出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对后来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亨廷顿坚持强调建立制度和权威的重要性；其二是亨廷顿为探讨人与制度的互动，也即大众政治参与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也正是如此，米格代尔对亨廷顿的前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亨廷顿的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致力于国家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者，在这一领域没有别的著作可以超越。 NPbHbGlrfcChdYhR5NdePXbDb779Y6bdUBZ9cZL86IrtdPi1fNqlTbcGLFCwx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