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国家主义

杨端程

在发展政治学研究领域，国家作为基础性制度而备受瞩目。围绕国家贯彻政策实施与推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能力，学界先后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其中，以“回归国家”学派的贡献最具代表性。但是，新国家主义理论的滥觞可以追溯到亨廷顿的贡献。作为在中文世界闻名遐迩的学者，尽管亨廷顿的学术生平因其提出名声大噪的“文明冲突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了解，但是他早先在国家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在20世纪中期，受社会中心主义（Sociocentrism）范式的影响，当时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现实却是现代化浪潮带来的无序与混乱。换言之，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亨廷顿一反主流范式，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当中。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1975）与《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等一系列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亨廷顿笔下“作为制度的国家”的国家理论从发端走向成熟。作为连接韦伯（Max Weber）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却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现实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权威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将国家组织起来。这些观点启示了后来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众所周知，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成为探索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成败的关键。虽然社会学奠基人韦伯对现代国家做出了开创性的定义，但是他并没有回答国家究竟从何而来。同时，主流学界对国家的研究经历了从建构到遗忘再到重新找回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摩尔（Barrington Moore）、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内特尔（J. P. Nettl）以及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等少数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为探索国家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做出努力外 ，当时的国家几乎遭到了主流学界的普遍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回归国家”学派擎起“找回国家”的大旗后 ，政治学界的国家研究才逐渐迎来复兴的趋势。时至今日，围绕国家形成、国家运行以及国家发展的研究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国家理论。

在这一过程中，亨廷顿对国家研究的奠基性贡献似乎被忽视了。 诚然，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称赞这一时期的亨廷顿是“政治安定的设计家”，并追溯其理论滥觞为新保守主义 ，推导出亨廷顿的国家观包含有效性和正当性两个维度 ，但是既有研究对亨廷顿国家观的归纳和价值意涵的定位仍然相对有限。

作为在韦伯和“回归国家”学派之间扮演起承转合角色的人物，亨廷顿的国家观具有鲜明的新国家主义色彩。立足于探究如何实现政治秩序和政治现代化，亨廷顿在社会中心主义浪潮盛行的背景下，开创了强国家的传统。亨廷顿认为，在缺乏有效制度的社会里，现代化激发了社会中广泛的政治参与，进而可能对政治稳定造成破坏，导致政治失序。因此，能否建立具有自主性和变革能力的权威/制度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稳定与政治衰朽方面的大分流。特别是，亨廷顿对“制度化”的论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复兴的国家理论 。 NPbHbGlrfcChdYhR5NdePXbDb779Y6bdUBZ9cZL86IrtdPi1fNqlTbcGLFCwx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