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与“制度”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鲜明特征，并将其与别的学术流派区分开来。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其他新制度主义，它更加强调“历史的动力塑造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结构进一步使社会和政府能动者获得了行动的能力，并塑造或抑制了它们的行为”
，而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或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中，历史往往只是被当被当作材料；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和其他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又存在区别，它对制度在塑造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予以特别关注
，相反，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可能更加关注阶级结构、价值符号或是世界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呢？在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等人编写的奠基性文献中，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其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
而根据最新出版的《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分析时间中的进程与事件如何塑造那些统御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的起源与流变的学术传统。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制度主义所关注的重点经历了由“制度”到“历史”的演变。
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找回制度”的浪潮。在当时主流的研究传统中，无论是行为主义、多元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制度视作群体竞争的舞台或是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体现。新制度主义的转向，使研究者重拾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在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将制度视作研究重点，体现了政治科学中分析层次的回落。作为对抽象的、宽泛的功能主义以及系统论研究取向的替代理论，历史制度主义从中观层次分析制度，为人们研究跨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取向。相较于此前的理论，历史制度主义更加关注中观层次的制度，比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利益集团的结构等，并将这些制度视为宏观政治体制与政治或政策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分析其作为中间连接环节如何增大或减小宏观制度结构对具体的政治或政策结果的影响。这种分析克服了功能主义、系统论等理论的决定论缺陷，同时在经验上又满足了细致的因果推论的要求，为宏观的制度结构与微观的政策结果或政治行为之间建立了经验性的因果链条。这种分析既有宏观视角，又有微观证据，从而具备特有的优势。
1992年出版的《结构化的政治：比较视野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标志着历史制度主义的正式形成。该书的突出贡献在于正式提出了“历史制度主义”这一术语，同时为学者分析历史与政治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历史制度主义的创见在于它从理论上将历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非仅仅是方法层面。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本体论主张，抑或是彼得·霍尔（Peter A. Hall）所谓的“关于社会或政治世界的因果结构的基本假设”。
如表5-1所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存在明显分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基于行为人中心的视角，认为制度是谋求合作、实现均衡的重要方式；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倾向于将文化界定为制度，强调制度为“阐释”与“行动”提供了认知基础；而历史制度主义者则将制度视作冲突的产物，并关注制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构成政治权威基础的联盟所发挥的作用。
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将制度理解为特定规则的集合，历史制度主义者主张历史的动力塑造了制度结构，而当下的政治结构可能与个人的利益或偏好背道而驰；历史制度主义淡化了制度的认知维度，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区别，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与实在论的特征。
表5-1 不同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色
资料来源：马得勇：《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
与此同时，历史制度主义者主张研究对象应该被放置在特定时空“情境”（context）中予以理解，制度是特定情境的产物。在分析重大社会事件或制度变迁时，历史制度主义主张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短期内对事件产生影响的直接因素，而且要分析对事件产生影响的制度性、结构性的长时段因素。只有当研究者把某一事件或行为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或制度脉络中，置于更为宏大的制度或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理解，人们才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因此，同一个因果机制是否发挥作用，以及何时及如何发生，时空情境变得十分重要。
这些本体论的主张意味着历史制度主义者抵制“即时研究”与“瞬时因果”，他们倾向于涵盖相对较长时间段的研究设计。
以上的本体论特征，使历史制度主义更加关注“时间性”的作用，这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历史制度主义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认为，之前那些与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的人，一般会更加明确地讨论其架构的“制度”的界限，而非“历史”的界限。
因此近年来，历史制度主义者更加关注政治分析的时间维度。正如诺思所言，“如果缺少对时间性的理解，政治学研究者将变得碌碌无为，因为时间是制度、思想与观念得以演进的重要尺度”。
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转向”，与政治学内部的方法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传统的横向比较方法，如《国家与社会革命》中采用的求同法与求异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历史制度主义纷纷转向对纵向历史演进的关注；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学界定量研究的主导地位，尤其是近年来以实验法与大数据为先导的“因果推论革命”（revolution in causal inference），不断迫使历史制度主义去思考区别于主流的方法论特质。于是，历史制度主义确立了以一套“时间性”为特征的研究路径，下文讨论的路径依赖与渐进制度变迁也都是围绕时间性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