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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对现代化较早反思，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政治学者对于政治体系变迁的考量起步则相对较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系统的变化比起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化相对滞后且频次较少。然而，二战后大批殖民地的独立打破了这一现状，加之冷战后的剧烈意识形态对抗引发了政治学者的全面思考，他们开始考量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体制变迁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关系等议题
，逐渐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其中，李普塞特于1959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民主的社会前提》一文对民主的社会前提进行探讨，成为这一理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李普塞特《民主的社会前提》一文开篇即指出，他旨在突破之前的政治社会学所专注的政治系统包括政党、政府、选举等组织内部变化的思路，转而考察政治体系外部的决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以及合法性与稳定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作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就被广泛地认为是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发生关联的重要链接点。一个富裕的社会更有可能维持稳定的民主制度，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就被论及的观点：唯有当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人生活在贫困中时，公众才能理性地参与政治、形成足够的自我约束力从而避免被煽动分化，而当社会的财富聚集在极少数精英手中而绝大数人处于贫困时，则往往导向了专制体制。
在阐释这一理论路径的基础上，李普塞特进行了经验验证，他选取了欧洲及拉丁美洲共48个国家样本，将其分为“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不稳定专制”“稳定专制”四类，分别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指标的差异，包括社会财富状况、工业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呈现出经济发展指标与稳定民主制度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该文继续探讨了另一结构性因素，即政治系统的合法性（Legitimacy）与效率（Effectiveness）问题，前者主要涉及政治体系如何维持民众的政治支持度问题，后者则考察政治体系如何吸纳与消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分化与动员起来的新兴与保守的社会力量。在李普塞特看来，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高度相连，高效应对社会群体的参与问题是增进合法性的重要维度。该文最后部分分析了他所认为的部分民主国家当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如西方民主国家那般有效地将社会发展分化出来的新阶层（包括工人阶层）纳入政治体系，从而削弱了民主体系的稳定性。总之，李普塞特建构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因素与民主制度运作的关联。该文不仅拓展了政治社会学的议题与理论，而且从方法论上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自此比较政治学者们开始逐步采用定量的方式就经济发展与民主问题展开了不间断的学术讨论。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稳定的关切、对民主体制合法性及政治体系效率的结构主义分析，已然体现出当时的理论发展趋势，即政治现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和政治发展理论（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的全面兴起。
在李普塞特发表该文的第二年，阿尔蒙德出版了著名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
，该书将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性地拓展到比较政治学，在统一的框架下展开对亚非拉等地区国家的政治结构、功能与政治整合等议题的研究。此后十多年间，以他为首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白鲁恂、西德尼·维巴等比较政治学界先锋的带领下，开启了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这一阶段，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概念在现代化理论各流派使用时被认为是高度重复和交叉的
，主要指向政治系统为应对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变革。根据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总结，政治发展主要包括：（1）政治平等的扩散，包括对公民权的诉求以及大众参与的增长；（2）政治系统统治能力的提升，回应公民诉求并能化解冲突；（3）政治系统中各组织功能的分化、专业化以及逐步一体化。
这一时期，遵循着类似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逻辑去探索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效应的著作层出不穷，例如，《欠发达地区的进步》
，《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
，《政治的现代化》
，《迈向进步的历程》
，《民族国家的建构》
以及《现代化的动力》
，等等。即便是从这些著作的标题也能看出经典现代化理论展示出的乐观进步主义气质，学者们对现代化性进程在非西方国家的不断推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预期。无论是研究发现现代通讯方式对中东地区民众价值观的改变，还是非洲政治系统在现代化力量推动下的变革，抑或知识作为首要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功能变迁与整合，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对现代化力量催化全球格局变迁都有着不可思议的信念。
学术界这一氛围也契合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推动各国现代化融入美国的全球战略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为塑造美国世界秩序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经典现代化理论下的政治发展路径很快遭到了诸多学术反击，不仅是其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路径在解释社会动态变化时局限明显，更重要的是这一脉理论无限放大现代性的优点，无视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及复杂性，逐渐失去了解释现实世界的力量。学者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消极面，反思发展的伦理价值，反思工业化背后可能的反现代逻辑。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驳大体有两条重要的思路：一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重新考量现代性的复杂向度，但仍然属于现代化理论基本流派；二是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全线批判，以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展示发展中国家迥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路径。前者的代表是亨廷顿，后者则主要来自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拓展、对李普塞特议题的挑战主要落脚在奥唐奈的“官僚威权模型”（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Model，BA Model）后面会详细讨论，以下首先来厘清现代化理论学派内部的修正。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有些学者逐渐意识到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在没有摆脱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前提下重新挖掘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复杂性。
亨廷顿也很快加入了这一梯队，1965年在现代化理论的进步主义繁荣之际，他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期刊上发表题为《政治发展与政治衰朽》的文章展开反思，俨然“不合时宜”地开始思考起政治衰朽问题。
次年，在同一期刊他又发文讨论现代化进程在西方世界的内部差异，对比欧洲和美国各自演进的不同路径。
1968年亨廷顿出版了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该书充分展示了他对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困境的思考。他认同现代性意味着政治稳定，但指出现代化带来了政治动荡，最终认定现代化变迁带来的大规模政治参与问题需要依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以及强大的政党来实现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在亨廷顿的定义中，政治发展被定位在不断增长的政治组织的制度化而未必是民主政治的增长，他强调政治秩序的保守取向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对开放民主制度的诉求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差异。稍后，亨廷顿将他对政治现代化的思考进一步推进，索性将“政治现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概念彻底分离开来，全面批判“政治现代化”这一概念背后所蕴含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立场的谬误，“传统”与“现代”两分不仅模糊了“现代性”“现代化”概念的复杂性，也简单化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及“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基于此，他决定依赖“政治发展”的概念来建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系变化的理论和分析。
亨廷顿精彩的学术探索让他成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
，尽管此后二十年世界政治的变迁却悄然改变着亨廷顿关于民主政治的立场。
此后不久，白鲁恂发表文章，延续着亨廷顿当时的思路，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概念没有出路，但政治发展会成为下个十年的主题。
然而，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伴随着支撑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路径逐渐被理性选择主义、制度主义等理论路径替代，轰轰烈烈的政治发展研究以及对政治现代化的讨论逐渐在学术界消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已经断言政治发展的理论已经奄奄一息。
在此过程中，学者们逐渐摒弃了现代化理论下的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思路，摆脱了“现代”概念对政治体系统运作的主导，开始回归到政治学原本的术语，民主、专制、政府、国家建构、政治认同等。虽然关于政治体系自身的现代化问题逐步降温，但围绕“民主”体制变迁的话题在冷战背景下一直有着不间断的讨论，李普塞特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一直有着生命力，学者们不断回到李普塞特，思考民主化的社会结构力量，在解释民主化的诸多理论中，该视角与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cy）理论、文化理论、示范效应等理论路径并举，并在相互补充中被纳入了日渐繁荣的民主化理论体系，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达到了高潮。
回到李普塞特的原文，若以当下学术眼光审视这篇经典，我们会发现该文在讨论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时，既缺乏因果机制的深入探讨，实证研究部分的定量技术也基本谈不上可靠。理论上，该文极其简略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财富与民主共生关系的论断，提及了经济匮乏、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精英会导致专制，并没有深入展开讨论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究竟为什么能够导向民主的稳定运行。李普塞特在文中看起来更愿意通过对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中这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直接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大逻辑下，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并非惊人发现，只不过是现代化力量在政治系统领域的推进而已。也就是说，李普塞特证明了一个经典现代化理论暗含的推论，即经济社会现代化各个因素与民主体制的共生格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普塞特与其说通过该文得出了某一个结论，倒不如说提出了一个考察民主运作时不可回避的重要维度。实际上，该文的经典之处在于首次将经济发展与民主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展开系统的大样本分析，建构了一个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与学术争论平台。自此，学者们围绕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沿着理论挖掘与定量研究技术两条线索进行了学术推进。
《民主的社会前提》一文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第二年，李普塞特将经济发展与民主的议题在其经典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进行了全面阐释。
在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李普塞特进一步充实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论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组织变迁与积极的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李普塞特基于之前大量社会学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水平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扩大，并形成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些都有利于积极的公民文化的产生，继而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李普塞特对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公民文化的论述建立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之上，即伴随着市民社会发展和中产阶级扩张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不同的观念将出现分层流动。更准确地讲，李普塞特认为经济发展下日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才是民主的基础所在，而非其他低收入群体，包括工人阶级。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结合1959年李普塞特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的另一篇文章《工人阶层威权主义》
，其核心观点认为大众对于民主或者威权的观点存在着阶级差别。该文认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低收入、低流动性的阶级更加倾向于极端、不宽容且变化不定的观点，而对公民权利的捍卫、对少数派权利的支持、对政治反对派的合法性的认可、对政治权力边界的关注等民主价值则更多见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不仅在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教育下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特征，逐渐形成民主价值观，而且在行为上也展示出良性的人际互动，形成生机勃勃的公民组织，这是自托克维尔以来就已论及的民主的社会基础。总之，中产阶级才是民主的中流砥柱、不可撼动的基石。中产阶级扩张不仅带来民主优势，而且李普塞特认为经济繁荣下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格局也在改变，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避免贫穷国家的困境，即国家对有限的财富进行控制而挤压了社会独立空间。以上这些具体的论述充分展示李普塞特作为典型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的乐观主义情绪。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笃信者来说，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证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精细化其中的因果机制；而对于批判者来说，则需要从经验上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因果机制上存有谬误。我们下面分别来考察。
1963年卡特莱特（Phillips Cutright）基于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基本特征对“国家政治发展”（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的概念进行重新建构和测量，通过对非洲之外的77个国家1940—1960年期间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国家政治发展与现代化指标（通讯、经济发展、教育和城市化）之间正相关。
1969年卡特莱特与韦力（James Wiley）又共同证明了现代化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李普塞特的基本立场不断得到证明，包括科勒曼
、白鲁恂
、辛普森
、奥尔森
等。尽管对变量的测量方面有学者存有一定异议，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并没有遭到严峻挑战。
而学者们在此后十多年里不断细化模型，他们不仅证明经济发展与民主正相关，还进一步试图证明其中的因果机制；
不再停留在静态的民主合法性，开始定量分析政治变迁；
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尽管有正向的相关关系，但可能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曲线关系；
以及发现考察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考量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等。
此外，李普塞特关于公民文化的论述逐渐发展出另一脉极为重要的理论流派，即公民文化理论。在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兴盛之际，阿尔蒙德、维巴于1963年出版了著名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一书。该书建构了从公民的政治态度视角考量民主稳定性分析的基本框架，所采用的跨国调研方法也成为开辟该领域的先锋。其后，英科尔斯（Alex Inkeles）对个人现代性、政治文化跨国比较的研究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20世纪70年代对工业国家公民文化的转型考量，都是典型的公民文化实证研究。随着跨国调研技术日渐成熟，公民文化研究也逐步突破了现代化理论的范畴，逐渐发展成为与理性选择、结构主义并驾齐驱的考察政治体系运作的理论路径。
总体说来，李普塞特命题在此后二十年里获得了诸多研究的验证。其间，学者们对实证验证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精细化发展，对该命题展开定量分析的统计技术日渐复杂，从早先李普塞特、卡特莱特的简单相关关系逐步发展到多元回归，学者们从怀疑大样本研究的可行性到开始运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统计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技术来印证或修正该命题的基本结论。对于民主发展/变化的测量也日渐完备起来，学者们不断在前人的测量基础上发展出更加贴合民主发展本质的民主数据库。这一时期，一些面向全球政治体制衡量的数据也逐步成熟并被运用到李普塞特的命题验证中。
然而，正如上文对政治发展学派分析的基本路径所显示的，李普塞特的基本结论在得到诸多学术支持的同时也引来批判的声音。在理论上，除去现代化理论阵营内部的反省，例如亨廷顿不断提醒要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复杂后果，巴林顿·摩尔突破纯粹的社会学思维纳入广阔的历史学视角，李普塞特命题最重要的理论挑战是来自拉丁美洲学者奥唐奈的“官僚威权模式”理论。
官僚威权模式理论主要依赖于“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后两者主要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全面批判现代化理论，反思位于世界体系“边缘”（periphery）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如何受制于发达的中心国家（core）的世界资本和生产体系，依附国在不断地被剥削和自主权丧失中一步步被边缘化，欠发展的状态无从改变。
奥唐奈认为这种经济上身陷世界体系的依附格局从本质上影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他以阿根廷、巴西等国为例指出，在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动员了进入生产的社会大众力量，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僚尤其是公共或私人领域的技术官僚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这些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经济发展模式渡过了比较“容易”的时期后，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则朝着迥异于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的方向发展。因为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在消耗完本国的生产资料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发展瓶颈，当经济发展受阻、国外资本涌入，国内在进口替代中从事生产的劳工阶层遭受冲击，而为了进一步稳定经济吸引国内外资本，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官僚阶层则逐渐与资本方、政治寡头以及军方形成共同利益体，力图控制已经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这就促成了所谓的“官僚威权模式”。
因此，在奥唐奈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机制受制于基本的经济结构，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化经济过程都导向政治参与的开放、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在依附经济的格局下，经济发展导向的是政治参与被压制的威权主义高压政治。
奥唐奈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得到了不少区域研究学者的支持。盖勒（Daniel S. Geller）通过数据对21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研究，展示了现代化的过程导向政治不稳定以及官僚威权模式的内在机制；
雷默（Karen Remmer）尽管指出奥唐奈理论的弱点，但充分肯定了奥唐奈的基本逻辑；一些学者则通过国家案例展示了“官僚威权模式”在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确存在。
不过，奥唐奈的“官僚威权模式”理论随着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理论路径的衰落逐渐式微，更重要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后，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权模式”并没有持续，奥唐奈本人也逐步加入了拉丁美洲民主化转型理论的思考，跳出了“官僚威权模式”的结构主义路径，开始讨论政治代理人、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型的作用。
与现代化理论及政治发展理论逐步融入到民主理论的大趋势相同，学者们对“官僚威权模式”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都逐渐进入民主转型及稳定的思考。当然，对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不仅来自“官僚威权模式”，而且有对其结构功能主义路径的批判
，从实证角度证明现代化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复杂
，还有学者针对李普塞特的“工人阶级威权主义”进行质疑讨论。
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些批判同样随着现代化理论由鼎盛走向衰落。当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浪潮逐渐在全球铺展开来，李普塞特命题又重新被挖掘、考量起来。
1991年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此时的亨廷顿已经抛开了二十多年前对政治秩序的强调，反思起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现象，在他的思考中解释民主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发展。
从此，民主化理论开始全面覆盖美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各个议题，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又再次进入主流理论。
其中，1997年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现代化：理论与事实》，试图通过对全球各国二战以来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以此了结半个世纪之久的李普塞特命题之争。
该文再次从大方向上肯定了现代化理论的正确性，但更加精确地区分了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作用，认为民主发展可能出现在任何经济发展水平，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确可能增加民主存活的概率。该文一经发表即激起了很多学术回应，鲍什（Carles Boix）和斯托克斯（Susan C. Stokes）认为普沃斯基一文在样本选择、模型选择等方法论方面存在偏误，且理论论述不详。他们通过将样本时间向前推到1850年并进行交互变量的测量发现，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同样有正向作用，再次肯定了李普塞特的基本立场。
此后，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等人再次通过大样本数据的运算证明现代化理论成立
，并通过详细的数据证明收入增加如何关键性地影响财富分配原则继而影响体制变迁。
与此同时挑战不断，有学者通过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比如历史因素，发现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
也有研究发现，现代化理论因果机制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因为数据表明经济发展可能夯实威权统治，如果威权统治者被暴力移除则可以增加经济发展与民主体制之间的联系。
还有一批研究“资源诅咒论”的学者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不确定性，他们发现，依托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的经济结构尽管带来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下的结构有本质区别。丰富的自然资源导向“租赁效应”，国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控制而大幅扩张，公民社会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从而限制民主的发展。
从因果机制上讲，自然资源诅咒论并没有证伪或者否定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该理论丰富的是我们对“经济发展”多种模式的理解，这一点与“官僚威权模式”存有相似之处。但回到李普塞特理论，学者们至今仍然在反思该理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乐观以及对中产阶级过分的信心。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力量作为独立的变量可以直接干扰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中产阶级也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呈现出向往民主的基本价值倾向。
事实上，大众的基本价值倾向如何转换为民主变迁的动力，也一直是从公民文化路径检验李普塞特命题的重要挑战。
公民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自阿尔蒙德以来的公民政治态度研究传统，成为公民文化研究的分水岭。
英格尔哈特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引用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与现代性进行区隔，在李普塞特的结构主义基本分析框架内分析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与民主之间的关联。
这期间对于公民政治态度与民主关联的研究在跨国调研数据支撑下开始大量涌现。但是公民文化研究的路径一直存在如何阐释文化与民主之间因果机制的困境。
按照李普塞特的推断，社会结构变迁产生的积极民主价值对民主稳定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当前大量的公民文化研究表明民主价值（Democratic Support）已经在全球获得了普遍支持，包括在许多稳固的威权国家中。因此，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民主价值与民主化之间的联系并不确定，在民主化浪潮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民主价值（且不论关于民主内涵的理解）几乎取得完胜的今天，李普塞特式的乐观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体制运作和变迁的多样化可能。
总体来说，近三十年内现代化理论伴随着民主化理论的兴盛再次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学者们对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所探讨的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因果关系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着反复的理论考量与实证验证，包括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后果，中产阶级可能的多元诉求，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多样性，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干扰等；还有方法论中定量技术的全面更新，对两个变量的衡量日渐精致复杂化，统计模型不断科学化，样本量仍在不断扩张等。无论是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变迁的推进抑或受阻，该命题总能给出思考的出发点，李普塞特命题所搭建的学术平台又焕发出无限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