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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如今人们最频繁听到的词语之一，该词已经弥散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我们的日常交往到大众媒体以及政府宣传，“现代化”一词几乎无处不在。学术界也不例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与现代化相关的讨论波及到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各大领域，自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变迁都或多或少与这一术语有所牵连。从词源上来讲，“现代化”对应的英文词是“modernization”，这是一个动词化的名词，意为“to make modern”，表示获得“现代性”（modernity）的过程。根据早先学者们的追溯，“modernization”、“modern”、“modernity”三个词的词源均来自拉丁词“modernus”，“modo”，表示“现在，最近”（now，recently）的意思
。因此“现代”首先存有时间维度上的指向，与“古代”或者欧洲的“中世纪”区隔开来。然而，比起时间上的区隔，更重要的是“现代”一词所暗含的价值上的革新，“现代”社会的到来展示着与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迥然不同的属性
，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人文精神推动下的科技发展与工业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一系列新特质。在现代化相关理论建构的“传统”与“现代”的宏大两分法下，“现代化”则可大体上视为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切急剧变迁的总称。
因此，那些试图描述现代性、解释现代化进程的学术理论都被宽泛地纳入了“现代化理论”的范畴。当然，在政治学领域，“现代化理论”更多的则是围绕李普塞特命题所展开的关于体制变迁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就是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与后文分析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既交叉又相区别。以下将先简要叙述现代化理论的一般性特征，再讨论该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发展。
两百多年来，学者们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这一包罗万象的变化进程展开了持久的反思，但相关理论遍地开花，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术语全面进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情境，并主要表现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大批殖民地独立，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加上冷战的兴起，美国主流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社会之外，开始从比较的视角思考亚非拉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及文化社会变迁等问题。
学者们围绕着现代性的内涵、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的后果、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等议题展开激烈争论。从国家、社会、组织、个体层面，学者们不仅对现代化的参与主体、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变迁的因果机制以及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等展开探讨，更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元视角探索现代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碰撞的结果，不同学科与不同理论流派既相互启发激荡，又相互批评、针锋相对，发展出极为庞杂而丰富的与现代化进程相关的理论，直至20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期。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下的宏观两分法，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包含一些典型的特征：（1）科学和技术的进步；（2）工业化及资本的全球化；（3）结构分化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4）世俗化，表现为公民社会崛起、脱离宗教控制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以及信仰的私人化；（5）建构典型的现代价值，包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盛行；（6）城市化及相伴的文化多元化及社会流动；（7）教育普及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兴起；（8）连接社会与分散人群的现代交通与通讯方式；（9）阶层变化，中产阶层的多元兴起；（10）政治发展，往往表现为世俗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政治动员、政党政治与代议机制的兴起等。
根据亨廷顿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各学派的总结，这种巨变的过程是具有革命性、系统性、全球性且旷日持久的高度复杂的进程，各个社会会经历不同阶段，但不断趋同，最终走向不可逆的进步过程。
具体说，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上述各个维度上的全面革新，无论哪一个特定因素被视作为变迁的核心动力，各个因素之间都是相互牵制的，并最终整体上将社会推进到现代化阶段。尽管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特征不尽相同，但现代化进程基本表现为近似的特征，会经历大致相同的从传统解体到现代社会建构的变迁阶段，最终在大到国家政治运作、小到个人心理特征的方方面面彰显近似的现代性。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立场体现了典型的进化论（Evolutionism）思维以及在二战后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理论路径。
更重要的是，经典现代化理论预设社会演进均将经历特定阶段并终将迈进全面现代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便有了无法回避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好。
经典现代化理论暗含着不可遏制的乐观主义，在科学进步中对人类征服自然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对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予以积极肯定。更为关键的是，该理论认定这一起始于西方社会的进程，在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等不可逆力量的支配下将在既定方向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以此模糊了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界线。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盛也伴随着激烈的批判，包括该理论中进步主义的进化论视角，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路径在解释体系变化中的无能为力，对现代性的局限性以及现代化进程多样性的忽视，还有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力量积极作用的夸张，对国家文化独特性的忽略，等等，这些理论困境夹杂着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都遭到了深刻的批判。
我们下文将着重讨论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拓展，从宏观图景上来说，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发展体现了其整体格局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随着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引发了现代化理论新一轮大讨论，那么在政治学领域，冷战结束带来的民主化浪潮则激起了新一波的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与反思，并带来了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结构主义理论路径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