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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式微，政治发展研究不再追求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理论体系，而是试图在更具体的中观领域取得突破。所谓中观理论，是相对宏观和微观理论而言的。与宏观理论不同，中观理论不奢望建立一个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普适性理论，而是聚焦于有限的、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社会现象，提出能够被数据检验的理论。与微观理论不同，中观理论不局限于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注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它往往是许多具体研究假设和经验规律性（empirical regularities）的集合。近年来，发展政治学在中观领域层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以下举若干例证以说明。
一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讨论何种政治制度或公共政策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一些学者重点考察了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是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且从产权保护、投资总量、国家自主性和技术创新等角度阐述了不同的因果机制。从大量统计研究的发现来看，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民主体制在这方面优于非民主体制，可见政体形式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还有一些学者就国家干预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派观点认为，二战后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主要得益于市场力量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而另一派则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主张政府主导市场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政府能够以整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利用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是发展中国家的族群和政教关系问题。族群矛盾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国内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索。所谓族群（ethnic group），指的是基于共同的祖先、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因素而产生集体归属感的群体。有学者指出，1946年以来全世界超过60%的内战是由族群矛盾导致的。
战后获得独立的新国家继承了殖民帝国强制划定的领土边界，在其领土范围内往往有着复杂的族群构成。殖民者分而治之、厚此薄彼的政策为新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埋下了伏笔。去殖民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各族群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尚能团结一致，但新国家一旦建立，缺乏共同文化、语言或宗教信仰的族群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学术界早期针对族群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原生论、工具论、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等几个主要的理论范式，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支配了1990年以前的族群问题研究。
近年来，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几大范式的争论，学者普遍认为，结合不同范式中的有用元素才是理解族群冲突的唯一途径。
近年来，宗教型政党的数量增加，宗教极端势力在一些地区抬头，与宗教相关的族群冲突也屡见不鲜。20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中兴起了一股名为“政治伊斯兰”的运动，它指的是“旨在赋予伊斯兰教以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的各类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潮流和国家政策”。
政治伊斯兰的参与者一般主张，历史上的伊斯兰文明中政治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是18世纪以后出现于西方社会的特定社会观念，不应当被普世化，更不能被强加给穆斯林社会。
政治伊斯兰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是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政治组织或运动，而是有着多种表现形式
，既有在民主框架内争取政权的伊斯兰政党，也有拒绝民主政治、开展暴力袭击活动的极端组织。这项运动是在伊斯兰世界面临长期的外来征服、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旨在为穆斯林社会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在埃及和土耳其等国家中，代议制和选举的存在使得伊斯兰运动可以通过制度内途径参与政治。为了以合法手段上台执政，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必须牺牲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采取更加务实的立场，并且掌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代议政治的框架也在改变着伊斯兰运动的性质。
三是殖民主义为发展中国家留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遗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即使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遭遇过西方扩张和殖民主义的压迫。殖民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指出，殖民时期的制度建设对后殖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长期的作用。
在一些殖民地，殖民者建立起了掠夺性的制度，既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也未能对政府的专断权力进行限制。这种制度的主要目标不过是尽可能地将财富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而在另外一些殖民地（如后来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欧洲人迁徙定居下来，建立起了与宗主国类似的保障财产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此外，殖民宗主国的法律传统
、直接或间接统治的策略
、劳工制度
以及传教士活动
都可能对后来的发展绩效产生难以预见的影响。最后，欧洲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推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后殖民社会中的国家建构过程。罗伯托·福阿（Roberto S. Foa）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比较了殖民经历对不同社会中国家能力建设的长期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综合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