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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比较政治研究开始逐渐脱离社会决定论，并重新确立政治制度和国家能力对政治发展的中心地位。亨廷顿的著作对这一范式转变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敏锐地指出了政治制度化程度决定了国家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换句话说，政治秩序的形成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因素，政治家以及他们控制的国家机构具有重要的主观能动性。此后，以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为领军人物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口号，主张重新认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
在他们眼中，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中主导集团的利益代表，也不像多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是众多利益集团的调停仲裁者。国家有着独立的意志和自主性，应当重点研究国家如何利用这种自主性去汲取社会资源、塑造政治认同、影响经济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将国家自主性作为关键变量，依此解释各种政治社会现象的佳作
，其旨趣已明显区别于行为主义者对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关注。
伴随着对国家自主性作用认识的加深，观察者们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发挥这些作用的能力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学者们上溯到因果关系链条的上一个环节：国家能力是如何被构建的？二战之后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其国家构建的过程与欧美国家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西欧从大约15世纪以来经历了漫长而充满暴力的时期，最终锻造出了一批垄断国内暴力使用、排斥外来干涉并彼此尊重自主权的现代国家。随着殖民帝国的扩张和最终解体，欧洲人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传播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新兴国家别无选择地开始效仿发达国家的内部组织形式和对外关系模式。然而，它们构建新政权的努力却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导致发展中地区存在大量的“弱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其症状包括政府的腐败，政变和内战频仍，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以及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西欧经验中较少出现的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发展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极具洞见的解释，这些解释背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论点：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脱离了这些孕育国家的特定历史过程，维持现代国家的运转是充满挑战的。现代国家的结构被殖民者从西方引入到世界其他地区，但这些地区未必具备支持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对于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要想在相对辽阔的国土上垄断暴力的运用，并且抵御外部势力对境内事务的干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接受了西方国家强加的政府组织框架，但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样的重任。
审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可以发现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的出现有一些共性的原因，细分起来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许多有过殖民地经历的国家边界是被宗主国强制划定的，这个过程只照顾到了殖民者的管理便利或彼此之间的利益交换，结果导致了国家内部族群成分复杂，为国家独立后统一民族的建构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武断划定的领土边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最为明显，这一地区本不存在有固定疆界的政治实体。19世纪末，欧洲殖民列强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按照经纬线的走向划分了殖民地的边界，这也成为后来独立国家的领土范围。即使在先前存在传统政体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殖民扩张的影响也使得固定的疆界取代了过去较为模糊的边界。这些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领土边界内，可能生活着语言、文化和宗教完全不同的群体。不仅这些族群之间有产生冲突的可能，而且一些族群甚至要求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在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建国之父们十分清楚，他们虽然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了国家组织，但国境内却往往不存在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民族，这与民族主义思潮主张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因此，利用国家权力将文化、风俗各异的族群整合成一个新民族，就成了摆在新国家面前的艰难任务。赞比亚国父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曾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从殖民者人为划分出的不规则制品中创建真正的民族”。
塞内加尔国父利奥波德·桑格尔（Leopold Senghor）的言论同样具有启发性：“国家是民族的表达形式，它首先是建成民族的一种手段……政治史教导我们，国家组织的缺失是一个弱点，它会导致民族致命性的分崩离析。”
第二，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机构是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是外部强加的产物，它在国民眼中的正当性就成了一大难题。殖民宗主国在组建国家机器时，目的主要是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和汲取殖民地的资源。在这样的考虑下形成的国家部门长于专政和攫取资源的职能，在提供代表性和社会服务方面却是先天不足。结果，国家不是被视为体现民族统一、代表社会利益和服务民众的公器，而是被视为权力斗争的战利品。谁控制了国家机器，就能够利用它来攫取财富和镇压反对派。
而且，独立后掌权的政治精英普遍受过西式教育，来自现代产业部门，生活在都市中，他们与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民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存在巨大的距离。
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和政治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正当性缺失。
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塑造国家”的过程，这导致了国家建构动力不足和国家能力的脆弱。在西欧，频繁的对外战争驱使各国政府加快了集权的步伐，在国境内垄断暴力的使用权，并且将中央的控制能力蔓延到边境地区，以满足战备的需要。如果我们将国家的属性分为实证和国际法两个层面
，前者指国家对于边界内暴力使用的有效垄断、国民共同体的塑造、理性官僚制度的建立等，后者指主权国家彼此不干涉内政、平等交往、国际社会保护主权国家的生存权利等，那么可以说，欧洲国家是首先建立了实证属性（em-pirical statehood）之后，才获得了国际法属性（juridical statehood）。
在殖民者到达亚非拉以前，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并没有自发形成彼此相邻、各守边界的国家体系。即使是先前存在国家的地方，国家的控制力也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区，越是远离都城，控制能力就越弱。由于国家间战争并不频繁，这些传统政体没有动力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加强对辽阔腹地的控制。在非洲殖民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关注的是通过控制港口城市来保证贸易的进行，并不愿意承担管理非洲内陆地区的行政成本。1884年列强讨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实际认可了一个原则：“一个欧洲国家所要做的只是在沿海地区建立一个领土据点，然后便可以向内陆自由扩张，无须建立一套行政体系来满足有效占领的义务。”
也即是说，欧洲列强虽然划定并互相承认了非洲殖民地的正式边界，但它们的有效统治只是集中于城市地区，对于内陆腹地的权力覆盖则很薄弱。这造成了战后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新国家所继承的行政机构与多数人口生活的乡村地区缺乏紧密的联系。
无论新独立国家对领土的实际控制能力如何，其主权者的地位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和欧洲经验作一比较，不难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还没有奠定实证属性的情况下，其法律属性就受到了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承认和保护。事实上，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国家间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在成立之初的1963年就通过决议，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不可剥夺的独立生存权”。
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实证属性还非常虚弱，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缺乏国民共同体，部落和族群认同高过对国家的认同；权力高度个人化和家族化，没有发展出脱离私人利益的公共权力；军队对政府高度不信任，政变频繁；政府机构不发达，人手和财政高度紧张；腐败盛行；等等。尽管国家的实证属性虚化，但国家的法律属性却被国际社会保护了起来。国家没有被敌对势力吞并和消灭之虞，也就没有动力去强化自身的实证属性。这与孟子所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这些国家恰恰不会“亡”，而是长期处在一种孱弱的状态。以非洲为例，二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的领土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少数的例外是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脱离埃塞俄比亚而独立和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脱离苏丹而独立。非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旨在吞并领土的战争，所发生的国家间冲突也是围绕与国家生存无关的相对次要问题。
第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外来援助，它们无须与国内的民众和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这极大地降低了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和回应性。
在欧洲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国家用来应付对外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主要是从国内获取，因此它必须和国民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妥协。为了降低国内民众对资源汲取的反抗情绪，国家不得不赋予国民更多的政治权利，包括代议机关中的代表权，对财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文官集团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等。与此相比，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外国援助（或其他形式的非税收收入）。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成为美苏两国试探对方实力和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场所，因而得到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意味着国家获取资源时不必通过制度安排向民众做出妥协。因此，国民在政治上没有代表权，对政府问责的能力低下；制度监督的缺失让政府领导人可以从事大量中饱私囊、损公肥私的勾当。导致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猖獗的因素有很多，但因财政收入来源性质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的确是一大祸根。此外，外来军事援助还让军事组织的力量不断膨胀，为频繁发生的军人政变埋下了伏笔。
第五，在比较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构经历时，不能不提到一个简单却直接的变量——时间。西欧国家的建构是在四五个世纪的漫长时段中完成的。现代国家形成所遭遇的诸多挑战——中央集权、认同构建、扩大参与和再分配——在西欧诸国是逐次出现并得到解决的。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同时处理与国家文化认同、政治参与和经济不平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发展的脚步使得它们还没有来得及为解决一组挑战形成暂时性的制度方案，下一组挑战就接踵而至。
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S. Clapham）所指出的，国家建构的文献倾向于谈论现代国家所带来的益处，却很少涉及建构过程中当事者所要承担的巨大代价。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同质性不符的认同感和社会结构必须被牺牲，地方性的文化逐渐要走向式微。
这一过程中，不少构建现代国家的尝试最终遭遇了失败，比如曾经辉煌一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故事的主角已经淹没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同时面对这一系列历史问题，操作的难度可想而知。20世纪60年代担任尼日利亚领导人的雅库布·戈翁（Yakubu Gowon）曾感言：“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要与历史、地理、族群分布和帝国主义的邪恶后果等不利因素作斗争，并用欧洲国家所用时间的五十分之一来建构自己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看，许多新兴国家的建构努力遭遇到挫折，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