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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讨论，受到了两种逻辑的驱动。第一种是学术逻辑，即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间的学术争鸣推动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文已经对这种逻辑支配下的发展政治学文献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二种则是政治逻辑。作为一门形成于美苏冷战和殖民地独立大时代背景下的学科，发展政治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而现实政治逻辑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则更为隐蔽，从议题和概念角度无声地型塑了学科的问题意识。
发展政治学形成于二战后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时代，作为战后主要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增加对这些新兴国家的了解和外交支配能力，迫切需要学界提供智力的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为新兴国家研究设立了大量的专门基金，直接促进了区域研究和发展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例如，著名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即是在战后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美国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将政治学、区域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纳入了财政资助范围。
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进行了从经济军事外交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与此同时，二战后苏联的崛起也为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发展道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从最初的经济援助变为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输出至这些国家。
作为受政府资助而发展起来的发展政治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这种时代烙印最明显的表征之一是政治转型的研究。现实政治的卷入对政治转型的文献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是使得民主的定义带有规范化取向，即只有符合冷战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征的政体才能被称作“民主”。现代政治科学对民主的定义大多采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的“是否采用竞争性选举选拔公职人员”的程序性定义。
这一定义本身不具备很强的意识形态取向，也仅仅是一位学者的一家之言。但当民主化研究染上规范化色彩后，学术界对于民主制度的定义就被锁定在这一概念上，同时不符合这一规范的政体被归入了“非民主”的残差项，并在学术和日常的政策话语中被赋予了负面的价值判断。二是“民主转型”被赋予了一种目的论的色彩：人们倾向于认为不同于冷战时西方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政体向着熊彼特定义下的“民主制度”转型是一种道义上的应然，而非经验世界中的实然。尽管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证明，民主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单行线，那些被划入“非民主”类别的国家并不都是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发生制度转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从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对这种将民主定义带上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标签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反思。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尝试跳出将民主转型“规范化”“目的论化”的传统话语模式。例如，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认为，早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直接民主治理的地方社区向更为集权的委托—代理型国家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国家建构的转型过程中，那些统治者能够利用官僚体系有效汲取地方资源的政权成为了集权式的国家；而那些获取信息、资源能力较弱的地区则发展出了代议制民主，即统治者需要分享一部分的治理权来换取地方的信息与税收。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主转型文献所研究的对象，则是现代国家成熟以后发生的“二次转型”。
此外，学术界对近几年新兴和成熟民主政体中发生的带有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性质转变的研究
，也打破了先前文献中认为成熟民主国家制度相对稳固的认知。
这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政治发展并非是带有先验目标的“宿命论”式的单行线。相反，政治发展是带有不同时代、地区烙印的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