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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核心观点认为，结构性因素（诸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将导致个体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进而导致宏观政治制度的变化。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
，诸如李普塞特等代表性学者也是社会学家。
最初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基于简单而又符合日常直觉的跨国比较，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尝试通过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更微观的数据为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这种努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与现代化理论巨大的影响力相伴随的是对该理论的批评。现代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变迁视为个体行为及价值观变化的加总，而这一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个体偏好的简单加总未必一定导致集体选择的变化。
在同时期出现的将阶级作为政治转型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质疑的一种不完美回应。随着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制度等非市场决策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开始从实证角度思考制度变迁。例如，巴罗（Robert J. Barro）关于教育对民主制度诞生的影响的研究在微观机制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
但更多的实证研究则是考察民主制度本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诞生的前提，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又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人们不禁会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根本差异？
对现代化理论中两个核心变量（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变迁）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究引发了从方法论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作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更容易在高收入的国家幸存
，至于民主制度的出现本身则可能是由一些无法预测的非系统性因素所导致。
他们的研究也挑战了转型文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政治转型视作面向民主制度的单线条的、宿命论式的认知。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兴殖民地国家民主尝试的受挫，经验世界已经证伪了民主化的单线条路径，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曲折的甚至经历多次反复的。
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反驳来自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对不同区域长期增长差异原因的探究。此前经济学界受公共选择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了完善的制度（特指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此学者进一步尝试理解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原因。基于欧洲对广大第三世界殖民的自然实验，一些学者发现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可能是殖民史早期的自然条件或者偶发事件。
早期殖民地制度的差异通过路径依赖影响了当前的制度，进而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厘清了制度与发展两个变量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
在经济学家尝试厘清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因果关系的同时，政治学者则将目光转向了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威权政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都将威权政体视为民主政体的残差项（residual category），即其定义并非基于自身特色，而仅仅是与其形成对照的民主政体的一个补集。
长期以来，这些政体被认为相较民主政体更为落后，并且无法逃避被民主化最终消灭的宿命。
这种偏见既让人们忽视了存在于威权政体内部的丰富差异，也无法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和部分威权政府长期稳定存在的事实。林茨（Juan J. Linz）是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威权政体内部类型差异的学者。
同时期的格迪斯（Barbara Geddes）进一步从不同威权类型下政治精英的激励结构出发，解释政治转型发生差异的成因。
相比于最初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普通民众的境况来解释宏观制度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着眼于威权体制下政治精英行为激励的分析框架对于政治转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比如，这种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政治转型往往伴随着原有统治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为什么转型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相比之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普通人境况的改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当然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些仍然通过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不平等水平）来解释一些此前被忽略的民主化案例（例如西方国家选举权的扩张）的研究。
在这些早期研究的激励之下，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基于国别案例的解释威权政治的理论。
其普遍共识是，不符合西方传统“民主”定义的政体并不一定会发生民主转型。相反，这些国家的既有制度可以长期稳定存在。导致这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蕴含允许政治精英间持久地分享权力和资源的元素。
一些学者从政治家需要获得政治支持的角度，认为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探究为什么所谓“非民主”政体在看似不可阻挡的“民主化浪潮”压力下仍然能够稳定存续甚至繁荣发展，如今已然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热点。
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另一支挑战来自学者对自然资源与政治发展间关系的研究。如果经典现代化理论成立的话，拥有丰裕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将驶上政治现代化的快车道。而实证研究则发现，这些国家在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发展等领域，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并从税收与代表性权力的分享和政府压制能力的建设等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形成的机制。“资源诅咒”概念提出后，学界陆续从理论的适用条件、测量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批评。
另外一些学者则运用更为精细的次国家层面数据检验基于跨国数据相关性所形成的假设。
更有学者从因果关系识别的角度指出，早期“资源诅咒”理论基于的资源依赖和政治发展滞后的相关性中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关系，即政治发展相对落后并非是资源依赖的结果，而是其原因——那些政治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因国家能力孱弱、产权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无法从经济活动中汲取足够的税收，只能被迫依赖资源攫取的收入。
综上，围绕政治发展的研究自最初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展现出了如下四种发展趋势：（1）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变量，从单一变量转向多元变量；（2）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机制，从结构性因素、普通个体行为视角转向制度因素、精英视角；（3）从对政治转型的规范化、单线条认知转向更多的基于实证的认知，并承认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各国的差异；（4）基于相关性的假设检验研究转向了基于因果关系识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