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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 （1） 。”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2）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3）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 （4） ，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5） 。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6）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 （7） ；黄帝《云门》，理不空弦 （8） 。至尧有《大章》之歌 （9） ，舜造《南风》之诗 （10） ，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11）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 （12） ；太康败德，五子咸怨 （13） ；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14）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 （15） ，“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 （16） ，子贡悟琢磨之句 （17） ，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 （18） ；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19）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 （20）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21） 。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 （22） ，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 （23） ，严马之徒，属辞无方 （24）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 （25） ，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 （26） ，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27）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 （28） ，孺子《沧浪》，亦有全曲 （29） ；《暇豫》优歌，远见春秋 （30） ；《邪径》童谣，近在成世 （31） ；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32）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33）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 （34）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35）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 （36） ；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37） 。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38）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39）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40） 。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41） ，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42） 。唯嵇志清峻 （43） ，阮旨遥深 （44） ，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45） 。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 （46）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 （47） ，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 （48） ，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49） 。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50）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51）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52）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53） ；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54） ；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55）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 （56） ，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 （57） 。兼善则子建仲宣 （58） ，偏美则太冲公幹 （59） 。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 （60） ，随性适分，鲜能圆通 （61） 。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 （62）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 （63） ；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 （64） ；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 （65） ；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 （66） ，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 （67） ，风流《二南》 （68）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本篇是二十篇文体论的第一篇，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出对每种文体论述均有四个部分，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每一篇文体论都是按照这四个部分来写的。自《明诗》以下十篇文体论为有韵之“文”。本篇是对诗歌定义和诗歌历史发展的论述。刘勰认为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情志体现，他既以经书“诗言志”为核心，又吸取纬书中诗歌“持人情性”的思想，把“志”和“情”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指出诗人的主观情志要藉助客观的物的感触而萌发，这样就把诗歌的性质和特点阐述得非常清楚了。在论述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专门叙说了五言诗的起源，以及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的演变过程。他对几个重点时代的诗歌特征（如《诗经》时期、建安时期、西晋时期和东晋玄言诗时期），做了特别详细的概括和阐说。从诗歌的起源和发展中总结出“顺美匡恶”的社会作用，也就是歌颂光明、批评黑暗。他对诗歌的历史发展作了清晰梳理，特别是对建安诗歌的评价，最为后人所称道，从诗歌的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风格，结合时代特点作了精确透彻的分析，指出其内容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主，其艺术风貌特点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对西晋、东晋、刘宋时期的诗歌总体特征的概括也十分到位，如论西晋诗歌特点：“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而东晋则是：“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选择重点诗人诗作非常符合实际，由于诗歌创作众多，“选文以定篇”采取列出有代表性诗人的方法，不列具体作品。例如建安时代举出三曹中的曹丕、曹植（曹操作为乐府诗代表列入《乐府》篇），七子列举王（粲）、徐（幹）、应（玚）、刘（桢），正始突出嵇康、阮籍等等。对四言诗、五言诗艺术风貌的差别也论说得极为简要明白，认为四言诗是“正体”，是由于《诗经》已成为“经”，故以“温润”为基本风貌。五言诗是“流调”，则是指出它是由《诗经》发展而来，并已成为当时流行的主要诗歌形式，绝无贬低之意。至于五言的“清丽”特色，不仅是确切概括，而且是十分赞赏的评价。至于对诗歌创作要领的阐述，尤其是“诗有恒裁，思无定位”原则的提出，都有高度理论概括意义。说明诗歌体式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的思绪则是各不相同的，每一首诗创作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所以诗歌创作的构思是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的。这可以和本书《通变》篇“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联系起来，互相补充。“诗有恒裁，思无定位”的理论，也适用于辞赋、散文等其他文学体式。
《尚书·尧典》上记载大舜说：“诗是言说心志的，歌是吟咏语言的。”圣人经典叙说，已经阐明了诗歌含义。所以《毛诗大序》说：“蕴藏在人内心是志，用语言表达出来是诗。”抒发文采传达情实，诗歌的意义不就在此吗？“诗”就是“持”的意思，即扶持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意义就是“无邪”，没有邪僻不正。所以用“持”来说明诗，是符合孔子意思的。
人天生禀赋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蕴藏于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触就会激发出来，有感于外界事物而吟咏内心情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远古葛天氏乐辞中，就有《玄鸟》一曲。黄帝时有乐舞《云门》，按理说也不会只是乐曲舞蹈必定有歌辞。到唐尧之时有《大章》之歌，而虞舜时则有《南风》之歌，观看这二首诗歌，文辞质朴畅达意义而已。至大禹治水成功，施行九种治理国家的方针，百姓安居乐业作歌颂扬其德。后来启的儿子太康荒淫失政败坏祖德，他的五个兄弟都怨恨而写诗讽刺（即《五子之歌》）。从诗歌起源发展看诗的本质就是歌颂美好、匡正罪恶，这是由来已久的了。从商代到周代，以《雅》《颂》为代表的《诗经》十分周全完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首的《风》《小雅》《大雅》《颂》发出了灿烂光辉，风、雅、颂、赋、比、兴六个方面的意义极为周全深厚。《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夏从《诗经》“素以为绚”领略到仁先礼后的道理，子贡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中体会到修身养性需要切磋琢磨，所以孔子说商（子夏名）、赐（子贡名）二人，可以和他们论说《诗经》了。自从贤明君主的政治教化逐渐败落、德泽枯竭殆尽，就没有了采诗之人，也不再采诗以观民风。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卿大夫聘问出使都要表达自己意愿和观察对方态度，这些都借讽诵《诗经》篇章来表达，应酬赠答作为荣宠宾客的习俗，赋诗谈吐形成自身礼仪文采。及楚国屈原讥讽怨恨楚怀王昏庸，则以《离骚》来进行讽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坑儒，但还是让博士写《仙真人诗》。
汉代初年四言诗，为韦孟所首唱，他匡正讽谏楚元王孙子荒淫无道，继承了周代诗人的传统。汉武帝喜爱文学，在柏梁台和群臣共撰联韵七言诗，而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诗没有固定的格式方法。到汉成帝时曾下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收集品录诗歌共有三百余篇，朝廷宗庙乐章和各地采集的风谣都十分周全完备。但在文人遗留的创作中，却完全看不到五言诗篇，所以后代就怀疑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是否真是他们所作了。按《诗经·召南·行露》，有半首是五言诗句；《孺子之歌》不算两个“兮”字，全首均为五言诗歌；优施的《暇豫歌》四句中有三句是五言，远见于春秋之时；汉代童谣《邪径》全为五言，则近在成帝之时。检阅这些诗歌的时代并加以取证，可以知道五言诗的产生已经很久了。《古诗十九首》华丽美好，有人说是枚乘所作，而其中《冉冉孤竹生》一篇则是东汉傅毅之作，以各诗的情志文采类比推敲，那么《古诗十九首》应该是属于两汉时代的作品吧。考察《古诗十九首》的组织结构辞藻敷陈，直抒胸情而不质朴粗野，委婉曲折托物寓意，惆怅感伤深切抒情，实在是五言诗最为成熟的优秀典范。至于张衡的四言《怨诗》，清新典雅诗味无穷；五言的《仙诗》《缓歌》，富有流行新诗曲调。
到汉末建安初期，五言诗创作空前活跃奔腾澎湃形成高潮，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纵马驰骋善控节奏。王粲、徐幹、应玚、刘桢，在大道上争先恐后尽情奔走。他们都怜爱清风明月美好夜晚，亲近狎眤游览山水庭院，叙述曹魏皇室提携恩宠，描写欢乐宴会醉酒赋诗，慷慨激昂地恣意展示个性气质，胸怀坦荡地充分发挥天赋才华，抒发怀抱阐述情事，不讲究轻纤细密的人工雕琢之巧，运用文辞描绘物貌，专门追求清晰昭明的自然生动之美，这是建安文人的共同特点。到魏废帝曹芳的正始时代道家玄学思想兴起，诗歌中掺杂了很多道家修身养性羽化成仙的心志趣味。何晏这些玄学清谈家的作品，大都浮浅鄙薄不堪卒读。只有嵇康的诗作清峻高洁，阮籍的诗作含蓄深远，所以能标举出众。若乃应璩的《百一诗》，能不惧权势卓尔不群，辞义刚正委婉讽喻，是曹魏时代能继承古代传统的正直诗人。
晋代的众多文人，诗风稍微转入轻靡绮丽，张华、潘岳、左思、陆机四位诗人，并驾齐驱雄踞诗坛，辞采的繁缛华丽大大超过正始诗人，而风骨的刚劲有力远远弱于建安诗人，或者讲究藻饰偶对追求奇妙，或者醉心音韵流荡以为靡丽，这就是他们的大概情况。东晋江左篇章，沉湎于枯燥玄学风气，嘲笑致力于人世俗务志向，崇盛于忘却机心机事谈论（去除缠绕人心的种种世俗欲念）。自玄言诗人袁宏、孙绰以下众多诗人，虽然也各有雕饰辞采，但辞藻情趣都是一样的空虚澹泊没有艺术滋味，不可能和以往诗人一争雌雄，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成为挺拔超群的英俊之作了。
到刘宋时代诗歌创作，文体有因有革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阐述庄老思想的玄言诗逐渐衰落并退出诗坛，而描写山水风景的诗歌开始繁荣兴盛，在文辞上运用大量对偶甚至百余字全是骈俪之语，追逐新奇巧妙至少一篇中必有一二秀句。抒写情景务必穷极事物形貌状态，筹措文辞也全力寻求新奇别致。这就是近代作家新的创作趋势。
纵观历代诗歌创作状况，情致风貌演变规律可以清楚鉴察；列举各人诗歌创作同异，特点要领风格体式可以明白显示。四言诗为诗歌正体，以典雅温润为基本特征；五言诗是（从四言诗发展出来的）流行格调，以清新秀丽为独有风貌。或是华丽或是质实各有功用，全由诗人的才华来决定。张衡（字平子）的四言诗得到雅正之美，嵇康（字叔夜）的四言诗含有温润之美，张华（字茂先）的五言诗凝聚清新之美，张协（字景阳）的五言诗振发秀丽之美，而曹植（字子建）、王粲（字仲宣）的五言诗则兼有雅润清丽之美，左思（字太冲）、刘桢（字公幹）则偏向于骨气俊爽之美。然而各类诗歌均有特定风格体裁，而诗人思维全都没有固定方式，诗人都是按照个性爱好来创作各有所长，很少能周全地把各种形式诗歌都写得很好。如果能微妙精确地认识诗歌创作的艰难奥秘，那么写起诗来也就不困难了；如果忽略诗歌的深奥原理把创作看得很容易，那么就很难把诗写好了。至于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则出自以往的诗篇；“离合”诗的出现，产生于纬书图谶；而回文诗的渊源，始于道原所创；至于联句和韵诗歌，乃是延续《柏梁诗》的产物。这些诗篇虽然长短巨细不一，但情理都是相同的，可以总体归入诗歌园地，所以就不详细论述了。
总论：人类天赋心灵情志，蕴含咏歌吟唱诗坛。三皇盛世兴意勃发，风气流传《周南》《召南》。神明启示真理默契，社会政治融会共参，英华绚丽愈加繁缛，千秋万代长存永耽。
（1）《尚书·尧典》：“帝（舜）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安国传：“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言当依声律以和乐。”孔颖达《正义》：“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作诗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谓声长续之。……声依永者，谓五声依附长言而为之，其声未和，乃用此律吕调和其五声，使应于节奏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尧典》晚出，《左传》所言，当在其前。许慎《说文解字》：“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作
，段玉裁注：“左从古文言，右从之，省寸。”杨树达《说文十义·释诗》：“志字从心，ㄓ声，寺字亦从ㄓ声。ㄓ、志、寺古音盖无二。古文从言ㄓ，‘言ㄓ’即‘言志’也。篆文从言寺，‘言寺’亦‘志’也。”“圣谟”，元本、弘治本作“圣谋”，此据唐写本，王惟俭本、梅庆生本同唐写本。谟，谋略；圣谟指圣人典籍训导。《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正义》：“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诗言志，是指诗歌的本质是人心灵世界的展示，说明中国古代比较强调文学是人的主体意识之体现。
（2）“舒文”，指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诗体形式。“载实”，指诗人内心的情志。
（3）唐写本“诗者”上有“故”字。《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孔颖达《正义》释云：“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失队”，即失坠，丧失。诗歌可以扶持、节制人的性情，使它不至于随意泛滥，而符合儒家礼义，和《毛诗大序》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含义相同。
（4）《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包咸注：“蔽，犹当也。”当，有概括的意思。包咸注“思无邪”曰：“归于正。”邢昺疏：“此章言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故举《诗》要当一句以言之。‘诗三百’者，言诗篇之大数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犹当也。古者谓一句为一言，《诗》虽有三百篇之多，可举一句当尽其理也。‘曰思无邪’者，此诗之一言，《鲁颂·》篇文也。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
（5）“有符焉尔”，把诗解释为“持人情性”符合孔子意思。
（6）《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孔颖达《正义》：“情义利患必须礼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恶在心难知，若其舍礼无由可也。‘喜、怒、哀、惧、爱、恶、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传》云：‘天有六气，在人为六情，谓喜、怒、哀、乐、好、恶。’此之喜怒及哀恶与彼同也。此云‘欲’则彼云‘乐’也，此云‘爱’则彼云‘好’也，谓六情之外，增一‘惧’而为七。熊氏云：‘惧则怒中之小别，以见怒而怖惧耳。’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按彼传云：‘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好生于阳，恶生于阴。’其义可知也。”《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孔颖达《正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乐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于人心者，由人心动则音起，人心所以动者，外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动，口以宣心，其心形见于声。心若感死丧之物而兴动，于口则形见于悲戚之声。心若感福庆而兴动，于口则形见于欢乐之声也。”《乐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郑玄注：“言在所以感之也。术，所由也。形，犹见也。”孔颖达《正义》：“论人心皆不同，随乐而变。夫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乐之善恶，初则从民心而兴，后乃合成为乐，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故此篇之首，论人能兴乐，此章之意，论乐能感人也。故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者，人由血气而有心知，故血气心知连言之，其性虽一，所感不恒，故云‘而无哀乐喜怒之常’也。‘应感起物而动’者，言内心应感起于外物，谓物来感，己心遂应之，念虑兴动，故云‘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者，术，谓所由道路也。形，见也。以其感物所动故，然后心之所由道路而形见焉。”中国古代认为人的七情本是蕴藏于心的，由于受到外物感触才由静变动，并借助于声音节奏和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本书《物色》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锺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7）“昔葛天乐辞”，元、明各本作“昔葛天氏乐辞云”，唐写本作“昔葛乐辞”，脱“天”字，此据唐写本，并从王利器、杨明照等说补“天”字。《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说明葛天氏乐曲是有歌辞的。可见，诗歌起源非常之早，蒙昧时代人们和自然斗争，获取生活资源时，就已经用诗、乐、舞来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感情。
（8）“云门”，传说是黄帝时代乐舞。《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弦”，原作“绮”，今据唐写本，梅庆生本谓：“元作绮，朱（谋）改。”郑玄《诗谱序》孔颖达《正义》：“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乐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
（9）“章”，原作“唐”，此据唐写本。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唐’一作‘章’。《尚书大传》云：‘报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郑注曰：‘《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据此文，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尧，则作‘大章’者为是。《乐记》曰：‘大章，章之也。’郑注曰：‘尧乐名。’”《庄子·天下》篇：“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
（10）《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其辞未闻也。”王肃《孔子家语·辩乐解》载其歌辞：“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或以为后人拟作。本书《时序》篇：“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锺嵘《诗品序》：“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敻矣。”
（11）《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何晏注：“孔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
（12）《尚书·大禹谟》：“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孔安国传：“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本书《原道》篇：“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本书《时序》篇：“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
（13）《史记·夏本纪》：“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离骚》：“五子用失乎家巷。”《五子之歌》歌辞载《尚书·夏书》：“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14）《孝经·事君》：“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15）“四始”有两说：《毛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此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颂赞》篇：“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可见刘勰用此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此以《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这是汉初传《诗》时鲁诗的说法。
（16）“监”，唐写本作“鉴”。《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诗经·卫风·硕人》），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何晏注：“马曰：‘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此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郑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孔曰：‘孔子言，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素以为绚”有两说：一是说在白色底子上加采饰，一是说用白色给彩色勾边。按：今本《诗经》无“素以为绚兮”一句。
（17）《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何晏注：“孔曰：‘未足多。’郑曰：‘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孔曰：‘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能自切磋琢磨。’孔曰：‘诸，之也。子贡知引《诗》以成孔子义，善取类，故然之。往告之以贫而乐道，来答以切磋琢磨。’”
（18）“王泽”，指周朝文王、武王而至成王、康王等贤明君主的德泽。“殄竭”，枯竭殆尽。“辍采”，停止采诗。唐写本作“掇采”。《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19）“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称酬，客还敬称酢。“宾荣”，宾客的荣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杜预注“二子：石印段、公孙段”）。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杜预注：《草虫》，《诗·召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孟为君子），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杜预注：《鹑之贲贲》，《诗·墉风》。卫人刺其君淫乱，鹑鹊之不若，义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也），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杜预注：笫，箦也。此诗刺淫乱，故云床笫之言。阈，门限。使人，赵孟自谓）子西赋《黍苗》之四章（杜预注：《黍苗》，《诗·小雅》。四章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于召伯），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杜预注：《隰桑》，《诗·小雅》。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曰：“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杜预注：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欲子产之见规诲）子大叔赋《野有蔓草》（杜预注：《野有蔓草》，《诗·郑风》。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杜预注：《蟋蟀》，《诗·唐风》。曰：“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顾礼仪），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杜预注：《桑扈》，《诗·小雅》。义取“君子有礼文，故能受天之祜”），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杜预注：此《桑扈诗》卒章，赵孟因以取义）。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杜预注：言诬，则郑伯未有其实。赵孟倡赋诗以自宠，故言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杜预注：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杜预注：稔，年也。为三十年郑杀良霄传）”“吐纳”，即谈吐，发表言论，此指讽诵《诗经》。“身文”，以为自身礼仪文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20）《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清人郝懿行曰：“按《汉志》以《骚》为赋，此篇以《骚》为诗，盖赋者古诗之流，《离骚》者含诗人之性情，具赋家之体貌也。”
（21）“灭典”，指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经典。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同意丞相李斯建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又：“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22）韦孟大约是汉高祖时人。《汉书·韦贤传》：“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诗载于此传内。
（23）《古文苑》卷八《柏梁诗》：“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柏梁台诗皇帝和群臣每人一句，每句押韵，一韵到底，称为《柏梁诗》。顾炎武《日知录》谓出后人拟作，但前代无有疑其为伪者。本书《时序》篇：“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竟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
（24）“严”，严助；“马”，司马相如。两人同为汉武帝时人。或以为严指严助之父严忌，或以为刘勰混指严氏父子。当以指严助较妥。“属辞”，指写作诗赋。
（25）《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朝章”，属于朝廷的宗庙祭祀等礼仪所奏乐章诗歌。“国采”，是说于各个地区采集的诗歌。
（2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彦和之意，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著名文人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之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
（27）最早说李陵之诗是伪作的是颜延之，他在《庭诰》中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伪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齐梁时的刘勰和锺嵘均不认为是伪作。锺嵘《诗品序》：“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昭明文选》载有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古文苑》载有《录别诗》八首（其中二首残缺）。班婕妤，汉成帝时宫女，曾受宠，后被冷落，写有五言诗《怨歌行》（或称《团扇诗》），载于《昭明文选》。学者一般认为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均为后人伪作，约为东汉时作品。
（28）《行露》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六句中有四句为五言故云“半章”。本书《章句》篇：“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其实，《诗经·大雅·绵》之第九章纯为五言。
（29）《孟子·离娄上》篇中载有当时的《孺子歌》，其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中两“兮”均为语助词，去掉即为完整五言诗，故曰“全曲”。
（30）《国语·晋语》：“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大子（申生）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晋卿大夫），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韦昭注：来，谓转里克之心，使来从己用也），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邮，过也）。’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孟，里克妻字），我教兹暇豫事君（兹，此。此，里克也。暇，闲也。豫，乐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吾吾，不敢自亲之貌也。言里克欲为闲乐事君之道，反不敢自亲吾吾，然其智曾不如鸟乌也）。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喻人皆与奚齐，己独与申生）。’”《暇豫歌》四句中有三句为五言。
（31）《汉书·五行志》：“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桂，赤色，汉家象。华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童谣全是五言，暗示王莽要篡汉。
（32）“阅时取证”，考察以往各个时代诗歌中五言诗的情况，历史发展证实了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是很久远的了。锺嵘《诗品序》：“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十九首》为无名氏所作，皆为成熟的五言诗，实际当时流传不止十九首，但是《昭明文选》选入仅十九首。
（33）枚乘，字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谓《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夫容》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又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当代学者一般均不相信是枚乘所作，刘勰也只是存疑。古诗中《冉冉孤竹生》一篇，刘勰认为是傅毅之作，傅毅为东汉前期人，和班固时代接近。然《昭明文选》以为无名氏之作，《乐府诗集》列为古辞，未知刘勰所据。
（34）“比采而推”，此“采”当不仅指辞采，也包括内在情志。刘勰这里所说涉及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而《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直接关系到五言诗何时发展成熟，如果说题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玉台新泳》题枚乘作八首都是真的话，那么在西汉前期五言诗就已经很成熟了。可是经过历代很多学者的考证，这些诗大概不可能是李陵和枚乘的作品。尤其是《古诗十九首》中有些地名、物名，以及某些描写都是属于东汉时的，因此把它看作是东汉中后期作品，可能更符合实际。
（35）“结体散文”，组织结构敷陈文辞。《广雅·释诂》：“散，布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散文犹言敷文。”“直而不野”，直抒胸情而不质朴粗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晏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空海《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曰：“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编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本书《物色》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36）《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三引张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怨诗》原文：“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远，我劳如何？”“典”，原作“曲”，此据唐写本。
（37）“仙诗缓歌”，已无资料可考。“雅有新声”，《古诗十九首》：“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陆云《与兄平原书》中说：“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张公（按：指张华）昔亦云兄新声多之不同也。”“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
（38）“建安”，为汉献帝年号，自公元196年至219年。唐写本“踊”，唐写本作“跃”。
（39）“文帝”，曹丕。“陈思”，曹植。“王、徐、应、刘”，以四人代表建安七子和其他围绕曹氏父子的文人。《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曹丕《与吴质书》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40）“怜风月”以下十句是对三曹七子诗歌创作题材、内容、风貌的生动确切概括。“怜”，喜爱。“狎”，亲近。“恩荣”，建安文人受曹氏父子之恩宠并得到荣誉。“晰”，元本、弘治本作“哲”，徐校：“当作晰。”此据梅庆生本改。
（41）“及”，原作“乃”，此据唐写本。“正始”，魏废帝曹芳的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
（42）何晏，字平叔，与王弼齐名的玄学家。《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曹操）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其《拟古》诗体现了道家思想。《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范文澜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范并录《诗纪》载其《拟古》《失题》二首。
（43）嵇康，字叔夜。《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裴松之注引《嵇氏谱》，其兄嵇喜所写嵇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又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志”，原作“旨”，此据唐写本。
（44）阮籍，字嗣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裴松之引《魏氏春秋》曰：“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香酣，遗落世事。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叹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锺嵘《诗品》评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评阮籍诗：“《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昭明文选》阮籍《咏怀诗》李善引颜延年、沈约等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45）应璩，字休琏，应玚的弟弟。《昭明文选》录其《百一诗》，诗题有百虑一失之意。李善注：“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又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有引李充《翰林论》：“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引孙盛《晋阳秋》：“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锺嵘《诗品》评应璩诗：“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一”，唐写本作“壹”。
（46）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锺嵘《诗品序》：“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三张”，指张载（字孟阳）、张协（字景阳）、张亢（字季阳）三兄弟。“二陆”，指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兄弟。“两潘”，指潘岳（字安仁）、潘尼（字正叔）兄弟。“左”，指左思，字太冲。各家均以锺嵘说解释张、潘、左、陆，然刘勰本篇所说“张、潘、左、陆”可能和锺嵘有所不同，当指张华、潘岳、左思、陆机。首先这是指“晋世群才”中最杰出的四位有代表性的诗人，这样方与下文“比肩诗衢”较为一致。其次张华为西晋文坛领袖，“张”当以张华较为妥善。再次，“三张”中除张协外，张载、张亢，“二陆”中陆云，“两潘”中潘尼，均不足与潘岳、左思、陆机相抗衡。《诗品》中张华虽在中品，而社会地位远高其他诸人。而张亢未入三品。按：《晋书·张华传》：“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锺嵘《诗品》评张华诗：“其体华艳，举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晋书·潘岳传》：“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锺嵘《诗品》评潘岳诗：“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书·左思传》：“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锺嵘《诗品》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晋书·陆机传》：“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锺嵘《诗品》评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衢”，大道，大路。
（47）“江左”，指东晋偏安于长江下游地区。“徇务”，专注于世俗政治事务。“亡”，即忘，唐写本作“忘”。
（48）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盛，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本书《时序》篇：“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袁、孙”，指玄言诗人袁宏（字彦伯）、孙绰（字兴公）。“揆”，《说文》段玉裁注：“度也。”“度，法制也。”“莫与争雄”，唐写本“与”作“能”。锺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49）“景纯”，指诗人郭璞，字景纯，他有《游仙诗》十四首，郭璞的诗借游仙而有所寄托，虽亦有玄理，而描写仙景之幽美情境，非常生动形象，风格峻拔飘逸，和玄言诗不同。“俊”，唐写本作“儁”。锺嵘《诗品序》：“郭景纯用儁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其评郭璞诗曰：“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凡仙游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50）“因革”，因袭和革新。“庄老告退”，指枯燥而缺少审美形象的玄言诗逐渐退出，而实际庄老思想并未告退，而是融入山水景色的生动描写之中，而使诗作具有强烈审美意味。王叔岷《文心雕龙缀补》：“案谢灵运诗喜用老庄，而此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盖山水诗化庄老入山水，一扫空谈玄理，淡乎寡味之风也。”“山水方滋”，指谢灵运、谢朓等为代表的山水诗的蓬勃发展。《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锺嵘《诗品》中引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又如鲍照所说“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见《南史·颜延之传》）。
（51）“百字”，十联二十句五言诗。本书《物色》篇：“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
（52）“监”，唐写本作“鉴”。《太平御览》五八六引亦作“鉴”。“铺观列代”“撮举同异”，刘勰在这里对历代诗歌发展的论述，采用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鉴别，所以梳理得极为清晰。
（53）“四言正体”，是因为《诗经》列入儒家经典，为“六经”之一，成为文学发展的源头和诗歌创作的典范，而《诗经》又基本都是四言的，所以是“正体”，以典雅温润为其基本特色。
（54）五言诗是从四言诗发展出来的流派，但却是当时盛行的诗歌格调体式，故称为“流调”，以清新秀丽为主要艺术风貌。
（55）此处“华实”，各家以为“实”指四言诗，“华”指五言诗。此说不妥。四言、五言皆有华实不同，故当指诗歌的质朴还是华丽各不相同，是包括四言、五言一起的。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锺嵘《诗品序》：“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其实刘勰和锺嵘的观点基本一致，都是从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五言诗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当时主要诗体形式，不过刘勰比锺嵘更重视经典的意义，所以仍以四言为正体。
（56）前引张衡《怨诗》，富有雅正气度。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他（嵇康）的四言诗，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写‘鸳鸯于飞’，称‘俯仰优游’，所以称为和润。”
（57）“凝”，唐写本作“拟”。本书《才略》篇：“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张协诗特别注重华丽文采。锺嵘《诗品》评张协诗：“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58）“兼善”，是说他们既有继承传统较为雅润之特色，又有符合当时潮流较为清丽的风貌。锺嵘《诗品》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颜延之在《庭诰》中所说，与刘勰在评价王粲上稍有差异：“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59）“偏美”，是说刘桢、左思的诗在艺术上偏重风骨，不像曹植、王粲那样风骨、辞采兼备。锺嵘《诗品》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评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但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
（60）“诗有恒裁，思无定位”，是刘勰对诗歌创作规律所作的重要概括，说明同样的诗歌体式，可以也必定会有很不同的内容、风格，这是因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和风貌气质，而处于不同时代、不同遭遇的境况下也都各不相同。所咏风月物色虽或大致相同，而其寓意感情则可大相径庭，因而优秀的诗歌才会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61）“圆通”，原作“通圆”，此据唐写本。
（62）“忽之”，唐写本作“忽以”，均可通。
（63）《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本书《章句》篇：“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三言以《周南》‘螽斯羽’‘麟之趾’为始，前汉《天马歌》承之。六言以《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及《邶风·北门》‘政事一埤益我’为始。后汉梁鸿《五噫歌》承之。杂言者，古体之不拘字限者，如间三五言者皆是。”
（64）“离合”，用拆字方式组成诗句。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谓：“孔融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渔离水成‘鱼’）；与旹（时）进止，出行施张（旹离成‘日’，鱼日合成‘鲁’）。吕公矶钓，阖口渭旁（吕离口成‘囗’），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域离土成‘或’，囗或合成‘国〔國〕’）。’‘明’，孙云：《御览》作‘萌’。”“图谶”，古代方士或儒生所编造的帝王受命征验一类的书，多为隐语、预言。《后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李贤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征验也。”如纬书《孝经右契》：“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即刘字），在轸北。字禾子（即季字），天下服。”
（65）“回文”，诗的一种，其诗词字句，次序顺倒回环往复，读之均能成诵。如南朝齐王融《春游回文诗》：“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反过来读则为“风朝拂锦幔，月晓照莲池”。“道原”，已无考。明代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宋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计十二句，四十八言，从尾至首，读亦成韵，而道原无可考，恐‘庆’字之误也。”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案道庆之前，回文作者已众，不得定‘原’字为‘庆’之误。”或以为回文诗起源于窦滔妻苏蕙，《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然苏蕙以前已有回文诗，如曹植《镜铭》也是回文诗，傅咸有《回文反复诗》，温峤有《回文诗》，皆在窦妻前。
（66）“诗囿”，诗坛。
（67）“皇世”，三皇时代。三皇的说法不一，此处当按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或谓燧人氏（天皇）、伏羲氏（人皇）、神农氏（地皇），或伏羲、女娲、神农。
（68）“二南”：指《诗经》的《周南》《召南》。《毛诗大序》：“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