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指的是“为人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商品之能力的长期上升”
。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是一个经济体如何能年复一年地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而不是需求;它的一个基础假设是,从长期来看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波动指的是短期(年度或季度)的GDP增长率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变化。
根据定义,经济增长就是由影响生产能力扩张的因素决定的,其标准的分析框架是著名的索洛模型(Solow model)及其变体,以及各种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所有这些理论模型都只关注供给侧因素。但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供给能力可以看作不变的,所以某一年或某一季度的GDP增长基本上就是由需求所决定的。因此,在分析经济波动时,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需求,最常用的分析框架就是广为人知的凯恩斯理论及其变体。
许多媒体人士和评论者因为没有区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常常误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讨论与长期增长相关的问题。
不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制度、文化或其他因素,要让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只有通过以下三个渠道:(1)机器、设备及厂房等物质资本的积累,即投资;(2)知识与技能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即教育,包括在职培训;(3)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依靠将资源从低效率的生产活动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上。
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的一项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城镇化,包括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或服务业转移,以及农村用地向城镇用地和工业用地转换。因为生产率更高的经济活动多半要用到更加先进的新技术,所以整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会随着资源重新配置而提高。因此,从广义上说,资源重新配置也可以看成一种技术进步。
经济借以增长的三个渠道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也叫直接要素(proximate factors)。这里没有考虑通常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的劳动力数量,这是因为我使用人均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毕竟,衡量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是人均GDP,而不是GDP。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增长会带来GDP的增长,但是,如果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那么它对人均GDP的增长就没有影响。只有当劳动力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时,人均GDP的增长才会相应加快,这就是第二章讨论过的“直接人口红利”。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表2-1和表2-2)中看到的,从全球来看,总人口的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或劳动力(即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之间的差距非常小。而且,国家之间劳动力增长率上的差异在解释人均GDP增长率上差异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忽略劳动力数量这一增长要素对本书的分析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劳动力增长明显偏离人口增长,其影响就不可忽视。在最后两章,我将讨论这种可能性及其对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和未来增长前景的影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动因并不是大众媒体经常提到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这是三个需求因素,除了投资,其余两个因素(消费和出口)只是影响短期增长率,而不决定长期增长趋势。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普遍误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人未能区分决定长期增长的动因和影响短期波动的因素。我将在本章后面部分以及第八章讨论这个问题。投资的地位很特殊,因为它不仅创造短期需求,也创造长期供给。简而言之,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或三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