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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探讨文化的作用之前，让我们再考察两个可能解释各国经济表现差异的理论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在一篇题为《制度并不决定一切》（“Institutions Do Not Rule”）的论文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萨克斯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地理和气候条件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成本、疾病负担和农业生产率，正是这些因素直接阻碍了非洲的热带国家、内陆国家以及与其他地区相隔绝的热带岛国的经济发展。
其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他那本影响巨大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 Guns ,Germs and Steel ）中就生动地阐述了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1500年之前世界各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他用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各大洲的地理形状和原始物种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1500年时欧亚大陆远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大陆和大洋洲更加发达。
地理因素甚至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发现了新大陆（因为欧洲距离美洲大陆更近），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最早实现工业化（因为英国煤炭丰富，还从美洲新大陆获得了很多资源，尤其是初级产品）。
这样一来，地理因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解释七十多年前世界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欧洲的地理优势使其早于其他洲实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先发优势使欧洲国家非常轻易地征服了绝大多数亚非拉地区，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多数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获得独立，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但是，地理因素却很难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时代各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异。有了现代医学、空调以及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地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非常有限。东亚的经济奇迹显然不是因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人们通常认为热带气候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是热带气候并没有影响新加坡成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差异也很大，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即使交通不便的内陆山区省份（如云南、贵州、四川）也是如此。如果将中国任何一个省份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事实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城市上海恰恰是过去四十多年所有省份中人均GDP增长最慢的。而且，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
自然资源可以被视为一个地理因素，而东亚经济体的自然资源与拥有丰富的石油、矿产储备和经济作物资源的多数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是十分匮乏的。但是根据“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理论，自然资源的匮乏对东亚经济体来说恰恰是福而不是祸。“资源诅咒”也叫“荷兰病”，指的是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了，反而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阻碍其长期经济增长。在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可能还会导致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引起种族冲突甚至内战。但是自然资源丰富真的是经济发展的“诅咒”吗？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况且，“资源诅咒”即使存在，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以及东亚的增长奇迹，毕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都不算丰富。
地理因素有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与欧洲和亚洲不同，非洲的地理条件很特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国界线很多是直线，而不是“自然的”边界，因为它们大多是由殖民势力随意划定的。结果，多数非洲国家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群体组成的，造成国家内部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化。基于各种历史原因，多数拉美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相比之下，除了新加坡，几乎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结构都相对比较单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高度多元化的民族结构是导致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种族冲突、政治不稳定和公共政策水平及制度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但是民族多元化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即使在控制了包括民族多元化在内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拉美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东亚）之间仍然有2～3个百分点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差距是解释不了的。而由于东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出几个百分点，因此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拉美地区之间在经济增长率上的巨大差异单靠民族多元化是远远无法解释的。事实上，新加坡的民族多元化程度也不低，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但这并没有妨碍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