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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仍未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事实上，美国和欧盟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流经济学家发现，解释中国显而易见的经济成就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远谈不上自由，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远非完善。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有效配置资源必不可少的。制度派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二者还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两位数的增长与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崩溃形成格外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在价格及贸易自由化与私有化方面改革的力度比中国更大。这个现象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并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成功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更彻底的改革在前苏联国家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究竟是渐进式改革更好，还是“大爆炸”或者“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式的市场化改革更好？围绕这个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
那么，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奏效的呢？对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的研究以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的贡献最大，他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以这个问题为标题的论文。
在这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钱颖一指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没有仿效所谓的“最佳实践制度”（即传统的西方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而是退而求其次，试验了一系列创新的“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s），如著名的“双轨制”价格改革、乡镇集体所有制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包干制度。这些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它们在一个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国家引入了标准的竞争和激励机制。毕竟，一个本来低效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只需要清除一部分制度性障碍就可以实现可观的经济增长。或许更重要的是，过渡性制度能够被掌握决策权的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人员所接受，因为这些制度为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激励。
在改革后的半市场化经济中，政府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重要得多，因此政府官员的激励对经济绩效非常关键。但是，在过渡性制度下，物质激励可能存在强度不够甚至扭曲的问题。那么，对于政府官员还有其他激励机制吗？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理论解释。在中央政府层面，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提出一个假说，即中国政府是一个“自主型政府”（autonomous government），指的是其不代表某个特定社会阶级，也不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一个自主型的中央政府能够采取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政策。
姚洋认为，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里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加上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特征，促成了自主型政府的出现。姚洋的理论听起来不无道理，但他并没有从全球比较的角度提供经验研究来支持他的理论。
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李宏彬和周黎安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的组织人事体制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直接挂钩，这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晋升方面的激励，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当然，地方政府也需要通过与企业合作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当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不那么友好时，地方官员怎样才能帮助民营企业、给予它们投资经营的信心呢？根据白重恩、谢长泰（Chang-Tai Hsieh）和宋铮最近的一篇论文，在中国，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很强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为其看中的民营企业提供“特殊待遇”（special deals），这种特殊待遇帮助民营企业打破通常比较烦琐低效的正式规则，或者帮助其获取通常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资源。这三位作者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这种特殊待遇的做法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根据这个理论，中国虽然在正式制度上有所欠缺，但地方政府通过给予“特殊待遇”的办法帮助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克服了这个短板，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上面这些理论让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方案好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实则不然。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与合作者王宁就指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最终的结果也完全不是预料之中的”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上述理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就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违背了强调私有产权和法治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大多数乡镇企业实际上都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大家认为的集体企业，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就坚决、果断而又自觉地树立了政策的可信性和可预见性”
。不过，黄亚生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放缓感到失望。与他相反，科斯和王宁却认为，中国在不经意间已经在市场化道路上迅速地越走越远。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大量的文献（以及诸多争论），很难用几段文字来概括。
然而，这些文献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在法治不够健全、私有产权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它们通常研究的是中国有哪些非标准的、非正式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替代西方式制度的作用。它们很少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本身的原因，也没有探讨本书研究的问题，即为什么尽管中国的各类体制仍有很大改革空间，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