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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所述，较低的收入基数、直接人口红利以及出口导向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因此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我们需要另外寻找中国增长之谜的答案。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通常会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寻找答案，我课堂上的多数学生也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强势高效的政府。但无论政策和制度是否有优势，都必须经得起全球比较（尤其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的检验。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是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先驱人物，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影响甚广。他对“制度”的定义是非常广义的，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正式的约束（如人为设计的规则）和非正式的约束或文化约束（如习俗和行为规范）。
诺斯同时肯定了正式制度（如法治和私有产权）与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信仰）在决定经济绩效方面发挥的作用。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的“制度”通常是更狭义的，仅指政府或司法机构制定的正式规则。例如，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与合作者在他们发表的一篇引用率很高的论文《制度是决定性的》（“Institutions Rule”）中，将制度定义为法治体系和私有产权保护法。
他们试图论证，制度因素比地理因素或贸易开放程度更能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可惜的是，太多的经济学家如这几位作者一样不仅采用了制度的狭义定义，而且还忽略了文化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后者是诺斯的制度定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书中，我也采用狭义的“制度”定义，以便与“文化”这个概念相区分。具体而言，我所说的制度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民主制与集权制）、经济体制（如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制与公有制）以及整个经济的总体政策导向（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出口促进与进口替代、自由放任与积极产业政策）。根据这个定义，政策改革会带来制度的变化。与绝大多数现有的中国经济研究不同，文化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化同制度一样，也是一个含义很广的常用词。本书中，我将“文化”定义为某一族群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因此，正如诺斯所指出的，制度（正式约束和规则）与文化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制度可能会一夜之间由于政治决策或司法裁决而改变，但文化约束却极少受人为政策的影响。
鉴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这个区别，制度会是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尤其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决定因素吗？答案并不像罗德里克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试图证明的那样清楚明了。制度的确是经济表现好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罗德里克教授及其合作者所发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收入（人均GDP）水平与制度优劣（尤其是法治质量）之间在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确实，大多数富裕经济体都有高质量的制度，但孰因孰果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法治质量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快速增长的中国和印度的制度质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吗？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大众，都普遍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年底正式开启的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市场化改革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于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其同时也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除非后者都像朝鲜一样保持着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实行过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不少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国有经济成分和严苛的政府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无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向着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方向迈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将1980年之后的时期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时代——弗里德曼是最负盛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而言，市场化改革似乎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表3-1比较了1961—1985年和1986—2010年两个25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总体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率从年均2.4％降至1.25％，中东和北非地区（不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从2.99％降至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0.97％降至0.6％。我列举这些数据并不是想证明市场化改革是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毕竟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也从1961—1985年的3.14％下降至1986—2010年的1.78％。但这些数据最起码说明市场化和自由化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却从4.69%上升至8.91%，印度则从1.61%上升至4.62%。
表3-1 两个25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为什么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和印度均创造了奇迹，而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呢？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吗？情况似乎恰恰相反。
根据著名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针对全球经济体自由度的排名，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和印度的经济自由度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逊色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甚至还不如许多非洲国家。
表3-2显示了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菲沙学会公布的2017年部分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营商便利度指数排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两个著名的自由市场典范，自然位列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的榜首，朝鲜和委内瑞拉排名垫底也可以理解。然而，中国内地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处于同一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牙买加这样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还落后于柬埔寨和乌干达这样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国内地在更客观的营商便利度指数上的排名要高很多，但这个指数是基于北京和上海的数据做出的，而且也仅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还不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样的低增长发展中经济体。印度的增长速度尽管很快，但在这些指数上的表现甚至比中国内地还要糟糕。
表3-2 全球经济自由度与营商便利度指数排名
（续表）
注：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http://www.heritage.org）和加拿大菲沙学会（http://www.fraserinstitute.org/），两者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智库，它们每年对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排名。这两家机构的指数构成非常接近，包括一个经济体的法治和产权保护质量、政府大小、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稳定性。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指数（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试图用客观指标来衡量每个经济体的商业环境，例如审批程序的复杂性、花费的时间和成本等。
根据这些排名标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彻底性相较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显然不具有优势。事实上，国内外似乎有一个共识：中国离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有较大差距。中国政府也认为还需要全面扩大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在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坚信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起根本性作用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质疑上述排名所用指标的有效性，即它们是否真实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市场体制的实际质量。质疑这些指标的质量当然合情合理，但颇为讽刺的是，编制这些指标的正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的机构，它们的目的是要通过提升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来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些机构得出的指标都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不大相关，那么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或许并不像它们认为的那样强。
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确实是增长奇迹的必要条件，但是仅靠自由市场似乎远远不够。市场化改革或许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并非中国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原因，因为表3-2中的数据表明有不少发展中经济体拥有比中国内地更自由的市场。
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可以利用表3-2中的排名来证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自由度，但自由放任经济的反对者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得出恰好相反的结论，即过分的自由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会不会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强大作用促使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