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乘了全球化的东风。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凭借丰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参与了国际分工,大量生产中低端消费品并出口到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这个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似乎不证自明。但是,一旦我们采用全球比较的视角,这个解释的漏洞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确从贸易和全球化中获益,但是,理论上所有国家都能够从贸易和全球化中获益。
尤其是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按理都有可能参与贸易和生产的全球化,靠出口促进经济繁荣,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的确,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但这完全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所以,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倒过来的。作为一个制度因素,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与世界贸易体系显然会影响经济增长。
但是,正如我将在第四章解释的那样,就出口本身而言,无论是其增长的速度还是在GDP中的占比,都不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产品(包括出口商品和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
从需求方面来看,一个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叫出口依存度)——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该比重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中国的出口总额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显著的增长,但在GDP中的占比并不突出。中国的出口总额现在是世界第一,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个出口导向比其他国家更显著的国家,而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例如,2018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是韩国的3.7倍,但其GDP是韩国的8.4倍,所以,就总需求而言,韩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要远远高于中国。表2-3显示了1982—2012年部分国家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在2012年的占比是2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0%)。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出口国,出口依存度并不比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明显更高。从表2-3中还可以看到这三十年内全球化的趋势:全世界出口总额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1982年的19%上升到2012年的30%,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的重要性都有极大的提升(日本或许是一个例外)。
表2-3 1982—2012年世界部分国家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从图2-4中可以看出,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非常低,仅为6.6%,2001年之后迅速上升,到2006年达到39%的峰值,这可能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急剧放缓,2009年出口占比就回到27%左右,即比较正常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1978年,印度和土耳其的出口占比同样很低,分别为6%和4%,到2012年,则分别达到24%和26%,与中国接近。墨西哥作为一个出口导向性更强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出口占比为10%,2012年达到33%。很明显,1982—2012年,这三个发展中大国和中国一样,都赶上了全球化的浪潮,但经济增长速度各异(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4.4%、2.8%和0.7%),都远远低于中国。
图2-4 1978—2012年世界部分国家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注:各国曲线的位置是按2012年出口占比的高低自上而下排列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从图2-4中还可以看出,德国和韩国对出口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图中其他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占比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中国的出口占比虽然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但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也低于这两个国家。
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以国际价格计算的制造业产品,而大多数中国商品和服务都是以国内价格计算的,总体上要低于美国和日本的价格。因此,如果我们用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出口依存度,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差别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中国的出口能力都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额只占到当时低水平GDP的7%,总额甚至小于新加坡,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今,中国的出口额占到GDP的约四分之一,虽然这个占比从全球来看很普通,但由于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约四分之一的出口占比自然让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所以,应当将中国惊人的出口增长速度看成其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通过出口实现增长奇迹的话,那么别的国家也都可以,尤其是那些经济体量很小的国家,它们本来就更依赖出口,也较少受外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但事实恰恰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增长。
一些美国批评者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因于贸易不平等、竞争不公平、侵犯知识产权、劳工报酬低以及环境保护不力等。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这些是中国“消灭”美国工作机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weapons of job destruction)。
中国也许算不上是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最佳楷模,但如果真是这些“武器”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那我们就终于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妙方”:补贴国内企业、让货币贬值、不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和环境。如果发展经济如此简单,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早就可以变得很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