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有多重要？

人口因素经常出现在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中，很可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实行了三十多年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用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管是人口大国还是人口小国，经济增长都有快有慢。人口控制看上去似乎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几个沿海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吸引了很多内陆省份的劳动人口流入，因此其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省份更快，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相对更快。

“人口红利”本来是人口学家使用的术语，但在中国却成了日常用语。人们在大众媒体以及平常聊天中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事实上，学术界以外很少有人真的理解“人口红利”这个概念。

简单地说，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上升，或者说抚养比（即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下降，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随着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需要抚养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会上升。这时，即使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人口的产出）不变，人均GDP也会增加，这种人均GDP的增加可以称为“直接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通常会增加，增加的储蓄用来投资生产性的固定资本和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从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这个次生效应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抚养比上升。事实上，中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抚养比的低谷，人口红利基本消失。

中国2010年之前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红利的产生通常被归功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降，而很多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有显著的下降。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中国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不见得就会显著提高，甚至还可能继续下降。

如何衡量人口红利（即直接人口红利与间接人口红利之和）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根据几个不同的研究估算，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最后二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25%。 有一项研究表明，抚养比下降使得中国1982—200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左右。 另一项研究发现，1990—2005年，直接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效应之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0%。 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蔡昉教授与他的合作者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文中估算，中国1982—2000年的人口红利相当于2.3%的人均GDP增长率，即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人口红利的贡献。 这些结果一方面说明人口红利非常显著，另一方面说明其还远远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毕竟，1982—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要高出大约7个百分点，更何况在这三十年接近尾声时，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为零，但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唯一享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也都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率，从而导致抚养比下降。表2-1比较了全世界的直接人口红利。表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年龄为15～64岁的人口，直接人口红利就等于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减去劳动年龄人口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 。其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包括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好处。

从表2-1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在1982—2012年每年只带来0.5个百分点的额外的人均GDP增长，与9.07%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地区相比，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的发展中地区非常接近，甚至还低于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地区（不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都不足1.8%，这说明其间接人口红利肯定非常小。如果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与其他发展中地区接近，但间接人口红利高出很多，只能说明这些发展中地区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间接人口红利，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抚养比下降，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储蓄的增加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也许不是人口结构本身，而是重视节俭和教育的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地区之间在间接人口红利上的巨大差距，而这是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题。

除了中国，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有类似的人口红利，但其程度也同样远远不足以解释这些经济体出色的增长表现。表2-2引自美国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家戴维·布卢姆（David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1965—1990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独领风骚，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为6.11%，不只是远远高于发达的欧洲（2.83%）和北美洲（1.61%）——这可以用赶超效应来解释，更高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尤其是南亚（1.71%）、非洲（0.97%）和南美洲（0.85%）。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呢？从表2-2来看，除了非洲地区可能是个例外，所有其他地区都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了总人口增长率。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东南亚地区次之。在这个意义上，人口红利确实能部分地解释东亚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人口红利到处都有，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只比别的地区高出1个百分点，但在人均GDP增长率上，东亚地区比南亚、非洲和南美洲高出4.40～5.26个百分点。结论很清楚：人口红利确实对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远远不能解释该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最终会变成人口负债，对未来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那么人口负债的影响也不会太大。中国的确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面临这个问题，而即使人均GDP增长率在1%到2%的水平，这些国家也没有出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危机局面。很多人认为，富裕国家有能力应对老龄化问题，而中国是“未富先老”。但是，中国只要还处在“未富”的发展阶段，就有追赶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快过富裕国家，多出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就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未富先老”也许很快会成为中国的现实，但是不等于人口开始老龄化后中国人就不会继续变富。 5NyQ1tynfb8FKU2vwlfArC+Kl9qT5nVF4YdsMsWkyr0TdzIsXSzQ3IF16Iamm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