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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体相关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泛指基于汉语本体的与语体相关的语法研究，其二指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体相关研究。
从宏观和理论层面来看，陶红印（1999）、张伯江（2005）、方梅（2013）将语体与汉语语法研究结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规律，提出语法要结合语体研究的重要观点。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实践着他们的学术观点，透过语体观察语法特点，大大提升了语体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孙德金（2011）认为，造成不同语体风格的重要因素就有不同类型词汇的使用，有单双音节的配合问题，有古今词语的选择问题，等等。孙德金（2014）指出语体和语法的关系研究还很不充分，客观上也直接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他就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孙德金2012a），其成果对语体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冯胜利的一系列论文其实主要是面向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研究，应该是基于美国高年级学生书面语教学的实际问题，主要是问题驱动。更难能可贵的是，冯胜利有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不但在学界首次提出了语体语法理论，并且越来越清晰地论证了语体语法研究的范式、要点及其价值
（冯胜利2010、2012、2014、2015、2018）。他指导的博士王永娜运用语体语法理论，发表了系列论文，证明了一些语法格式用于书面正式语体，而另一些语法格式用于口语非正式语体（王永娜2011a、2011b、2012、2015a、2015b）。
从微观和具体研究层面，汉语学界不少学者重视研究不同语体的语法、词汇差异（第三章将会详述）。近年来，有学者开始重视从语料库出发，运用量化的方法研究语体特征标记。比如，曹炜（2003）研究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黄伟、刘海涛（2009）通过两个50万词的语料样本发现了在汉语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中具有显著分布差异的16个语言结构特征；刘丙丽等（2012、2013）运用语料库研究词类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差异；张文贤等（2012）也是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发现一对同义词若有音节上的差异，则口语倾向于为单音节，书面语倾向于为双音节；姚双云（2014）研究发现22个条件标记在口语中的使用频次远高于书面语体。语法学界基于语料库的微观和具体研究也给了修辞学界不少启示，有学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语体风格研究是语体学科的一个高难度的课题，可能是其奋斗的极终目标（丁金国2009）。这充分说明语料库在语体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汉语本体的语体语法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运用语体语法理论对语体特征标记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这些本体研究成果仍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需要整合。另外，不少关于语体特征标记的研究成果缺少语料库的验证，是否可以确定为区分语体的核心语体特征标记尚需继续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本体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仍然较少，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仍需探讨。
语体或者说语体语法与对外汉语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语法学管语言运用的正确性，也就是用得对不对；而语体学管语言运用的得体性，也就是用得合适不合适。正确性是对语言运用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得体性则是更高的要求。”（盛炎1994）当然，狭义的语体语法理论认为语体也负责语言运用的正确性，而不负责得体性。我们倾向于广义的语体语法理论，认为语体主要负责得体性，也负责一部分正确性。
学界都同意，“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习者自如地运用汉语进行各种交际的实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的基本要求就包括语言学习者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交际对象和话题内容来选择具有特定语体功能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材料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其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习者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使用各种语体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让学习者能够做到：在什么样的场合、对什么样的人或事，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话语方式说出什么样的话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篇章结构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显然，学习者掌握某种语言的语体种类越多，在各种场合下运用目的语的能力就越强”（李泉2004）。
虽然语体语法比较重要，但根据韩莹（2008）的调查，在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专题数据库——世界汉语教学文献数据库中，词汇研究有2113篇相关文献，语法研究有3500篇相关文献，语体研究仅有206篇相关文献。由此可见，语体研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成果并不多。近些年来，语体语法理论对汉语二语教学中的语体研究有一些推动作用，但总体来看，对外汉语教学语体语法研究成果大部分属于个案性质的理论探讨，量化分析、实证的研究较少。
下面我们择要介绍学界前辈的部分观点：
程祥徽（1988）谈到“对外汉语教学有不同于中国人学外语的地方，它至少存在三种形态。第一种，专攻汉语口语；第二种，口头语与书面语并进；第三种，重点在书面语，同时也学口头语”。
盛炎（1994）认为外国人学习中文，语体学习可以从中性语体开始，“随着中文程度的提高，语体的学习也随之加强。要求外国人完全失掉自己的身分，那是不合理的；但是要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正确地使用中文语体，那是合理的”。
佟秉正（1996）认为中级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是帮助学生顺利地由口语迈进书面语，提出“先从与口语有对应关系的书面词语入手，以对比关系展示二者不同的功能与差别”。
杨志棠（1997）认为，对初学者也需要口语、书面语“双管齐下”，以口语为主，适当给学生看“通知”“海报”等应用文，在他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就可以适当地引入真正的书面语了。
吕必松（2000）认为，“口语和书面语是一种语体概念，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一种语用概念”。这种区分不但反映了语体应用的变换情况，也更加科学地处理了语言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把口头语言教学与口语教学区别开来，把书面语言教学与书面语教学区别开来。（吕必松2000）
李泉（2003b）提出“在语法教学中应加强语体知识的教学和语体技能的训练，如口语和书面语词汇、语法及其语用特征的教学、语体要素的辨认、口语和书面语各自内部的再分类及其教学、不同语体的转换训练等等；在各类语法大纲的制定中要充分体现语法项目（包括词汇、惯用语、句式、格式等）的语体属性”，“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拟定为共核语法、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三个子系统”。
李泉（2006）也提出要“加强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书面语语法的研究还很薄弱，而无论是针对汉语汉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特殊关系来讲，还是面对中高级阶段语法教学不理想的现状，都应该区分和加强这两种语体语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将不仅有利于促进对外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教学，也将丰富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
以上学者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指明了语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大致路径。在理论上，丁金国（1997）、吕必松（1997）、李泉（2003b、2004）、王福生（2004）、赵金铭（2004）、陆俭明（2007）等都强调对外汉语教学必须重视语体。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近十年汉语教学视角的语体语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研究更为具体和微观，与教学实践结合也更为紧密。主要集中于：
（1）利用中介语语料，研究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如汲传波、刘芳芳（2015），马明艳（2017）。汲传波、刘芳芳（2015）基于口语格式，对比留学生中介语和汉语母语者汉语，发现留学生书面语体使用存在口语化倾向。马明艳（2017）以语气词、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介词为参数，采用语料库数据对比分析的方式，将汉语学习者书面语料与母语者书面语料和口语语料进行对比，发现汉语学习者汉语书面语篇中语气词、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以及介词的使用与母语者书面语存在很大差异，有口语化倾向。
（2）对教材的语体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如刘婕（2012）、黄婧（2014）、孟彩虹（2016）等。刘婕（2012）考察了《拾级汉语精读教材》5—8级，发现教材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比重有待进一步增加，尤其是书面语词；在练习方面，应该在语体练习题型的多样化上进一步提高，以帮助学生掌握语体知识，逐渐形成语体意识。黄婧（2014）通过对“博雅汉语”系列九本教材进行研究，发现课文和练习的语体分布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书面语体的语料主要依赖文学作品，语体知识的讲解比较匮乏，各种语体之间缺乏对比，中性语体所占比重过大，缺少专门针对语体的练习，等等。孟彩虹（2016）通过对“发展汉语”综合教材进行详尽考察，统计出了六本教材初、中、高三个等级的课文和练习中具有语体特征的词汇和短语的总量等数据，并且总结出分布特点，发现《发展汉语·初级综合》在语体分布上存在一些不足。
（3）运用测试和调查，了解留学生的语体能力，如周芸、张婧（2010），周芸、张永芹（2010），王桢（2012）。前两篇论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泰国留学生的谈话语体能力和报道语体能力，发现总体上语体能力与汉语水平呈正相关。周芸、张婧、张永芹（2011）指出，由于受到汉语水平的限制，泰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语体能力时，会出现对不同语体词汇标记与语境的匹配关系掌握不到位的情况；往往不能根据语境的要求得体地选用不同语体的句子标记来表情达意，容易出现句子结构与语境不协调的习得偏误；倾向于选用语体风格基调为中性的语篇，往往不能很好地区分语体类型和风格基调不同的语篇，经常出现不同语体风格色彩杂糅的偏误情况”。王桢（2012）对中级阶段留学生的汉语语体转换能力进行了实验调查，发现中级阶段留学生已具有一定的语体区分意识，但语体转换能力不强；在不同语式的转换方面表现不佳，在将口语表达过的内容转换为书面形式时难度较大；语体输出多样化能力比较差，汉语正式语体的使用能力低于非正式语体的使用能力；汉语语体能力习得与汉语水平之间为正比关系。
（4）对高水平留学生的学术论文语体语法进行研究，如主贵芝（2014）、汲传波（2016）。主贵芝（2014）从语体的角度，以留学生毕业论文为突破口，通过语料分析、教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留学生毕业论文中的语体特征和语体意识进行了考察，发现留学生毕业论文的语体特征不同于本族语者学术论文，留学生毕业论文中的语体意识较模糊。汲传波（2016）则从文言结构的视角观察韩国留学生的学术汉语使用情况，发现留学生学术汉语语体能力存在不足。
（5）基于语体语法视角，对单双音节动词搭配宾语的情况进行考察，如骆健飞（2017）。该文考察了汉语单双音节动词与不同类型宾语的搭配情况，认为“动词的单双音节与语体功能、句法结构和时空特征存在对应性关系”。
（6）基于语体语法视角，对欧美留学生正式语体能力发展进行研究，如莫丹（2016）。该文考察了不同语言水平的欧美留学生书面正式语体能力的发展路径，并与母语者文本进行对比，发现“除正式体特征中的词汇复杂性与合偶双音词数量基本随着语言水平的提升呈线性上升，正式体其他变量与庄典体各变量的发展都表现出与语言能力发展阶段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且都与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的研究更强调对中介语语料库和留学生教材的语体分析。近几年语体语法研究开始成为热点，尤其是2015年以来关于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研究、学术汉语研究，都是对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和汉语母语者语料进行对比，尝试从不同的维度研究留学生语体能力不足问题。但是由于区分不同语体的核心语法、词汇尚不明确（语体特征标记尚不清晰），语体语法尚有很大研究空间。针对留学生的语体习得研究仍非常薄弱，已有的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研究，仅有部分国别的成果，如泰国学生语体习得研究（周芸、张婧2010；周芸、张永芹2010；周芸、张婧、张永芹2011；周芸、张永芹、张婧2011），缺少对更多母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情况的考察。另外，已有研究大多是质性研究，很少有基于大型中介语语料库的量化研究。即使有个别量化研究的成果，所采用的语料样本也很少（张憬霞2009）。因此，今后的语体习得研究，研究对象的国别应该多样化。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应该借助大型中介语语料库，并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近年来，大型语料库相继建立并且免费开放，为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