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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对日本德川时代的制度背景进行了简单考察之后，本章将继续对该时代的思想背景进行考察。尽管明治维新运动前后日本思想界发生了显著转变，但这一转变并非是在完全割裂传统的情况下发生的，相反还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日本传统思想。正如福泽谕吉在其《分权论》中论及自嘉永年间（1853）佩里来航
以来日本发生的种种变革时所言，在各种变革中“尤以政治的变革最为迅速，最为活跃”
，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导致政治变革的力量虽然来自士族，但并非新生力量，而是通过对“旧来固有之力的变形”而实现的。作为这个时代思想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者，福泽虽然对代表西方文明的洋学多有汲取，同时又对代表传统的汉学时加挞伐，但从他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即使是他也不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化是完全从西方移植的，而是将日本的“固有之力”集中于“文明开化”的结果。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松本三之介在其对明治维新及其后的思想状况进行概括时提出日本的思想是在国权与民权
的纠缠中曲折地展开的。作为该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泽的思想同样可以被纳入这个框架。福泽思想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脉络是自由主义
与民族主义，它们分别对应着民权与国权。如果我们对德川时代的思想史背景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两者分别与在日本德川时代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实学”思想以及民族意识相关联。在本章中，笔者尝试通过对实学与民族意识的思想史背景进行考察，从而展开对福泽谕吉思想的背景研究。
正如在上一章提到过的，与同时代的清朝相比，日本德川时代的学界存在着相对多元的学术传统。
这种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日本存在很多学术源流，如果对其进行最简单的梳理，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流派，以兰学为主的西学流派，以朱子学、阳明学等为主的儒学流派，以及主张日本之特殊性及优越性的国学神道流派。
当然，任何类似的简单划分都难免以偏概全，上述三脉学术流派也都不是孤立存续的，而是相互影响、借鉴，并在相互碰撞中不断发展，同时很多学者的思想也并非仅仅受到其中一个流派的影响，而是多有汲取。
而且，德川时代的思想界当然不仅仅存在上述三个流派，在此之外，还存在很多草根思想家的思想，如町人思想、农民思想等，由于这些思想在创新之外还从很多方面汲取营养，其中往往混合了儒学、神道及世俗思想，所以很难对其进行简单归类。另外还有佛教思想，但在德川时期佛教思想至少在思想界因屡屡受到神、儒学者的排斥而逐渐式微，
并没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学术多元性还体现在上述每个学术流派内部也分出很多派别，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儒学，这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此不再重复。
在本章中，笔者主要就兰学、儒学及国学三个流派来讨论它们在日本近代化转型及福泽思想的形成中的意义，主要围绕前述两个主题，一是实学，另一个是民族意识来展开叙述。因为实学与民族意识既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样也是构成福泽谕吉思想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