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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笔者从三种制度出发对日本及中国在现代化之前的制度背景进行了简略比较。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及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制度差异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三种制度上。笔者只是选出对现代化转型影响较大的制度展开讨论。另外，虽然本章将三种制度分节展开讨论，但实际上它们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比如德川时代末期雄藩的形成就与上述三个制度因素都有关系。通过制度比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制度差异给两国现代化进程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日本，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使中、下层武士深受其苦，同时也促使他们反抗，并最终成为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角。在明治维新后的政府官吏中，士族出身的官吏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多数是中下级武士。
正是由于德川时代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一方面使他们无望在现行制度下施展抱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并学习来自西方的知识和思想，这就使他们同时拥有推动改革的动力和思想武器。本书讨论的福泽谕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自传中，他曾提到父亲因受等级制度之害而无法施展抱负的苦闷
，他自己亦对这种体制非常反感。明治时期的很多重要思想家都拥有相似的出身背景，如加藤弘之、中江兆民等都是如此。此外，幕藩体制和继承制度也为统治阶层内部孕育出可与幕府相抗衡的天皇及雄藩势力提供了土壤，最终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同样受德川时期制度的影响，在民间也出现了从事工商业的町人阶层，他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日本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的成功并非是偶然的，在其成功的背景中，传统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福泽谕吉等一批知识精英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而是与德川时代的制度背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前述对日本与中国制度差异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从现代视角来看，中国的传统制度其实是比日本更“先进”的，也就是更近似于现代制度。随着日本现代化的演进，本章提到的上述传统制度基本上都已经被废止，幕藩体制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大政奉还，版籍奉还，废藩置县而被废除，最终建立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提供了便利。德川时代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也随着明治维新后宣布“四民平等”而被打破，只有嫡子继承制度一直延续到战后，但也随着新民法的颁布而被从法律上废止了。相比之下，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以及诸子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却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继承，只不过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的社会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德川时代的旧制度恰恰是因其落后反而引发摧毁它的动力，从而能更迅速地完成现代转型，同一时期中国清代的旧制度反而因其“先进性”成为现代化改革的障碍，这正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历史的吊诡之处。
在本章篇末还想再次强调的是，在考察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时，经常会因为关注其中“西方冲击—东方回应”的模式而把现代化的进程想象为一种“西化”的过程。不过笔者认为，虽然发端于十七八世纪的现代化浪潮始于西方，但整个现代化进程并不单纯是一种东方在西方冲击下开始效仿西方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过程。实际上，在从前现代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演进过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为现代政治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养分。因此，政治只有现代与前现代之分，并无东西方之分。另外，顺便补充一下，在政治理念方面，中国政治传统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在当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因各种主张的极端化而面临严重的观念对立及党派冲突时，如何避免极端思想导致的族群、阶层或派系撕裂等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所尊崇的“中庸”“和为贵”
等理念或可提供某种借鉴意义。综上所述，尽管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刺激下启动的，甚至可以说是对西方扩张的反动，但并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程说成是一个“西化”的过程，现代政治体制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政治体制。
当然，最后还须提醒的是，尽管现代政治从东方和西方传统政治文明中都汲取了养分，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政治都与现代政治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最为关键的区别则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所以说，正如古希腊的“民主”不同于现代民主，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也不同于现代被广泛采用的现代文官制度，我们并不能将古代制度雏形与现代制度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