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幕藩体制及其多元的权力结构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出现之前的社会形态进行概括时，我们通常会使用“封建社会”一词。根据人们叙述历史的一般思路，人类社会沿着一条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线性路线发展。然而在现实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要远比这一简单的历史主义概括更为复杂。以奴隶制为例，这一非常古老的社会形态既存在于古代亦存在于近代，不仅曾与封建社会并存，甚至还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奴隶制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865年，此时距美国建国已过去了近90年。然而与此可堪对照的是，在日本的历史中却始终没有形成奴隶社会。 再比如，作为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种姓制度今天在印度的某些地区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但现时的印度显然不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由此可见，上述对社会制度演变的叙述与其说显示了社会发展史中某一阶段的共性，毋宁说是遮蔽了不同文明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封建社会为例，虽然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德川时代和中国清代在我们通常的叙述中都笼统地被称为“封建社会”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近似于西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社会形态，而同时代的清代社会则更近似于民族国家体制确立之后形成的新型社会。现实中“封建社会”一词其实具有两重含义：一重是狭义的，指代国王等一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向诸侯分封领地而维持统治的模式；另一重则是广义的，那就是所有前现代社会的总称，这里的“封建社会”一词显然指的是后者。

实际上，日本在德川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日之间这种体制上的差异，幕府官员羽仓外记（1790—1862）在对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就直指两国的体制是“中为郡县，我为封建” 。现在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清代体制其实应该被更准确地称为“郡县制” 。在本书中，笔者并不想采用“封建”一词来指代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尽管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下，封建社会在我国已经带有等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定义。在对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国两种“封建社会”进行比较时，还是以“幕藩体制”及“皇朝体制”分别为两者命名更为准确。

日本德川时代的幕藩体制始于1603年 ，其创始者为德川家康。实际上，在德川时代之前的战国时代，幕藩体制就已经萌芽，但真正被确立，还是在德川氏掌权之后。如其所名，幕藩体制以位于权力中心的幕府与位于权力边缘的约两百六十多个藩构成，各藩的领主亦称“大名”，意指其声名显赫。根据与幕府关系的亲疏程度，这些大名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及外样大名。亲藩大名是由德川家的直系及旁系亲属构成的，谱代大名则是在关原之战 前就已经归顺德川的大名，也就是说为德川幕府的建立出过力的领主，而外样大名则指在关原之战之后方才归顺德川政权的大名。在政治上幕府拥有统领各藩的权力，它可以利用该权力对各藩进行撤销、转封和惩罚。在财政收入上幕府则拥有各藩无可匹敌的势力，在德川中期幕府所占有的封地已号称有八百万石 ，占全国封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各藩的势力则相对较弱，拥有五十万石以上封地的藩只有七个，仅占所有藩的不到3%，其中收入超过一百万石的则仅有加贺藩的前田家一家，而占半数以上的藩收入都在五万石以下。可以说，与任何单独一个藩相比，幕府在实力上均占据着压倒性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德川时代成为日本历史上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德川幕府实力强大，但其收入也仅占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没有到半数。所以至少在经济实力上它并不具有掌控中央政权的绝对优势。因此，虽然与日本此前的封建体制相比，德川幕府的中央控制有所加强，但在本藩领地内，各藩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依然得以保留。可以说，幕府虽然权势强大，但除了在自己的领地之内，并不直接掌握直至下层的统治权，对各藩的百姓及下级武士来说，真正的上司乃是本藩领主而非幕府将军 。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莱恩在其著作中对当时地方大名的权力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叙述：

大名在各自的领地内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管理内部事务的特权。实际上，大多数大名都喜欢把他们的领地想象为自治公国：他们可以傲慢地对忠诚的武士团发号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边界，监视宗教机构， 随心所欲地向农民和商人征税，随时发布自己的法令 ，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有必要就施行严刑峻法，他们鼓励有益于当地经济的商业企业，为了维护和平可随意干预领地内居民的私人生活。在领地内，每个大名都拥有单方面的权力，可以禁止人们外出旅行，迁离故乡，甚至不准举办他出于任何理由认为无法接受的节日或宗教庆典。

从这段叙述可见，虽然与日本更早的幕府，如镰仓幕府及室町幕府相比，德川幕府的权力得到明显加强，但在各地方大名领地内具体行使权力的依然是大名而非幕府。这与同时期清朝定皇权为一尊的中央集权体制相比，权力要相对分散得多。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日本也有论者将德川时代的幕藩体制视为一种“中央集权体制”，认为日本德川时代的政治制度离封建制更远，而更类似于中央集权体制。当然，如果和前述德川时代之前的武士政权，如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相比，德川幕府的集权程度无疑是大大地加强了，但如果和同期清朝的皇朝政体相比，德川幕府无疑与之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至少有两方面德川幕府的集权程度是无法与同时期的清朝相比的。

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尽管各个大名均向德川幕府表示效忠，但在其自己的领地上，大名依然是独立行使权力的最高领导，大名的家臣也是向大名而非幕府将军效忠。如果说德川幕府只是各个大名中的一个庞然大物，通过自己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对其他大名实施统治；在同时代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则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其中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德川时代的大名并非由幕府任命，而是世袭制的；然而清朝的官员则均是由皇帝任命的，即使是吏部任命的官员也必须在皇帝面见之后方得上任，而且很多官员需要完成的任务直接由皇帝通过军机处下达，甚至相关官员也无权过问。 另外，从继承制度这一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在日本，不仅幕府将军实行嫡子继承制 ，各地大名乃至平民也是实行嫡子继承制的，这就保证大名的领地不会因子孙析产而变得分散，从而丧失实力。然而在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已确立了诸子析产的继承制度， 只有帝及少数贵族采用嫡子继承制。至于清朝，这一继承制度更为巩固，只有皇位是嫡子继承， 官员及平民的遗产均须析产，也就是说除了皇权不会因继承而被分散，其他势力都会随着子孙的繁衍而逐渐弱化，从而不会对王权构成威胁。在本章第三节对此问题还将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是在财政上，德川幕府并不向各地方大名征税 。众所周知，征税权是政府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运行的费用通常主要来自税收，在辖区征税本身既是行使权力，同时也象征着征税主体对该辖区的统治。如果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征税，那么政府行使统治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同时也表明这种统治是不完整的。我国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历代政府基本上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征税 ，同时代的清朝亦不例外，向全国征收田赋。而德川幕府自己征收的田赋仅占日本所有田赋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均由各方领主征收。虽然为了维护统治，德川幕府设计了“参觐交代”制度，一方面通过以大名及其家人为人质的形式保证他们的忠诚，另一方面通过迫使他们参与建设江户并在江户铺张消费的方式间接获取收入，但这与中央集权的征税形式相比相差甚远。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虽然德川幕府的集权程度较之前朝有所加强，但很难称其为“中央集权”政权，德川时代的日本也并非中央集权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现代的“联邦型国家” 或许更为接近。在此顺便补充一点，欧洲的封建制在近代以来也发生了权力集中的变化，故而出现了佩里·安德森所说的“绝对主义国家” ，这也是一种近似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可以视为从封建体制向现代中央集权国家过度的中间体制，但无论如何，这种发端于16世纪的国家体制和现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体制之间还是存在不少差异。

在对德川时代的权力格局进行分析时，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天皇。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首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其正文起首第一句便是：“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这里的“朕”就是明治天皇。而“万世一系”则是强调天皇制之长久。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君主制度，到明治天皇已历经一百二十二代，绵延近两千年。可以说，明治维新这一日本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就是围绕天皇展开的。那么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又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考察日本古代历史，天皇世系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从上古传说中神的后裔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才有“万世一系”之说。日本第一代天皇系神武天皇，在传说中，他是天照大神即太阳神的后代，由于年代久远，神武天皇之后的最初几代天皇的事迹已与神话传说混而为一，无法考据其真实性，不过，日本古坟时代遗留下的古坟能为早期天皇的存在提供考古上的佐证。自第十五代应神天皇（270—310在位）始，史书中关于天皇事迹的真实性才逐渐可考，自飞鸟时代（593—710）起，关于天皇的历史记述就比较完整可信了。

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经过圣德太子主持的推古朝改革，日本迈入了“封建社会”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从一开始以天皇为代表的皇家势力就试图掌握政治主导权，仿照同期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如在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 中就有“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二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第三条）等条款，但此后在日本历史中这种建设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努力却并不很成功。可以说，从八世纪奈良时代天皇集权达到高峰之后，日本天皇的皇权就一直在衰落，不断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侵蚀与挑战。虽然之后平安朝的恒武天皇（781—806在位）一度恢复了被僧侣专权破坏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体制，但并没有维持多久。自九世纪初叶，外戚藤原氏的势力就不断扩张，终于在九世纪晚期形成了外戚专权的“摄关政治”。此后，皇室和藤原氏之间曾一度围绕权力展开争斗，最终以藤原氏的胜利告终。在此之后长达九百年的历史中，日本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反而形成了一连串以外戚、武士专权为主的封建统治政体。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德川时代。

然而，日本历史中另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是：尽管天皇的实际权力很早便已式微，但其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地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被掌握实权者取缔，而且还经常在政治斗争中被各方势力加以利用。比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有实力的武士如足利尊氏等人就企图借助天皇的旗号取北条氏而代之。 镰仓时代晚期，后醍醐天皇一直谋求恢复天皇的实权，在镰仓幕府灭亡后，其主导的“建武中兴”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皇权统治，然而仅仅维持了三年就被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取代。此后在十五世纪发生的“应仁之乱”中，两大对立政治势力中的一方细川胜元也曾打着幕府和皇室两面大旗声讨另一方山名宗全。 进入德川时代，在强势的德川幕府统治下，天皇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首先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公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对天皇的权力及行动进行限制，在经济上则将皇室的领地减至微不足道的三万石 ，仅占当时日本全国耕地的千分之一，即便算上公卿贵族的七万石也仅相当全国的千分之三。 但尽管如此，天皇名义上的崇高地位却依然得以保留。与以往历代幕府将军一样，德川幕府首领德川家康及其后代继承者的官职“征夷大将军”依然是由天皇册封。同时，各大名虽然对幕府俯首称臣，但他们的官位亦由天皇下诏任命 。由此可见，德川时代天皇的经济及政治势力虽然受到严重削弱，但其作为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象征性地位却并没有被取缔。德川时代晚期，随着幕府统治权力的衰退，以及西方威胁的日益迫近，改革的势力，也即主张“尊王（天皇）攘夷”的尊攘派再次尝试借助天皇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846年朝廷罕见地向幕府发出的“命令书”标志着天皇再次公开过问政治，而1858年幕府以向皇室征求意见为借口推迟与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的举动则标志着幕府政权正在走向衰落，因为它试图倚重皇室的权威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最终幕府并没有获得皇室敕许，这进一步表明，在尊攘派的支持下，皇室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个对幕府决策亦步亦趋的傀儡。 这一过程发展的终点便是明治维新，强藩势力和天皇联合，一起推翻幕府统治，进而在日本开启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近代中央集权体制。

可以说，纵观整个日本政治史，天皇和掌握实权的各派政治势力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中，虽然天皇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下风，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地位却依然保留下来， 并最终在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面简单介绍了德川时代幕藩体制，以及幕府与皇室的关系，接下来简单讨论一下该体制带来的影响。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发现，日本德川时代的政治权力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多元化态势。在政权的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着幕府与各藩，特别是与外样强藩之间相制衡的权力关系；在政权的象征层面，又存在着将军与天皇之间相制衡的权力关系。 这种权力多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分散，权力分散带给社会的影响首先就是思想领域活跃。因此权力越集中，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通常也就越严格；反之权力越分散，控制也就越松懈。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往往也是思想僵化的时代，权力分散的时代往往也是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以中国为例，从商周到清朝长达四千多年的前现代历史中，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就是王权衰落、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各种新鲜的思想，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秦统一六国，确立皇权一元的皇朝体制，此后的时代虽然亦曾出现过文化繁荣的情况，但再也没有重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的辉煌 。反观日本的德川时代，虽然在其前期和中期，权力的分散还不明显，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亦试图加强思想领域中的控制，如宽政（1789—1801）年间实行的“异学之禁”就标志着幕府试图采用朱子学作为正统思想。但尽管如此，幕藩体制相对分散的权力模式依然给各种“异学”保留了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德川时代的思想领域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相对活泼的面貌。首先，即使在被幕府奉为正统的朱子学内部也出现了众多学派，同时在儒学的大框架中，还出现了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古学派”“阳明学派”等，其中“古学派”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古义学派”与“古文辞学派”等。这些都与日本当时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幕府与皇室的对立就导致朱子学不同学派的分化和学派内部的争论。在德川统治前期，“幕府所提倡的朱子学虽能为幕府服务，而朝廷提倡的朱子学却不能为幕府服务，因此在朱子学的内部也形成了矛盾。” 至于德川时代晚期，更是形成了代表幕府的朱子学与代表朝廷和拥护“王政复古”的民间儒者的阳明学之间的对立。

德川幕藩体制这种相对分散的权力结构不仅在统治者所尊奉的正统儒学中为不同派别提供了成长空间，同时也给非正统的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留下了发展余地。比如在德川时代还出现了对儒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国学派，而国学派的思想为日后明治维新时日本确立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基础。此外，随着町人，即工商业者的势力不断加强，还出现了重视商业的町人思想等，不胜枚举。

在此还有必要强调的是，幕藩体制还扩展了洋学传播的途径。虽然代表西学的兰学 在日本的发展初期是受到幕府控制的，最早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新井白石就是幕府官员，而青木昆阳、野吕元长等兰学先驱也都是受幕府之命学习荷兰语的 。同时各藩也是不可忽视的积极学习兰学的重要力量，兰学的主要创始人如前野良泽（中津藩）、杉田玄白（小浜藩）出身藩医，而平贺源内（高松藩）则是下级武士。在德川时代晚期，更有部分强藩加入到积极传播洋学的阵营中来。由于各藩一方面是幕府将军的属从，一方面又在自己领地内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为了巩固本藩势力，一些沿海地区的大名在与西方接触时也开始学习洋学。比如水户藩就是受英国捕鲸船在大津海滨登陆一事的刺激而感到有学习英语的必要，从而开始汲取英学知识的。可以说，一些幕府无法完成的改革措施反而在诸强藩中得到了贯彻 。在明治维新之前，洋学在日本的传播就存在幕府主持的官学与各藩主持的私学并存的状况。后来成为维新强藩的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更是致力于改革，建立藩校造士馆，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岛津齐彬本人也因此成为“幕末四贤侯”之一 。幕末引进洋学的过程可以说呈现出幕府与各强藩齐头并进的局面，一方面加速了洋学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幕府无法垄断洋学带来的先进技术及思想，也就间接促进了此后幕府的倒台。同时，洋学在强藩中的传播也为维新后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政体储备了人才资源。总之，幕藩体制这种相对分散的权力结构为德川时代思想领域的活跃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德川时代晚期相对活跃的思想则为日本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知识及思想储备。关于德川时代的思想背景，笔者还将在下一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幕藩体制权力分散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减少了体制转型时的阻力，任何政治体制转型都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旧有的统治者形成挑战。旧有统治者掌握的权力越小，思想越开明，转型阻力也就越小。幕藩体制正好在这两方面符合要求，也就是说，幕府有限的权力使将军难以擅权专断，这既降低了权力对将军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他听取不同意见的机会，这就从两方面降低了将军顽固保守旧制的意愿。

在幕藩政治中，虽然幕府拥有处置各藩的权力，但最高统治者将军个人的权力还是相对有限的，幕府做出的决定并非由将军本人专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手下的官僚，特别是“老中” ，而幕府官僚则多由亲藩及谱代大名担任，从而能够传达出一些与统治中心不同的意见。这就使幕藩体制在面临危机时，幕府可以通过与各藩交流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及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幕末，幕府权力有所衰退时更是如此。在应对佩里来航带来的冲击时，幕府曾向各地方大名征询意见，这等于变相修正了原来的老中专制 。而且，当幕府向各藩咨询应对外国人的计策时，各藩大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被咨询的五十四个藩中只有四个藩表示追随幕府。由此可见，幕末时期大多数藩并非完全对幕府亦步亦趋，而是拥有自己的见解。 这种情况已显现出一种类似现代议会政治的萌芽，同时也表明，幕末随着幕府权力的衰落和一些强藩的崛起，幕藩体制的权力结构存在进一步分散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做出了“大政奉还”的决定，虽然佐幕及倒幕两派势力之间爆发了戊辰战争，但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一年半就结束了，规模也很有限，只有两万多人参加战斗，并没有演变成一场惨烈的内战，这与德川庆喜对武力抵抗的消极态度不无关联。在伏见鸟羽一战失败后，退回江户的德川庆喜做出支持幕府内部的恭顺派，罢黜主战派的决定，避免内战的扩大化。

另外，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比较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制经常被彻底摧毁。相比而言，较复杂的传统政治体制则更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德川时期日本这种分散且多元的权力结构恰恰表明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政治体制，亨氏同样注意到日本传统政体的这一特点并进而论述道：“正是由于日本传统政体的相对复杂性，才使它得以进行调整，顺应了当今世界的潮流。1868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天皇是统而不治，德川幕府大权独揽。其时，政治秩序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幕府的稳定。故而当幕府的权威衰亡时，另一个传统机构——天皇，便成了日本现代化军阀的工具。幕府的覆灭并未导致日本政治秩序的崩溃，而是‘恢复’了天皇的权威。” 根据亨氏的研究，“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日本这种多元的权力结构使作为政府首脑的幕府将军难以大权独揽，这样就为日本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某种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为日本转型提供了稳定性的基础。实际上，在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在国内遭遇到的改革阻力相对而言是最小的。

另外，幕藩体制相对分散的权力也为商人势力的成长提供了空间。由于各藩财政相对独立，需要将田赋转换为货币，这就出现了通过代理各藩的商品买卖而迅速致富的商人阶层。同时，权力的分散也使他们得以相对稳定地保有自己的财富。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并没有依靠手中的权力来大肆剥夺这些富裕商人的财产，虽然也有商人因太过奢侈而被所在藩问罪并被没收财产，同时也存在一些武士赖账不还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在幕藩体制下，藩的政治势力被限定在本藩内部发挥作用，而当时的商人却可以跨越各藩进行交易。在规范各藩行为的《武家诸法度》里一方面规定：“国人之外，不可交置他国事”（元和令），意即不可与其他藩勾结，各自在本藩独立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私设关卡、渡口等增加往来之烦”（正德令） ，这就为在各藩之间往来的行商提供了便利。因此，在德川幕府建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势力超越一藩的豪商，比如大阪巨商鸿池就可以“一手操纵三十余藩的经济”，而向米商淀屋贷款的大名就有三十三个之多，很多江户时代的豪商，比如三井、住友等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此外，在当时的商业界还组成了各种商人公会，即“仲间”，其中有些仲间的势力更是遍及全国。 这样就使单独某藩并不具备随意剥夺商人阶层的财产的权势，等于间接保护了商人的产权，从而使经济得以发展。富有商人的出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上，还包括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念，这种重视商业的价值观念，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制定新的国策时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可以说幕藩体制分散的权力结构为雄藩和豪商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在德川时代末期，这些崛起的势力为推翻幕府实现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人力及物力上的准备。

最后还应指出，幕府、天皇二元权力结构在倒幕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为重要的乃是天皇的存在为倒幕势力提供了合法性，通过拥戴天皇，倒幕势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首先，天皇本身就是高于幕府的权力象征，这就让倒幕的强藩不会被幕府军及民众简单地视为叛军，倒幕行动亦因此不会被视为叛乱，而被视为在西方势力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拯救日本的行动。其次，拥戴天皇可以表明倒幕的目的并非为了某藩的私利，而是为了“王政复古”的公义，这样就能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各方势力支持。最后，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为倒幕势力的团结提供了一个核心。既然天皇受到各藩倒幕势力的共同拥戴，各股势力自然就不会围绕倒幕的主导权而展开内部斗争，从而削弱倒幕派的实力。

天皇在日本近代化转型期所具有的另一重意义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与明治维新建立包括日本所有列岛在内的民族国家的设想存在着契合之处，同时，在历史上天皇大多时间是虚君，这也与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设想相符合。也就是说，维新的目的是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天皇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象征，历史上也一直在努力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权，这样两者就很好地接合在一起。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的天皇由此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总之，天皇的存在一方面为倒幕势力提供了合法性，一方面又为倒幕成功后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从而为日本现代化的敏捷转型做出了贡献。 1vm9S6jMTgVTPhYcQj/2zz1JYy1BorMEK6w6Ae7zOkJTU32woVf0OHXIy8BBE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