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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当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还走在觐见乾隆的漫长的旅途中时，俄国第一位被派往日本的正使拉克斯曼已经来到日本，其目的也是为了建立与日本的通商关系。这两个事件表面上非常类似，都是欧洲国家试图打开东方市场，建立现代贸易关系的一次尝试。其过程和结果也颇为类似，两国的使者都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同时也都没有达成目的。但两次使节访问中的一个细节，即礼仪问题却预示着此后中国和日本将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当拉克斯曼拒绝采用日本端坐垂头的礼节而主张采用起立敬礼的俄国礼节后，日本方面同意了他的要求，
并没有在礼仪方面纠缠不休。而在中国，礼仪问题则成为马嘎尔尼觐见乾隆时的一个焦点问题。尽管最后马嘎尔尼完成了这次觐见，但其间围绕礼仪所展开的种种争议甚至主导了这一事件的发展，最终导致马嘎尔尼来访的本来目的反而被忽视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面对来自西方的使节时，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囿于自己的传统礼仪，而是采取一种与西方所寻求的国与国关系相近的态度与之交往。而当时的清政府则固执地试图将西人来航这类事件纳入其固有的华夷观念中，将英国希望按英国的方式在两国之间缔结通商关系的诉求解释为化外蛮夷向中华上国臣服进贡的行动。
关于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有日本作者提出的解释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好奇心不同。”
然而实际上，好奇心的有无并不能为该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反而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关于民族性的神话——现实中又有哪个民族对未知事物没有好奇心呢？实际上，在接触到西方事物时，中国人同样也显现了他们的好奇心，当利玛窦展示从西方带来的奇特器物时，“当地官员、乡绅、民众争往观看，深为吸引”
。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也曾写道：“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物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
从该记载可以看出，所谓中国人不善于接受新事物的话语只是一个神话。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各个民族之间存在某种国民性上的差异，但所谓各民族不同的国民性通常只是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的外现，如果将外现的国民性差异绝对化，那就不仅会影响我们给一个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还有可能遮蔽更多的问题。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对各国国民性差异背后的成因进行探究，从而在表面的差异中挖掘出更为深入的意涵。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化转型的标志性运动是明治维新，该运动成功地使日本摆脱了旧有的封建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体制转变。该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富于远见的思想家
，他们的思考与写作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福泽谕吉（1835—1901）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如果我们对福泽谕吉和他同时代的维新志士们的背景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大都出身中、下级武士，接受过传统的儒学教育，但并不拒斥西学，在积极学习西学的同时对儒学抱有清醒的认识，能够从批判的角度看待儒学等。这一系列相似性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背景，通过对该背景中的诸多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包括福泽谕吉在内，明治时期涌现出众多主张参照西方经验以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家是有其原因的。在本书中，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是制度背景，其二则是思想背景。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面，是因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被视为与英美等自发现代化国家相对应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也就是说，对中日两国来说，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源于西方扩张带来的压力，但在西方扩张势力到来之前，两国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思想领域都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进行讨论，我们宏观上或可对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不同道路进行解释，微观上则可以对福泽谕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持。
本章首先从制度背景的角度出发来尝试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在对制度背景进行探讨时，笔者尝试通过将其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的方式展开叙述。在现代化进程中，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他者”，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或可使我们更深入地揭示两国的前现代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