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一批新闻社会学的著作[杰里米·滕斯托尔的《工作中的新闻记者》、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的《组装现实》、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菲利普·艾略特（Philip Eli-ot）的《生产新闻》]陆续面世，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想象“媒介社会学的黄金岁月”的核心文献（塔克曼，2022，推荐序，p.7）。这其中包括盖伊·塔克曼的著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
盖伊·塔克曼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除了《做新闻》之外，其著作还有《边缘化女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出版人和社会变迁》（1989）和《想成为你：公司化大学的内幕》（2009），其研究聚焦文化（媒介）社会学、性别与高等教育等领域。
新闻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基本都由社会学家开展。这一学术共同体大致有两条研究路径：如滕斯托尔采用的职业社会学路径，主要关注的是新闻职业群体所具备的一些共享特征，包括新闻工作者对自身职业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的想象，此谓一种“属性视角”；而塔克曼的《做新闻》则是考察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实践以及实践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谓一种“过程视角”。新闻社会学研究的“过程视角”将研究落脚于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在此设问下，塔克曼对“新闻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观点进行质疑与解构，进一步提出：“社会现实是如何被建构的？”如此提问其实带有鲜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预设：新闻不等于事实，新闻建构事实的过程中有各种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博弈、对垒。这种对新闻事实的质疑也就是对“天真的经验主义”的质疑与批评。
《做新闻》的写作语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源于美国且一定程度席卷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与左翼学术思潮。面对批评激进的社会运动、报道立场倾向政治行动者的新闻媒体，作为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研究生，塔克曼将新闻媒体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将自己“嵌入”所研究的群体，报道报道者（塔克曼，2022，中文版序，p.60）。从1969年5月的博士论文《新闻，新闻人的现实》到1978年脱胎于这篇论文的著作《做新闻》的面世，塔克曼通过对电视台和报纸新闻生产过程的观察，进一步明晰了此前的理论预设，并提出了“作为社会现实的新闻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核心观点。
该书是塔克曼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不断更新的田野材料和其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著成的。塔克曼引入“框架”“新闻网”等理论资源，对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经验材料展开了阐释与理论升华。该书的副标题“现实的社会建构”便是其核心观点：新闻作为一种现实是被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就是在建构现实，而不是在描绘现实的画面（塔克曼，2022，p.18）。围绕这一核心观点，塔克曼进一步提出了该书的第二个主题：新闻生产过程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新闻工作服务于组织利益，而专业主义强化了嵌入新闻工作的制度过程。
该书的基本结构呈现总分总的面貌。
第一章题为“作为框架的新闻”，作者开宗明义，引入“框架”概念，以“前窗”隐喻新闻，提出该书的理论预设：新闻是一种框架，与勾勒世界轮廓的其他框架一样，也存在问题。该书旨在探讨框架如何构成即新闻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新闻工作与新闻工作者的组织情况（塔克曼，2022，p.7）。同时，第一章也介绍了塔克曼选择的田野地点（主要是“新闻台”、《滨海日报》和《纽约市政厅新闻中心》）和该书的大致结构。
第二至第七章层层递进，引用不同例证、从不同角度讨论以上两大主题。作者从新闻工作时空层面的基本安排入手，讨论了如下问题：“事情如何转化为新闻事件”、日常事情如何降低自身的独特性而在集体协商中被赋予“新闻价值”（第二、三章）；新闻工作者创造分类体系使得新闻报道在类型化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灵活空间（第三、四章）；各类报道手法创造出事实性网络，使得“消息源和新闻事实相互构成”，“事实性网络正当化现状”（第五、六章）；新闻媒体对妇女运动的报道体现了专业主义、组织常规以及与正规机构的联系（第七章）。
第八章至第十章，塔克曼则回到理论层面，通过对第二至第七章所提供的实证经验材料的分析与运用，进一步强调了该书的核心结论。作者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挑战新闻和社会变迁的传统观点，提出新闻是一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第八章），而意识形态作为客体化的程序是一种“遮蔽现实”的手段；以阐释社会学为基础，讨论作为框架的新闻是一种现实建构（第九章）；提出与讨论“新闻即知识”这一结论（第十章）。在这一部分，作者明确了她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即“将新闻视为社会建构和社会资源”。新闻生产指向一套常规实践，新闻专业人士声称有权裁定知识、呈现真实。
本文主要从理解新闻和新闻生产过程两方面来呈现该书的两大核心主题。在《做新闻》中，新闻的意涵是“现实的社会建构”，具体又可细化为“新闻即框架”“新闻即意识形态”“新闻即知识”，这恰是第一章、第八至第十章的主要表述。而第二至第七章作为实证章节，以案例和田野观察描述了新闻生产的常规化过程，以实证材料层层展现了日常事情如何通过新闻工作者、通过媒体而成为新闻报道（新闻事件）。
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就是“现实的社会建构”。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知识”作为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产物会逐渐凝结成理所当然的“现实”。塔克曼关于“现实”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现实是在社会建构过程中凝结的”也是基于此。社会建构过程复杂多样，不同的具体建构过程生产了表征不一的现实。而塔克曼选择了新闻生产过程这一社会建构过程实体，分析了由其生产的现实表征——新闻，并从框架、意识形态、知识三个角度来理解作为社会建构的现实——新闻。
“新闻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在该书第一章的开篇，塔克曼便将自己的预设立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生活在有形的社会房间中，认识整个世界图景需要通过一扇扇窗户，而这些窗户便是框架。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著作《框架分析》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认为框架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事情、信息。塔克曼将戈夫曼关于框架的相关概念引入其论证过程，以探讨框架如何构成、新闻如何具有框架等问题。
日常世界的截片是指活动流中被任意截取的切片，当截片遍布我们周围，外在客观世界便充满混沌而不可知。为了厘清混乱，构建清晰的认识库，我们需要“窗框”，获得“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东西”（塔克曼，2022，p.7）。而新闻便能满足我们的这一需要。但是，在塔克曼看来，作为窗口的新闻存在问题，它通过将截片转化成框架而形成，但新闻也许只是被任意截取的切片。在第一章中，塔克曼想象了一场一位大学教授与她丈夫的关于“一天发生之事”的对话，来说明将日常事情（截片）转化为共享的（公共的）经验而使其具有新闻价值这一新闻生产过程中充满了协商与变动。因此，新闻既是妥协的产物，又是在妥协之中寻求共识的努力的产物。这是因为，在寻常之事被转变为具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事件时，发现、采集、传播新闻的专业人士调用机构过程、遵照机构实践（塔克曼，2022，p.10），宣称自己有权为民众和其他专业人士解释日常的事情，提供认识世界的框架。由此，新闻变成了一个社会机构、一种制度性方法——新闻成为专业主义的产物。总之，在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和现代新闻组织崛起的背景下，媒体的专业实践服务与组织需求相辅相成，正当化社会现状，强化当代社会安排。塔克曼通过提出“新闻即框架”这一隐喻，指出新闻和童话一样都是故事，都是人为建构甚至编造而成的，但是它们都会在个体之间传播，成为个体层面的公共资源（塔克曼，2022，p.11）和个体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是由谁建构的？正如塔克曼在想象某大学教授与其丈夫的对话时指出的那样，新闻生产过程具有协商性。在教授与丈夫的对话互动中，双方不断修改、建构着一天发生的事实（故事），在故事的建构（新闻框架的搭建）中，听故事的人（受众）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在第二章，塔克曼聚焦新闻机构存在的集体性协商情况，进一步说明具体的事情如何成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滨海日报》的助理编辑、区域编辑、电讯编辑会坐在一起协商单条媒体新闻的价值，一起规划头版。从单个媒体内部看，不同新闻部门的编辑都希望能在每天的新闻产品上给自己的记者采写的稿子谋一个好位置（塔克曼，2022，p.39）。但从不同媒体之间看，“编辑部存在着相互决定的边界，关乎哪些报道能够被推到头版上”（塔克曼，2022，p.39）。同行之间的相互判定影响到整个行业对于某一新闻重要性的判断，对新闻价值的衡量基于媒体从业者之间形成的共识。由此，可以想象，基于宽松而完美的编辑间的人际平衡（塔克曼，2022，p.39），不同编辑、不同媒体会通力生产新闻。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窗口虽然不同，人们透过窗口看到的风景却大致相同。而且，作为框架的新闻在媒体的协商与平衡中变得更加统一而牢靠。
在第八章“事实、言论自由与意识形态”中，塔克曼通过回顾美国新闻历史，证实了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所言的大众媒体“发轫于工业秩序，在文化上充当其左膀右臂”（塔克曼，2022，p.174），认同了汉斯·恩岑斯伯格（Hans Enzensberger）将媒体称为“意识工业”（塔克曼，2022，p.173）的观点。塔克曼归纳出了“新闻即意识形态”的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媒体作为“第四部门”的社会角色，而解释了媒体作为“工业秩序的文化部门”（塔克曼，2022，p.175）只不过是政府的延伸。塔克曼引用了同时期舒德森的著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和达尔格伦的博士论文，分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和客观性的崛起，分析了新闻与当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回顾美国新闻的历史，不难发现，早期便士报接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观念，支持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个人所有权和自我利益，重新界定了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也对新闻进行了重新界定。便士报将党派报纸中重言论与立场的新闻定义转变为对事实的强调，而“事实”的意义与呈现事实的方法也在不断变化。通过对收集补充性证据、使用引号等方法的运用，新闻工作者构建了全面而成熟的事实性网络。新闻媒体也全盘接纳了科学逻辑，用专业方法来查明事实并借此打造出“社会现实的仲裁者”这一角色定位（塔克曼，2022，p.177）。沿着舒德森关于媒体如何重新界定公共和私有活动的讨论，塔克曼做出了推论：理应合理化新的社会秩序的媒体没有形成一套全新的理念用以界定公私（塔克曼，2022，p.180），而是坚持此前的二分法，维持现状，维护国家的正当性，弱化政府与私人之间复杂的张力。通过维持公与私之间人为的分野，新闻媒体遮蔽了重要的社会力量的实际运作，实际上决定着什么事情可以成为新闻，拥有控制新闻的权力。在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理解加诸具体事件而形塑事实、正当化现状时，其实就是在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形塑成事实表征——新闻。
塔克曼从卡尔·曼海姆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得到启发，将“知识的情境决定论”应用于新闻，表明新闻本质上是中产阶级意志的表达，传播的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塔克曼，2022，p.194）。由此出发，若想评估新闻的意识形态性，就不能将客观真相与中产阶级所描述的真相画等号，而需要探查、判定真相并与意识形态做对比。塔克曼借用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理论对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论述：新闻像知识一样，为界定和建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套框架。但是，新闻作为意识形态，让人们无法透视有关当代社会的真相，无法接触各类不同的观点。世界的图景永远无法完全通过窗框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此，塔克曼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新闻工作的天真经验主义。新闻工作是行动中的意识形态。
沿着史密斯关于“意识形态作为客体化的程序”是一种“遮蔽的手段”的路径（塔克曼，2022，p.214），塔克曼想表达却并没有在文中直言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是一种遮蔽的手段，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生产社会结构的材料（社会资源），同时也削弱了行动者改变制度结构的能力。
在该书的第一章，塔克曼便指出《做新闻》是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因此，新闻与新闻生产已被置于意义生产、知识工业等更大的结构中，新闻具有了同知识一样的地位，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理论性活动、一种社会资源，可以正当化现状。
第一，新闻是一种理论性活动。社会学与其研究领域之间是主体主体的关系，社会理论的建构涉及双重诠释。塔克曼沿着这一思路，思考在新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主体主体关系。从新闻通过对象征符号的操纵产生的影响到新闻专业主义调用对科学探索的共同理解，再到“新新闻”运动体现的当代新闻哲学，塔克曼层层推进，认为“新闻本身或许也可以被描述成一种理论性的活动”（塔克曼，2022，p.223）。新闻会调用消息源的前理论表述，因为新闻工作者遵循的一条规则就是专业人士或者“权威”知道的比非专业人士多。新闻报道的理论化还体现在对事件的分类上。媒体将纷繁复杂的事件分为不同的类别与范畴，使其受制于相应的规则与规范。而这些范畴既可以是混乱失序、社会冲突类，也可以是稳定向前类。新闻报道将从不同消息源搜集而来的信息并置分类，“一方面宣称在被呈现为事实的现象之间存在着理论关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这一层关系”（塔克曼，2022，p.223）。
第二，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世界是一个行动域，在社会世界中，被社会成员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事实充当达成行动的资源和再生产社会结构的资源（塔克曼，2022，p.226）。新闻被不断确认和再生产为“生活事实”，新闻媒体也被不断确认和再生产为正当化机构，被人们视为发布真实记录的社会机构。而当社会成员将文化和结构的某些意识形态的侧面视为客观的生活现实时，他们便是在确认世界的事实性，将生活事实再生产为结构化的规则，构造社会活动和社会结构。新闻便具有如此的能力。而情境中的行动者基于不同的意图和利益生成不同的规则和资源，即生成不同的事实与新闻。因此，新闻体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权力问题。新闻的生产是社会建构过程，需要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具有强大的能力，但是新闻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客观之物”，它是“社会建构和永不休止的人类成就”（塔克曼，2022，p.227）。在理论评述中，塔克曼打破了新闻专业人士生产社会生活真实记录的迷思，也质疑了这些记录是否必然不偏不倚。
第三，新闻是对现状的再生产。“新闻既会利用制度结构，也会再生产这套结构。”（塔克曼，2022，p.229）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将集中化的信息源视为具有正当性的社会建制，将这些地点客体化为信息收集的应然场所（塔克曼，2022，p.229）。同时，经由天真的经验主义，这些收集而来的信息被转化为客观的事实。由此，新闻机构逐渐正当化自赋的角色，自身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新闻机构以领地、机构、话题为核心的指挥系统内部不断协商，以确认职权范围与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协商的产物，协商的目的是将日常事件的截片分门别类，进而转变为新闻。这个过程中，正规机构的选题、故事受到关注，权力进一步强化，其他机构则被忽视，妇女新闻、体育新闻退出头版位置。在关于新闻价值的协商与确认中，社会现状不断被正当化。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运用过往经验指导当下的实践，将事情类型化为新闻事件，虽然此后还会不断修正，但也只是再类型化，都是重新确认或维护现状。塔克曼认为，有必要将新闻视为巧妙的成就，它传递出对社会现实的特定理解，不断将社会现实正当化（塔克曼，2022，p.234）。
美国早期报纸具有一项共同特征，即它们都颇为依赖中心地点或场所（塔克曼，2022，p.24）。作者结合美国新闻史，向我们展现出了系统化地点的重要性。新闻记者总是在合乎逻辑的地点寻找新闻，逐渐形成了新闻条线，发展出集中化的消息源。塔克曼将新闻条线比作脐带，而消息源便是营养来源。通过一连串的日常活动（新闻条线），记者和新闻掮客（消息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战略同盟，成为消息源的机构和发布新闻事实的媒体相互确认并强化自身的公共正当性。
“集中化作为一种方法迅速发展起来，令报纸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塔克曼，2022，p.27）而媒体想要采集到更多信息，使呈现的新闻更接近世界图景的真相，则需整合新闻条线，形成新闻网。塔克曼将每一家通讯社想象成一张蜘蛛网，称“这些蛛网都宣称要‘覆盖全世界’，以满足人们对于新闻的渴望”（塔克曼，2022，p.28）。但当新闻网的网格密度和网线拉伸强度提高，“新闻网”就逐渐成为“新闻毯”。如此，所有通讯社和新闻媒体的触角会彼此重叠而非相互补充。在“覆盖整个世界”的愿景下，新闻媒体和通讯社在新闻网上留下漏洞，筛选出“大鱼”（具有新闻价值、值得报道的新闻事件），并用一整套在专业层面共享的新闻理念让漏洞变得合理、正当。
新闻网奠定了新闻建构过程的基调，赋予了社会世界特定的秩序。在空间层面，新闻网被锚定在集中化的机构场所，新闻媒体在此设立记者站或对应的条线，这不仅强化了这些机构的正当性，也将日常现实的截片勾画成新闻，使其成为框架的一部分（塔克曼，2022，p.30）。如此，可以明确的是，在媒体与记者的选择下，扮演消息源的中央地点和机构在新闻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闻记者选择的位置不仅是地理位置也是社会阶级位置。市政厅产出的新闻更有可能被报道，而未被新闻网覆盖的事情则得不到关注。将记者安排进不同锚点的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官僚系统。在媒体内部，记者和编辑之间不停地进行竞争性协商，新闻网是一个由消息采集者构成的等级体系。新闻网中的生产者（记者、通讯员、编辑等）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异会影响到相关报道的优先次序。关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显著性和趣味性等新闻价值看似存在客观的等级次序，实则在不断进行平衡与协商。而在新闻网中，排布记者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地理领地权、组织专门化和话题专门化（塔克曼，2022，p.32）。地理领地权说明新闻媒体将世界分割成与报道职责相对应的领地区域，记者基于不同的职责选择不同的消息源，形成类别上归属于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新闻；组织专门化说明媒体会在集中化的场所设立记者站和条线，获得稳定、常规的新闻素材；话题专门化则说明了记者基于不同专题，如财经、体育、家庭等，选择不同的报道领域。
新闻网是在空间层面上讨论新闻生产中的新闻采集环节。而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交织的。在新闻生产的前端，关于时间的讨论无法绕开。塔克曼认为，与空间层面的新闻网一样，对时间的结构化也会影响到对新闻价值的评估和对“何为新闻”的认定。
“新闻组织对记者的安排与各类机构的办公时间步调一致，即便是周末的日程安排也是如此。”（塔克曼，2022，p.49）这说明新闻生产的节奏与社会的时间节奏保持着一致性。而新闻组织与社会机构在工作时间上的同步性会影响到对各类事件新闻价值的评估。作者在观察“新闻台”的新闻生产流程时发现，其播发的新闻往往涵盖的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发生的事情，而其他时间段的事情必须展示出非凡的竞争优势，才能被纳入当天的新闻产品（塔克曼，2022，pp.49-50）。
新闻网锚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并不断扩展，作为信息源的场所在增加，而日常现实的截片作为新闻的原材料便存在“过剩”的情况。为了掌控工作，新闻人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应对无限的事情。因此，将事情区分为不同的新闻故事，即类型化便浮现出来，可以说“新闻类型化镶嵌在时间的运用之中”（塔克曼，2022，p.52）。新闻人眼中的新闻类别主要分为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新闻、发展中的新闻和连续报道。如此，“新闻人的类型化嵌入实践性的任务当中，令新闻工作与潜在新闻事件的时间表保持同步”（塔克曼，2022，p.56）。
凭借类型化，新闻人将独一无二的事情转化成新闻的原材料，并运用常规手段加以处理和发布（塔克曼，2022，p.62）。类型化赋予了原材料以特定秩序，日常生活的截片被纳入特定框架。因此，新闻人以特定方式来感知日常世界，而人们也通过类型化的新闻产品来感知现实。在指出类型化的后果时，塔克曼提出了如下问题：类型化重要吗？它们还有什么价值？而后，她提到，建立在理所当然的假设基础上的类型化正在被客体化。新闻记者在如此的常规当中正形成专业主义（塔克曼，2022，pp.63-68）。
在第四章，塔克曼聚焦纽约市政厅记者站9名记者的日常活动，探讨了新闻专业主义与组织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消息源和记者内部都存在着等级秩序。消息源的地位越高，记者的地位越高，而消息源的累积还会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大新闻”总会落入大牌记者手中。如此看来，记者为了提高自身地位与价值，对于消息源的竞争是一种常态？这样是否会破坏现有的专业分工？的确，拥有更多的消息源，意味着会踏入别人的专长领域，侵犯别人“想到的选题或拿到的信息”这类私有财产。但在跟消息源打交道时，记者具有专业自主性。“到底是将信息视为所在部门的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取决于记者工作控制的需要。”（塔克曼，2022，p.83）同样，是独占还是和对手分享信息，记者也有自己的一整套规范。分享信息、相互协作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牵涉到同僚合作原则——服务组织需求、按时完成工作、获得乐于助人的专业声望有助于职业流动。总之，记者在努力维护自己的专业自主性：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私有消息源和专长领域；另一方面从其他领域搜集素材，保持新闻网的灵活。
如何寻找合适的消息源？选择让什么样的事情成为新闻？媒体需要无懈可击的消息源，这背后存在一系列规则，而这些规则镶嵌在对日常世界及其制度的结构化理解中。换言之，对事实的识别和发掘植根于日常方法。验证事实需要与常识对照，需要将个别事实放置于事实性网络中判断。个别事实相互指涉，共同构筑了一个事实性网络（塔克曼，2022，p.95）。常识具有一种正当性，被认为是“历史给定之物”。新闻报道的事实如果与位高权重的自我呈现和普遍理解相悖，便是在否认被公认的正当性，这会令新闻网土崩瓦解。塔克曼举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对水门阴谋的调查报道的编辑政策来说明其如何重构总统的地位与身份，重构历史给定之物。“新闻本质上仰仗对社会世界的公认理解。”（塔克曼，2022，p.96）只有将已有的常识或者整体性框架加诸某个事情，我们才能确认其事实性，赋予事件意义。这也说明事情成为新闻是一种可验证的事实。
新闻叙事不仅是新闻呈现的形式，其观念也引导着记者寻找事实。不同的新闻类型具有不同的叙事模式。硬新闻的叙事模式，往往基于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新闻报道的六要素。而软新闻体裁（不定期报道）的叙事形态多种多样。“以什么方式呈现事实，决定了要问哪些问题。”（塔克曼，2022，pp.110-111）“火灾”“审判”“总统之死”“丧命的孩子”，这些故事形式对应着特定的事实和消息源，但是叙事模式的选择会引导记者使用不同的类型化手段、寻找不同的角度呈现新闻故事。在此，记者的专业主义也体现为“向合适的消息源提出合适的问题”（塔克曼，2022，p.112）。
可以说，“构建叙事的能力是一种专业技能”（塔克曼，2022，p.117）。新闻记者创造的故事既要能维系事实性网络又要构造出戏剧张力。新闻写作中存在着“新闻话”，在时态、段落、字词顺序上都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塔克曼，2022，p.118）。塔克曼认为，新闻片是视觉语言，也是再现事实的话语。电视新闻的镜头叙事中，特定的象征人物、象征事件构造了具象的事实性，电视将新闻叙事等同于事实性网络，这其实也物化了新闻媒体对时间和空间的官僚化安排。回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在媒体生产新闻故事的过程中，专业主义通过对消息源的选择与新闻叙事的呈现形式将媒体组织的规范与意图融于新闻之中。媒体正当化所报道的现状，也正当化自身的规范和价值准则。
“对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安排影响着新闻工作。”（塔克曼，2022，p.147）如前所言，媒体所能报道的新闻有限，很多事情会被新闻网过滤、遗漏。在日常实践中，新闻工作更加强调有始有终的、具体的事件而不是带有一系列关联和分析性特征的议题。议题并不具备特定的时间点，像一种“无名的问题”（塔克曼，2022，p.148）绵延不断。芭芭拉·菲利普斯（Barbara Phillips）认为，新闻工作的本质创造出了新闻从业者的共同意识，如具体化的逻辑、聚焦当下的导向、对偶发事件的强调、对结构必要的忽视，从而导致媒体生产的是新闻马赛克镶嵌画，只能呈现表面现实（塔克曼，2022，p.149）。“新闻工作的取向和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取向之间存在落差，折射出新闻行当的职业意识和社会运动更具分析性的意识之间的冲突。”（塔克曼，2022，pp.149-150）因此，在新闻工作将议题形塑为新闻故事的过程中，存在对议题的诉求进行转化的实践。
塔克曼描述与分析了妇女运动成为新闻话题的脉络。早期媒体报道对妇女运动极尽排斥和嘲笑之能事，许多记者绕过事实性网络，将妇女运动建构成软新闻（塔克曼，2022，p.152）。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新闻人”秉持的专业意识形态是将男性关注的议题重要化，并不断强调男性议题的正当性，进而维护男性权威，边缘化女性议题、削弱女性地位。而后，媒体进行了一种专业实践——“回应报道”。它将结构强加在运动之上，寻找（提名）运动的领袖，刊发准正当性领袖的观点。但被媒体利用的运动发言人随时都有被抛弃的可能。同时，“职业意识让新闻工作者在不经意之间贬低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塔克曼，2022，p.156）。妇女运动逐渐受到关注，但是其正当性并没有得到媒体的确认。标准化的报道实践始终正当化掌握制度权力的人。经由一批女性主义记者的努力，妇女议题得以转变为新闻故事。女性主义记者将议题转变为报道条线，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是，由于女权团体活动常与统辖报纸的时间表相冲突，许多报道往往赶上截稿期限才得以见报。报纸没有完全成为运动的资源，有关妇女运动的报道通常见诸各报纸的女性版。
妇女运动被构造成新闻话题，是媒体内部官僚化制度的调整与媒体机构内部的竞争与协商的结果。妇女运动最终迈向了制度化，被纳入媒体的常规报道，相关的议题也转化为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妇女运动的正当性在媒体报道中得到了确认与强化。新闻建构的现实世界变得更加真实、丰富。但是，任何社会运动发起的议题与事件必然受制于正统新闻叙事的框架。“相关的争议内嵌在事实性网络中，变得人为可控。”（塔克曼，2022，p.169）而“一旦被纳入事实性网络之中加以架构，社会运动就无法挑战正规机构的正当性，更无法削弱新闻网的力量”（塔克曼，2022，p.169）。妇女运动虽然成为新闻话题，但是仍然受制于菲利普斯口中的新闻人传统的职业意识。新闻实践是行动中的意识形态，新闻人的专业实践维系着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规范。
《做新闻》为重新理解新闻与新闻生产提供了一个窗口。关于新闻的意涵多种多样，而塔克曼站在“天真的经验主义”的对立面，反思“新闻是事实”的合理性，反思客观性与专业主义，以建构主义的立场解释新闻与事实的不对等、新闻与新闻生产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关系。她打破了新闻的神话意义，但并不是充满批判性的。如她所言，“知识总归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塔克曼，2022，p.235）。新闻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是“认识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新闻的正当化作用下，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得以确认自己的位置坐标，获得经验与意义，因此，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新闻也是“遮蔽的手段”，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体现。这其中包括新闻正当化了权威机构，扮演了权力的左膀右臂的角色。新闻机构也通过宣称新闻的事实性、客观性，通过专业实践来获得、强化自身的权力。塔克曼的“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的诊断显然是辩证的。
同时，我们应该具备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品读经典著作的能力。不仅要了解作品写作和出版时的历史场景，还要结合自身所处的情境来思考作品的价值。《做新闻》一书的基础是塔克曼于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博士论文。在那个时期，西方学术界存在着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的历史氛围。左翼激进年轻学者面对的是变化的现实与保守的新闻媒体。在此背景下，塔克曼走进新闻的常规生产过程，重新认识、理解新闻。由于带有鲜明的立场预设，她在电视台与报社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经验材料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立场的确认。学术研究与研究者的生命体验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带有多少个人性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回到当下，“新闻不等于事实”“新闻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做新闻》的观点在“后真相”的语境下似乎得到了确证。在互联网等技术推动媒体向前发展、新闻被大量生产和传播的同时，质疑新闻的声音也逐渐变强。主流媒体传播的事实与自媒体、网民传播的事实彼此重叠、互为补充的同时，也存在冲突。在媒体量级有限，传播与发声渠道不通畅、不便利的前互联网时代，媒体呈现的事实和受众获得的事实的断裂还不明显。而如今，在新闻生产主体不断增加、大量新闻被推送至受众面前的同时，人们的判断与选择逐渐多样化。然而，同一新闻背后的事实内容却不一致，或者说同一事实具有不同的意识导向。真实与虚假的边界在混乱中变得模糊。塔克曼的观点正好是一针清醒剂，她告诉我们：要透过事实呈现的差异去认识结构性问题与各种关系。
当然，结合当下的情境，可以看到，塔克曼进入的田野具有历史性，即她所观察的新闻生产过程只是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而如今，在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生产主体转变与受众兴趣调整的背景下，新闻生产的常规化过程早已发生了变化，新闻产品的呈现也有了新形态。比如，新闻网所锚定的场所发生了变化，以前被遗漏的地点由于新闻生产的时间扩延得以被发现；新闻价值不断被评估，而协商的主体不仅仅局限在媒体内部；“人人都有麦克风”让人们能够各抒己见，传递的新闻的意识形态不再统一。在如今的研究与思考中，我们需要在目前的经验材料中去确证抑或是补充，甚至可能推翻塔克曼的观点。研究需要面对现实生活场景，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要求我们走进新一代的新闻编辑室，运用新的观察思路和观察手段获得实证结果与观点。
（杨德坤 复旦大学）
〔美〕盖伊·塔克曼：《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美〕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