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什么决定着新闻的生产？在美国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研究者们力争回答的问题。在《记者与官员：新闻生产的组织和政治》（以下简称《记者与官员》）一书中，作者将政治学的视角引入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中，将新闻的生产不仅视为专业规制运作的结果，而且视为组织机制协调的过程；将新闻记者不仅视为新闻的生产者，而且视为媒体内部、媒体与政府之间的组织者。新闻的生产不仅受到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生产常规、争辩与博弈的影响，也受制于新闻编辑室外部的权力关系，深深地嵌入国际政治格局。在组织与政治的坐标系中定位新闻生产，是《记者与官员》一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利昂·西加尔（Leon Sigal）（以下简称西加尔）的著作《记者与官员》成书于1973年，正值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锋芒正盛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此期间，媒介社会学的知识风格、学术立场和边界逐渐清晰，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李红涛、黄顺铭，2020）。在大众传播逐渐发展深入的背景下，《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以下简称《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以下简称《什么在决定新闻》）、《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等名著陆续出版，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不断互动，新闻生产流程、新闻行业理念也在逐渐兴起的新闻编辑室观察研究中日益清晰。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蓬勃发展的知识环境下，《记者与官员》中鲜明的政治学视角使其略显另类。该书作者西加尔一生的学术建树集中于政治学领域，他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与纽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东北亚合作安全项目主任，其著作《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曾被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评为1998年年度最佳书籍。除1989—1995年曾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外，西加尔的学术生涯与新闻传播学微弱的关联便是该书，其政治学的理论视野赋予了该书特殊的价值起点：决定新闻内容的不仅包括新闻编辑室中传统的生产常规，也包含新闻记者与报业机构所处的权力结构。新闻生产的过程就是政治互动的过程。
反观同时期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更易厘清这一起点的特殊之处。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认为新闻是被建构的现实，迈克尔·舒德森也曾开宗明义地指出，组成新闻的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文化力量，而是“有血有肉的记者书写出的活生生的文字”（Schudson，1989）。这种观点是从生产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编辑室视为一个新闻生产的工厂，其中，记者的职业传统、个人气质和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生产。但是这一视角的盲点是，将新闻工作者视为单独的个体，忽略了其组织机构，尤其是官僚组织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深刻影响（Sigal，1973，p.180）。
基于这一起点，在该书中，西加尔选择了《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作为案例，力图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新闻是如何报道国家和世界的？新闻媒体如何处理、协调从各种渠道收集的信息？其二，官员为什么要利用新闻媒体？他们是如何通过新闻实现自身的目的的？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四章，从新闻机构内部视角出发，探讨新闻媒体中的组织政治，编辑部内部的角色分工、等级制度如何影响和塑造新闻生产常规。第二部分是第五章至第九章，从新闻机构外部视角出发，将新闻生产的过程视为记者与政府、官员、公共政策之间彼此影响的过程，并进一步清晰地回答了新闻业如何融入进而成为一个政治体系的问题。
在该书的前四章，西加尔搭建起了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生产政治和官僚运作体系，从新闻的制作方式、报业机构的组织逻辑、新闻编辑室的固有节奏、新闻记者的职业信条等维度描述了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多个侧面。新闻作品是驱动新闻媒体日常运转的基本线索。西加尔认为，新闻的最终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生产者在新闻生产的各个流程中所做的选择。而选择的发生受到以下要素的影响：面对信源时记者的政治偏好、记者选择和抄录的信息背后的新闻规则体系、报道现场的其他新闻记者施加的影响、广告商对报纸发行量及新闻市场施加的压力，等等。同时，在西加尔眼中，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生产政治源于宏观层面的新闻官僚机制与微观层面的生产者谈判（bargain）。新闻官僚机制是新闻与政府两大信息处理机器耦合的产物，在新闻编辑室内部，这一机制具有强烈的空间和角色导向，不同的职业角色、工作版面，总站与分站，海内与海外构成了日常新闻生产机制的组织过程。在机制运作过程中，记者个体则在与新闻信源、分管编辑、新闻内容所涉及的政府官员，新闻编辑室内部甚至报纸总编辑的争执中游走。上述两条日常工作脉络汇成了决定新闻报道产生的工作方式。
新闻制作卷入官僚政治的主要体现在于新闻编辑室内部出现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网络，新闻编辑室通过与经济组织协调资金、空间、人员和时间对新闻生产中的选择施加影响，新闻编辑室的内部分工，催生了组织内部的冲突模式，以此影响实际报道的新闻内容（Sigal，1973，p.8）。对于报业组织的监管主要通过对人员、空间和时间的分配得以实现。记者的日常差旅、版面中广告的安排、头版中所安排的文章数量、每一篇报道的长度、每日交稿的截止期限等，各种量化的方式被用来计量记者的个人业绩与报纸的生产效能，围绕上述要素展开的谈判构成了记者及版面编辑的工作常规。
更进一步而言，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官僚机制源自其权力等级制度以及分工导致的控制权的分散。《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所属的新闻编辑室中都大致存在着“发行人总编辑编辑部编辑、夜班编辑助理新闻编辑、文字编辑及记者”的权力体系。即使在新闻编辑室外部，尤其是在获取来自政府的信息时，这种不同记者与不同版面之间的权力体系也依然存在。这种运作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向了新闻生产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网络，各部门、各角色的分工往往并非边界分明。因此，每当有不能明确归属所在版面的重要新闻出现时，各版面负责人往往会对该新闻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一争夺不仅关乎这一次报道的发表，也关乎今后类似的重要新闻的报道权的归属。在这一过程中，头版往往会成为各新闻编辑室内部的众矢之的。在每家新闻媒体的“装潢会”上，以编辑为代表的头版决策者需要从列好的头版新闻候选清单中挑选出当天的头版新闻。而在这一角力进程中，往往有一条“三岔路”（the three-way split），即国内版、国外版与都市版将展开直接的竞争（Sigal，1973，p.29），有时这种竞争需要处理编辑的申诉与仲裁。而当资深编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出版商往往会作为第三方调停机构加入进来，甚至成为调节总编辑与其他分管编辑之间分歧的最终法庭。此外，在新闻生产的时间层面上，编辑与记者个人也会展开拉锯，编辑往往希望记者能够尽早交稿，记者则希望能够为所记录故事的进一步发展留足时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控制权与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生产节奏在无形中加剧着新闻的不确定性（Sigal，1973，p.33）。组织的约束和组织政治产生的压力一方面塑造了新闻生产的组织流程，另一方面也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发动冲突的资源、论据和方式，这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重塑着新闻生产的流程与范式。
在新闻室编辑内部的运转机制中，西加尔认为，读者的反馈、记者之间的交流、政府官员与新闻生产者的互动，包含在新闻生产的信息交流、共识形成的过程之中（Sigal，1973，p.37）。西加尔极力想要阐明记者个体与机构之间的互动可能发生的场所。除了传统的记者协会和俱乐部之外，新闻编辑室在政府中的巡航区域也是政治新闻产生的重要场所，如西加尔所列举的白宫大厅、国务院新闻室、参议院新闻走廊等都是各新闻编辑室巡航区域的交集部分。在这些巡航区域中，记者们一方面通过交换信息来完成个体无法完成的信息收集任务，另一方面通过对谈（Shop talk）来交换对于信源、特定新闻事件，甚至什么是新闻的看法。
因此，每一位时政条线记者都置身于新闻编辑室与自己巡航区域的双重空间，通过固定的条线，常年与固定的官员、固定的编辑打交道，长此以往，就提升了对于该条线政策细微变化的敏锐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影响了理想状态的新闻生产——记者成为其消息来源的发言人，而不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Sigal，1973，p.47）。巡航区域的工作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记者编辑室二元关系的平衡。在编辑与记者的传统关系模式中，编辑会通过控制记者的发稿版面、奖金与差旅费等资源来约束记者的职业绩效。但一旦记者在华盛顿拥有了自己的巡航区域，甚至在相应的条线建立起自己的职业声誉，就能够多少脱离编辑的束缚。
在这种双重空间的夹击之下，有一项内容在不断被改写，即新闻生产的旧有惯例。比如在“客观报道即直接报道”的说法之外，“为什么”的概念和解释性报道的价值也不断被纳入新闻生产的范畴。以利润为动机的商业信条，为股东、雇员服务的管理信条让新闻自由与新闻责任依旧处于不稳定的矛盾之中。这也相应地改写了记者职业角色的构成要素：中立的观察者、政治的参与者、社会的好公民、小说家。这四个要素不断协调着记者与政府、新闻编辑室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增加着新闻职业标准的不确定性。
在新闻生产的实际运转中，新闻生产机制与官僚机制彼此依赖，具体体现为记者自身的生产节奏及常规与政府官员的工作惯习彼此依赖。在记者渴望报道有关政策的一手消息的同时，官员也渴望自己的言论可以在媒体上收获更广泛的影响力。这一维度为我们打开了审视新闻业的视角：新闻的生产并非是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工厂内进行。相反，新闻的生产是在官僚体制之下不断调适的结果。官员个体的荣辱、新闻机构的利益、社会公共性的价值，都被裹挟在记者与编辑的采写编评之中，后者决定着新闻的生产。
在这一维度上，记者的日常工作程序会成为官员日常工作程序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官员会通过把握新闻媒体的发稿节奏以及每日的截稿时间来精准地安排新闻发布的时间。此外，在记者专程前往外地采访时为其提供住宿，也创造了记者与官员非正式交谈的机会。更突出的是，这种日常程序是通过官员向媒体下发的新闻简报和定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实现的，其中，新闻发布会是官僚机构与新闻生产互动的集大成之所。从信息生产的维度来看，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于何时、何地披露什么消息，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某一新闻专题的提问与对答，本质上是新闻生产团队和政府新闻团队之间的角力。双方都尽可能地通过运用提问与回答的技巧来决定成稿的内容：或是更加真实、更加吸引人眼球，或是更多地展示了政府想要展示的东西。在公开渠道之外，记者与政府的互动也同样暗流涌动，记者通过获取背景简介（the background briefing）或是记者之间信息的二次转卖（Sigal，1973，p.113）来实现对非官方信息的报道和承担报道官方信息的责任之间的平衡。
从这一角度来说，新闻工作的常规官方渠道与所有非正式的渠道泾渭分明。条线记者通过与自己熟悉的常规官方渠道进行互动，塑造了一种“被证实的新闻”（Sigal，1973，pp.129-130），即坚持以共同的、常规的政府机构作为消息来源，获取相同的新闻信息，以应对不确定的新闻世界。以官僚系统为代表的常规渠道促进了新闻生产共识的达成，这种常规渠道是非新闻专业人员所不能企及的，这也相应地从侧面划定了新闻生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边界。
更进一步而言，为什么这种常规的渠道可以被维持呢？西加尔将政府对待新闻的手段称为新闻技法（maneuver），这种技法集中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其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上。西加尔认为，华盛顿政界与新闻界合作的前提，是官员的职业模式与个人政策偏好的关系更加密切。官员的职业信念是，其推行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最终得以实行。此外，美国政府内部发出的信息往往需要新闻媒体向外围传播。同时，新闻界也扮演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中介（medium）与桥接角色，提供事实意义上的与官员眼中的“公众意见”，是官员试探公众对政策的反应的主要途径。通过这些新闻技法，政府官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其他官员、政策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游戏规则的变化。尤其对于《记者与官员》选择的两个研究对象《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而言，纸质媒体对于政策的呈现具有持久性和精确性，同时也为等级不够、无法登上电视的官员提供了公开发言的渠道。在常规渠道与新闻技法的背后，也存在着官员“泄密”的潜在信息渠道。一些因职位所限不能公开发言的官员会借新闻媒体之口，说出一些具有鲜明党派色彩或不便公开发表的观点，以达到顺利推行政策的目的。
最终，作者将对报纸政治功能的考察放置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将新闻视作情报与国际势力之间博弈的筹码。在不同国家的公开媒体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新闻的生产往往受到国家策略更多的控制。通过传播一些“相关但是具有误导性的材料，甚至是不真实的报道”（Sigal，1973，p.151），新闻生产以深度卷入国际公开情报系统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进程。西加尔以美英“天空闪电”（Skybolt）导弹事件为例，把目光聚焦在了美英关系中双方官员与双方记者搭建起的信息传播网络之上。共同的语言、在两国设立的诸多新闻机构，让以新闻信息为线索的外交政治在英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新闻业与政治关系的未来，西加尔认为政府在新闻中的主导地位会逐渐被削弱。一方面，从消息来源上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新闻线人网络会愈发完善，新闻内容的来源不再过多依赖政府内部。同时，与新闻有关的竞争正逐步减少，围绕信息在政府层面展开的正式和非正式竞争也相应地减少。此外，新闻生产范式的革新让记者从传统刻板的生产时间限制中解放出来，更宽广的创作空间让记者有更充沛的精力深入社会新闻的场域，政治事件不再是主要的消息来源。这一趋势在西加尔看来，无疑有利于民主社会的成长，因为新闻业与政府的联络与共谋，在某种程度上让新闻界成为政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的“第四部门”，这种政府与社会、私人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将会带来社会控制加剧的风险。因此，在新闻界与政界的二元关系中保持有机的平衡，将成为新闻业成长过程中永恒的课题。
完成对该书的写作之后，西加尔对政治组织关系中信息与传播的角色价值仍保持关注。1975年，他在发表于《政治学季刊》的《国会与官僚关系中的官方机密和非正式沟通》一文中提及官僚体系中非正式沟通的三个渠道：信息走私（bootlegging）、非正式简报、向新闻界泄密。从这一层面上说，信息不仅仅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线索，也是官僚体系博弈与党争的筹码。在公共空间流通的信息越少，拥有信息的人就越容易操纵那些没有信息的人，因此，在非正式沟通环节中的信息流通会深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书发表的年代以泄密系统的视角理解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大众媒体研究所忽视。
同时，在西加尔的研究中，有一个价值预设分外清晰，即由于新闻生产中官僚体系和组织关系的参与，新闻的客观性几乎不可能达成，新闻中事实的呈现更多取决于新闻生产过程中人的互动以及基于政治、市场策略的信息选择。西加尔在1978年发表的《新闻人与竞选者：生产新闻的组织人》一文中选择大选作为政治进程影响新闻生产的一个个案，进一步阐明了组织政治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将记者进一步视为新闻工作和竞选集团相互作用的产物，新闻生产集团中的组织管理和竞选集团的组织利益，是最终报道形成的必要条件。西加尔在这篇文章中点明，与其说新闻媒体在大选进程中履行的是锐化问题、描摹形象、宣传候选人的观点的职能，不如说其更多的是在帮候选人吸引注意力。“新闻记者不写乐谱，也不演奏乐器，他们只是放大一些音乐制作者的声音。”（Sigal，1978）同时，在选举的个案中，西加尔也细致刻画了《记者与官员》一书中着重描写的细节，比如，记者的组织关系、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消息来源网络，只有少数记者可以实现在固定的消息群体中漫游、随意选择消息来源，而大多数记者仍受到其在政府群体中固定的巡航领域的限制。
在西加尔1986年收录于论文集《读新闻》的文章《信源即新闻》中，新闻生产过程中组织关系与个体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该文中，西加尔开宗明义地指出：“新闻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某人阐释的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Sigal，1986）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公共舆论的波动、官方思维的转变有时不会在事件本身中显现出来，而会通过信源的转述流露在报道之中。进一步说，西加尔也认为，新闻生产的进程本身就是生产者本位而非事实本位的——在审核新闻中出现的问题时，编辑和记者的本能反应是谁（who）提供的消息，而非为什么（why）事实呈现出这种样态。同时，记者在日常新闻生产链条中的本质，就是定期提供稳定的消息。在这一职业动机的驱使之下，政治条线的记者与政府官员群体形成了潜在的同盟关系，二者彼此利用以在各自的职业组织中获取竞争优势：记者利用官员在政府中的泄密策略来获取新闻，尤其是独家报道；官员利用记者对新闻的需求，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努力在政府内外为自己和受众喜欢的行动方案争取和维持支持。
统合《记者与官员》之后西加尔的研究，可以发现，他大致延续了将新闻界定义为新闻工作体系与政府工作体系两个官僚机制之间的互动、新闻是组织政治的结果这一思路。虽然这一立场引发了颇多争议，但他并不否定专业性的新闻生产范式、以投资与广告为代表的市场因素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影响。以政治视角透视新闻生产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再受制于新闻生产与消费的固定环节中单一的组织目标，而将新闻生产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之中，多元主体、多种动机共同影响着新闻的最终出产。新闻既是组织常规的副产品，受制于报业机构内部的等级体系、报业集团中总部与分部的架构，同时也在生产新的组织常规：以新闻为线索，政府相应地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行政工作程序。在上述新闻界和政府不断冲撞、磨合的过程中，新闻生产的规制程序、新闻界的业内共识逐渐形成与成熟。
如果将《记者与官员》一书放置在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闻学研究脉络中，无疑，它开拓性地拓展了新闻编辑室外部的研究视角，开启了对新闻界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的关注。也许是为了使报业与政界的二元关系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该书在二者关系的建构中忽略了广告商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并将受众——新闻真正的消费者放置在较为边缘的维度，将决策者视为新闻的制造者和新闻的消费者，将新闻的消费过程看作决策者政策实现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新闻业需要协调与权衡的侧面，而正是这些侧面决定了新闻生产的过程与最终走向。
不过，即使时过境迁，新闻即政治的研究视角在新技术引领的新闻业变革中仍然具有生命力。未曾随着技术背景而改变的是政府和新闻界仍然相互依存、彼此协调，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等级体系也并未因技术的发展而消失殆尽。但是二者关系发生的根本变革体现为，新媒体瓦解了新闻界在公共场域垄断的话语权力。新闻记者不再是官员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唯一中介，相反，信息由政府、新闻机构抑或是社会公众发布，让记者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新闻业如何在组织政治之下进行生产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讨论价值的议题。
（毛天婵 复旦大学）
Schudson, M.，“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Media, Culture＆Society，1989（3）.
Sigal, L.V.，Reporters and Officials：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D.C.Heath and Co，1973.
Sigal, L.V.，“Source Makes the News，”Reading the News：A Pantheon Guide to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
Sigal, L.V.，“Newsmen and Campaigners：Organization Men Make the New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78（3）.
李红涛、黄顺铭：《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4）。
Manoff, K.and Schudson, M.，Reading the News：A Pantheon Guide to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
〔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