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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前，现代传播学研究起源于美国，并随着现代传媒业的成长和两次世界大战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大约从1950年开始，美国的大众媒体研究声势渐小，欧洲的情况也不乐观。《工作中的记者：专业记者：他们的新闻机构、消息来源和竞争者同事》（以下简称《工作中的记者》）一书诞生于1971年，此前，英国甚至没有一部针对新闻业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在《工作中的记者》中，社会学家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通过细致深入的探索工作，为我们揭开了英国新闻业中专业记者群体的面纱。
关于该书的作者——杰里米·滕斯托尔的公开资料，无论在英文世界还是中文世界都十分少见。如果想简要地了解滕斯托尔的学术地位，可能需要援引在他辞世后学者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的评价：“人们将主要以社会学家和英国媒体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身份铭记他，他的许多著作成为教学和研究的关键文本。但他身上还有更广泛的公共意义：滕斯托尔是最早一批系统地研究英国媒体的组织、公共政策和内容的学者之一，他是这一批判性传统的先驱，而他的缺席是英国新闻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所完成的，也在于他所开启的。”（Tunstall，2006）
《工作中的记者》是滕斯托尔完成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该书出版于1971年，是英国第一部重要的研究专业记者的社会科学著作，也是英国关于新闻业研究的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滕斯托尔曾在书中不无遗憾地表示：比较英美两国的研究，英国的大众媒体研究在数量上不及美国，但一些关于电视观众的研究质量很高；英国这种集中化的媒体形态，很适合研究国家层面的新闻机构和传播者。尽管如此，在本研究刚刚开始的1965年，学界还不存在关于英国新闻业任何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针对专业记者、传播机构还是职业招聘的研究都不见于世，也找不到任何能令社会学家、社会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满意的有关新闻业的历史研究。那么，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据滕斯托尔观察，美国确实已经有了关于新闻业各方面的大量研究，但大多数都是在州或本地一级开展的，国家层面的文献则少得多：华盛顿新闻方面的著作并不少，却没有滕斯托尔想要看到的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此外，针对典型新闻机构——报纸或广播电台的研究也不充分，没有令人满意的、针对新闻这一职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Tunstall，1971，p.5）。可以认为，《工作中的记者》这一著作填补了英国新闻业研究的空白。在英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滕斯托尔的努力。在评述那一时期的记者及其职业环境时，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滕斯托尔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了有关记者职业生活的文献，他在那里考察了各种专业记者的进入和维护模式……展现了职业和专业生活的共同属性。”（Zelizer，2006）
滕斯托尔为什么要开展这项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了解那些从事新闻采集工作的人。滕斯托尔开篇援引李普曼对于新闻职业化的论述并指出，我们无法了解社会上的所有事务，必须依赖各领域的专业记者。当然，人们仍然是有选择地接受新信息，并且尽力避免新信息与自己现有观念的冲突。这种假设在很多短期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人们发现媒体只有微弱的影响或者没有任何影响；然而，那些长期的、宏观的影响不容易被发现，却是实实在在的。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滕斯托尔展开研究的同一时期，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1968年开始了著名的教堂山研究，并在《工作中的记者》出版的次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不过，滕斯托尔并没有像盖伊·塔克曼等学者一样将媒体的社会建构功能作为讨论的重点，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在英国尚不具备这种研究基础，但从主观角度来看，在新闻生产中滕斯托尔更关心的环节不是新闻处理，而是新闻采集。滕斯托尔承认国家记者和新闻机构在定义“事实”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媒体拥有两项权力：挑选事实来发布、传播政府对选民的说明（Tunstall，1971，p.2）。因此，为了充分评估那些“专业通讯员”所说的话，就需要对新闻采集活动有所了解。在这一逻辑下，《工作中的记者》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系统性的尝试，它考察了专业新闻采集者和他们的工作，并对不同新闻专业领域的记者进行了比较研究。
滕斯托尔对《工作中的记者》的定位是“对专业新闻记者的社会学分析”。该书立足于英国新闻业，调查了相对较小的一个群体——占据国家报纸员工总数15%、全英国新闻工作者总数2%的专业新闻记者，并且仅调查了他们的特定方面。滕斯托尔希望《工作中的记者》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标：（1）彰显一种社会学的意义。由于过往的研究多是基于社会心理学或政治科学的定位，滕斯托尔希望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能够发挥作用，并告诉人们社会学可以如何为大众媒体研究（以及其他领域）做出贡献。（2）增进对“专业新闻记者”这一目标事物的了解。《工作中的记者》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滕斯托尔为此特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无结构式访谈、直接观察（包括参与新闻发布会）、问卷调查与回访等。尽管研究的核心对象是207名记者，但如果算上与记者相关的其他人士，访谈对象的总数达到430人。（3）为未来的传播者研究完善相关假设。这着重体现在最后一章对于“传播者”的讨论中。（4）为今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一个合适的框架（Tunstall，1971，p.6）。
《工作中的记者》所研究的群体和使用的研究视角都具有探索性，用滕斯托尔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小群体“必须通过社会科学所完全未知的地带来接近”。因此，滕斯托尔试图呈现对新闻业的一种“初印象”——“作为职业和机构的新闻业”，其内容并非一种研究发现，而是一种假设（Tunstall，1971，p.5）。它分为三个层次：新闻之于社会、新闻机构及其“非常规”属性、新闻职业及其不确定性。
第一，滕斯托尔讨论了新闻业、新闻工作者乃至新闻本身在社会中的角色。滕斯托尔回顾了英国新闻业的中心地带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历史，并论及了英国新闻工作者的就业情况。有意思的是，尽管新闻业在英国被视作一个“不断衰落的行业”，但这更像是人们流露出的一种悲观情绪，而不是指现实中从业者的数量真正减少了。在新闻研究方面，滕斯托尔指出，欧美的“新闻流”研究的数据量较为庞大，但是很多研究的关注面较窄，可能仅针对特定的地区、新闻类型、生产环节展开，这些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新闻流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他大量引述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帕克和李普曼讨论的是新闻需求，以及“如何满足新闻需求”这一问题与新闻价值的关系；两位挪威学者研究的是关于判定“什么是新闻”的标准的讨论。此外，他还回顾了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把关人研究。虽然这些引述堆叠在一起看起来十分广泛，但上述研究覆盖的范围恰恰都在该书重点讨论的“新闻采集”之外：事前的新闻判断、新闻的人际传播、新闻处理、受众的新闻需求……或许可以认为，滕斯托尔之所以纳入上述研究，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够对他自己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
第二，滕斯托尔重点讨论了“作为非常规组织（non-routine bu-reaucracy）的新闻机构”。此前的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等人的新闻机构研究都没有针对“新闻机构”这一概念发展出一套共识，在此前提下，要如何区别新闻机构（news organization）和媒体机构（media organization）？滕斯托尔给出的回答是：新闻机构的目标非商业性更强，而媒体机构的目标更具商业性；新闻机构的工作和制度更具非常规性，而媒体组织更具常规性。那么，常规性和非常规性——滕斯托尔从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处借用的这一对概念——又当作何理解？两个参考指标如下：一是工作中出现的例外情况的数量；二是例外情况发生时，调查工作（采写、汇编等新闻生产环节）得到保证的程度。媒体机构的工作是极其常规化的，但从属于媒体机构的新闻部门可就大不一样：意外情况是新闻工作中的家常便饭；新闻工作所强调的东西，也正是经验、直觉、意识、创造力这些“非常规”的要素。这种非常规性也体现在新闻机构的内部沟通中：由于时间紧迫，编辑之间往往用极简练的话语交流。滕斯托尔对此提出的进一步假设是，这样的工作模式会导致新闻机构更擅长生产单篇的快速新闻，而不是那种大型的、完整的报道。借用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的概念来说，新闻机构为了免受组织病理（保密、竞争、等级制度等）之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那就是日常工作中的混乱。新闻机构既可以集中资源推出某一篇报道，也可能在压力下“丢失”了某条首页报道。看过美剧《新闻编辑室》的人应该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场景：在大型新闻机构开阔的办公空间里，电话、录像带、文字资料……一切用品都堆放得乱糟糟，而人们总是忙成一窝蜂。
第三，滕斯托尔将讨论层次提升到新闻业，并重点关注它的不确定性。英国的新闻行业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确定的气氛：新闻机构的掠夺性招募（仅招聘有经验的人）、缺乏可持续性的人事政策、国家新闻机构越来越低的吸引力……新闻教学和实践也存在冲突：一边是实验室体制下的标准化教育，一边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滕斯托尔回顾了英国新闻从业者培训制度的发展历史，发现这些努力的效果十分有限，一部分毕业生仍然把新闻业当作不得已的出路。英国的年轻人如何能够进入新闻行业？表面上，新闻工作者想通往伦敦有两条路，但只有少数人有幸直接进入，多数人还是得从地方媒体做起。由于缺乏职业晋升惯例，从业者们不得不依赖非正式的途径，包括加入各类职业共同体，同时，他们还普遍感到一种害怕被解雇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滕斯托尔还考察了各领域内专业记者的职业发展情况。在详细调查了专业记者的家庭背景（阶级背景）、受教育程度、工作履历、技能水平、职业期待（工作热忱和职业承诺）之后，滕斯托尔的结论是：虽然专业记者的职业发展存在一些传统模式，但往往有各种例外，那些缺乏清晰职业规划的专业记者，还是会时时感到不安和焦虑。谈论职业前景之时，受访者给出的最多的回答是“公共关系行业”，其次则是“照旧做新闻”。虽然多数人认为，专业记者不应该永远在同一个领域待下去（尽管这意味着稳定），但在实践中，长期待在同一个领域往往是一种常态。
那么，新闻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根据滕斯托尔的观察，新闻业首先是一种“过渡性”的职业，因为它经常接触各行各业的知识，新闻记者在专攻领域长时间积累，之后进入相关行业就更为容易。但是，新闻业具有了这种“进出自由”的灵活属性之后，还能被视作一个独立的行业吗？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得到统一的回答，例如瑞典等国家就将新闻业视为一种“半职业”，而在英国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发展史中，成员边界的模糊也是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有趣的是，新闻工作者常常被拿来和军人做类比：他们都追求荣誉，都在时间压力下工作，怀有充满感伤色彩的理想主义，拒绝商业世界的价值观，向往行业内的英雄人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传统职业理念已经与职业现实脱节（Tunstall，1971，p.72）。因此，对于职业新闻业的追问还将继续。
是什么促使新闻机构和记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滕斯托尔在第二章提出了新闻机构的“目标”这一重要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几乎贯穿全书。通过回顾英国新闻史上编辑独立性和自主权减弱的趋势，以及观察新闻机构中具有不同新闻价值取向的编辑同新闻主管发生的冲突，滕斯托尔将新闻机构的种种表现视为多种目标驱动的结果。然而，这些目标应该如何把握？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四重分类（适应性、实施性、综合性、维护性）、阿米泰·埃奇奥尼（Ami-tai Etzioni）的双重组织结构、彼得·布劳（Peter Blau）和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的“主要受益者”方法都未能令滕斯托尔满意。他认为这些分类法都不适用于新闻机构，因为新闻机构的营收模式太过独特，且新闻机构之间也千差万别。滕斯托尔给出的分类是：（1）受众收入目标（audience revenue goal），因为面向全社会的新闻机构必须要拥有受众；（2）广告收入目标（advertising revenue goal），这是商业新闻机构重点追逐的目标；（3）非收入目标（non-revenue goal），包括对政治立场、社会声誉等的追求。这三类目标可以套用到不同层级的分析对象上：（1）大众媒体（收入目标）和高端媒体（非收入目标）；（2）新闻机构/记者（非收入目标）和媒体机构/非记者（收入目标）；（3）新闻处理者（收入目标）和新闻采集者（非收入目标）；（4）新闻采集涉及的不同专业领域（收入和非收入目标）（Tunstall，1971，pp.51-53）。
滕斯托尔还结合伊弗雷姆·尤奇曼（Ephraim Yuchtman）和斯坦利·西肖尔（Stanley Seashore）的“议价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方法指出，为了维持机构内新闻工作者的竞争力，机构有时候必须追求一些非收入目标。换言之，不同类型的媒体、媒体机构/新闻机构、新闻收集者/处理者在对三种目标的追求上只是程度不同，而不是完全不涉足其他目标或只追求一种目标。滕斯托尔指出，广告收入目标和非收入目标常有冲突，但是受众收入目标往往是冲突双方都认可的，因此它具有一种折中的、联盟的性质。换句话说，“联盟目标”（coalition goal）未必是所有人都最强烈主张的那个，却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选择。根据滕斯托尔的观点，只有受众收入目标可能成为联盟目标，只有它能被新闻采编、广告、发行、营销、会计、印刷商等部门和全国观众广泛一致地认可。
种种目标所能对应的也不仅仅是不同属性的新闻机构，滕斯托尔还将这些目标作为一种框架来审视专业记者及其涉足的领域，并延展出新的讨论空间。回顾历史可知，专业记者这一身份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源自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新闻机构对不同社会领域报道的细分。滕斯托尔通过初步调查梳理出了足球（体育）、犯罪、汽车、金融、海外新闻等专业领域，但在《工作中的记者》的大部分论述中，这些专业领域并不是以单一维度出现的——滕斯托尔把这些领域与新闻机构在这些领域重点追求的目标做了一一归并。其结果是：汽车、时尚对应广告目标领域；犯罪、足球对应受众目标领域；航空、教育、劳工对应混合目标领域；海外对应非收入目标领域（Tunstall，1971，pp.84-94）。
尽管专业记者已经是一种特定的职业，但他们同时也具备横向的多重身份：雇员（employee）、新闻采集者（newsgatherer）和竞争者同事（competitor-colleague）。按照这一区分方式，滕斯托尔展开了对专业记者多重角色的讨论。但是，与其说是简单地比较三种角色的异同，不如说是在三个角色框架内讨论各自的相关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三种角色间不存在交集，例如自主权与控制权就仍然是一对普遍适用的指标。
在新闻机构之内，自主权与控制权的关系是记者作为雇员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滕斯托尔指出，新闻机构通过定义领域及其目标、任命专业记者、完成日常的新闻处理工作等手段来行使控制权。专业记者则通过强调自己的新闻采集角色、培养独立于新闻机构的个人关系和知识，以求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职业规范和新闻本身的不确定性，新闻机构内目标的不统一、沟通的不完善，新闻工作者对个人地位和声誉的追求，使得自主与控制问题处在持续的争议中。关于最后一点，滕斯托尔单独开辟了一小节予以说明：无论是记者团队内部还是记者团队之间，记者地位的差异都关涉他们在机构内的自主权。例如，一些新闻主管会刺激记者团队内因地位问题产生矛盾，以实现一种制衡，进而削弱团队整体的自主权；又或者，新闻主管会安排不同领域的记者撰写同一则报道，而这种有意制造竞争的做法，也被专业记者视作管理者对控制权的强化。
滕斯托尔也探讨了专业记者在消息来源面前的自主权问题，这更多是基于其新闻采集者的身份。滕斯托尔的假设是，非收入目标越重要，新闻采集者相对于其消息来源的自主权就越大；反之，收入目标越重要，新闻采集者就越受到消息来源的控制。尽管这一假设在观察中大体得到了证实，但滕斯托尔仍然指出，由于追求的目标不一，且不同领域的专业记者对于消息来源的报道倾向不尽相同（例如受众目标领域倾向于负面报道，广告领域则倾向于正面报道），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应该尽量不使用“自主/控制”的二分法，而是要更加细化（例如把控制中的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区分开）。或者，在自主、控制等概念存在争议的领域（如受众目标领域）保留争议，而在另一些不存在争议的领域（如广告目标领域）直接使用这些概念。另外，滕斯托尔还对技术的影响做了简要提醒：使用铅笔、电话或笔记本的记者，其自主权也可能受到这些技术工具的制约。
对于记者与消息源之间的关系，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描述可能更为我们熟知：“就像是一场拉锯战：尽管消息来源试图‘管理’新闻并令自己以最佳的面貌出现，但新闻从业者同时也希望‘管理’消息来源，借此抽取出他们想要的信息。”（甘斯，2009，pp.145-146）但是，《工作中的记者》呈现的则是另外一面：滕斯托尔提到了记者与消息源“互换信息以求扩大宣传影响”的观点，但他表示这种看法忽略了太多的变数，比如新闻的不稳定性和社会互动结构的松散与混乱，实际上，记者和消息源并非简单的互惠互利关系。另外，对于组织消息来源和个人消息来源与记者的关系要分开来看，前一种关系中会出现准合同关系（双方不能轻易变更关系或退出），但后一种关系会以人情友谊的形式存在（有时甚至会因为这种人情而不再对问题深究）。
作为“竞争者同事”，专业记者在“竞争/合作”这一对概念之下的表现也引起了滕斯托尔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免税报刊发展壮大，各家新闻机构开始投入同等的精力展开对新闻时效性的竞争。到了滕斯托尔所处的时代，竞争已经扩展至诸多方面：对与消息来源的接触、速度、独家新闻、“同事”间的人际竞争、报道的戏剧性……竞争深深地嵌入了英国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和职业语言，以至于“新闻”本身已经为“竞争”（或“不竞争”）所定义。竞争也影响了专业记者的自主权及其所受到的控制。滕斯托尔做出预测，竞争将因合作而改变，理由是他的这一假设：任何机构的员工都在努力减少因自身受到控制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并尽可能让这些不确定性至少从管理层转移到合作者身上（Tunstall，1971，p.217）。这可能促使专业记者寻求一些相对更加可控的合作关系。同一家新闻机构内部或同一支报道团队中当然存在合作，但滕斯托尔在该书中以更大篇幅讨论的“合作关系”（exchangepartnership），更多是特指那种跨机构的同行合作，例如记者团体协会，或者在新闻事件中临时结成的互助关系。看起来，滕斯托尔饶有兴味地考察了专业记者对这种合作关系的态度，可能因为这种合作关系处于某种道德上的灰色地带——对自家新闻机构的不忠诚和对公众知情权的损害，因为双方记者如果统一了报道口径，就意味着让出了独家的新闻内容，也抹去了公众本应得到的多样化信息。但有些遗憾的是，接受访谈的记者们自身是否愿意暴露、是否愿意讲述他们的伙伴关系，以及是否能够察觉他人的伙伴关系并告知研究者，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调查的结果可能是不够准确的。
滕斯托尔还讨论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研究发现：越是被认为具有竞争能力的新闻机构，其专业记者团队就有越高的概率包含至少一个合作者；专业记者团队的竞争力越强，包含合作者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对于记者们来说，新闻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究竟是谁促进了谁的发展，其因果关系就不那么容易说清了。滕斯托尔还进一步推测，新闻价值观念可能也是通过与对手的竞争和与同事之间的信息交换而得到加强的，并不断通过口口相传、浸入集体记忆得以长久维持。
《工作中的记者》的出版距今已有五十余年，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新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通过滕斯托尔论及的许多经验性事实，我们得以窥见半个世纪前英国新闻业的整体面貌。在该书的收尾处，滕斯托尔在讨论媒体的卖方市场时，归纳了英国国家媒体行业的五大特征：第一，“省级”媒体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位于伦敦；第二，国家报纸和电视是英国的两类主流媒体；第三，拥有多线媒介（国家报纸、省级报纸、杂志、商业电视、书籍）收益的多媒体机构越来越重要；第四，每日刊印的媒体在英国媒体产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对产业的支配程度不为外界所知；第五，未来十年，全国性报纸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而一些多媒体机构将进一步壮大（Tunstall，1971，p.281）。这些预言在今天是否变成了现实？滕斯托尔看好多媒体机构，认为它们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而如今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超级媒体集团对市场的强大统治力是否印证了滕斯托尔的观点？滕斯托尔还提出，要特别注意那些可能会以多媒体机构为主导的新型视频电子媒体。再看当下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场的直播和短视频产业，这是否也在滕斯托尔提醒的范围之内？
媒体的声音有多大？这是滕斯托尔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在该书的末尾，滕斯托尔希望讨论从事新闻工作的意义所在：记者们是在为谁采集新闻？第一个答案是为了“广大受众”，但是受众与受众之间千差万别，受众个体对记者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而且没有哪个新闻机构仅仅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而生产其内容。第二个答案是为了记者自己，但是滕斯托尔发现，记者一般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是否会造成一种社会隔离？这种担忧也许会让后来的研究者思考：在数量上，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更多的记者？后面的答案还包括新闻价值、自主权与竞争/合作、权力……它们共同组成了附着在新闻采集者身上的意义。回到媒体数量这个议题上来，不难注意到，在滕斯托尔所面对的英国新闻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那些集中化的、甚至垄断经营的新闻机构。因此，《工作中的记者》在媒体的垄断与竞争这个大问题上提供了一些新的论据，例如，一种倾向认为传播者声音的百花齐放构成了一种对抗垄断的力量，另一种倾向则认为这些传播者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垄断（Tunstall，1971，p.4）。可能正源于这一认知的张力，以及对新闻业寡头现象的担忧，滕斯托尔将“重新定义垄断”看作安排给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未来的研究必须对特定媒体领域的垄断程度或竞争水平进行广泛的重新定义（Tunstall，1971，p.282）。换言之，以后对垄断和竞争的讨论应该寻求更系统、更科学的量化体系，而不是再靠简单的意见收集。
《工作中的记者》的最后一个重要意义，与它开创性的研究地位密切相关，也就是它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的价值。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滕斯托尔将其与过往的社会学文献联系起来的方式（Tunstall，1971，p.60）。滕斯托尔的研究助手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认为，与之前几代的新闻回忆录相比，滕斯托尔的研究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新闻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不可预知和混乱的事件世界，而是对“制度化”新闻的稳定可靠的预测、准备和日常管理，这一发现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证实（Boyd-Barrett，2006，pp.273-274）。这段话可以被解读为滕斯托尔向学界的一种宣告：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认识和把握新闻业。
自《工作中的记者》出版以来，滕斯托尔的研究主要涉及媒体权力、行业、机构和职业；同时，他也一直着迷于研究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Tunstall，1971，p.64）。滕斯托尔认为，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共同点比双方可能会承认的要多：他们常常以夸夸其谈的方式误导外界（这句话应该是开玩笑），职业意识形态中都有悠久的保守主义传统，都喜欢关注生活的阴暗面，都强调现实被外墙和表象所遮蔽，甚至都会表达无政府主义的情绪……但是，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也常常暴露出对彼此的无知：尽管新闻业越来越多地参考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依赖对方，以至于社会学家对新闻业往往好奇心不足。今天，新闻传播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领域，滕斯托尔想必无须再担心新闻业无人问津了；但是，今天的各学科能否如滕斯托尔所呼吁的一样，不是单方面对新闻业予取予求，而是能够以其研究成果反哺新闻业的发展，在社会科学家与新闻工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邵枫 复旦大学）
Boyd-Barrett, O.，“The Analysis of 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als，”quoted from Tumber, H.，“J ournalists at Work-revisi-ted，”J avnost-The Public，2006（3）.
Tumber, H.，“J ournalists at Work-revisited，”J avnost-The Public，2006（3）.
Tunstall, J.，J ournalists at Work：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s,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London：Constable，1971.
Zelizer, B.，“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News and the Acade-my，”quoted from Tumber, H.，“J ournalists at Work-revisited，”J avnost-The Public，2006（3）.
〔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Tunstall, J.，The Anglo-American Media Connec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Tunstall, J.，The Media are Americ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