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的中药研究

19世纪随着实验生理学的发展，医学家开始采用实验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药物的化学成分、性质、药理作用等。早在18世纪末，意大利博物学家、生理学家F.丰塔纳（F.Fontana）就对千余种天然药物做过实验研究，认为天然药物中的活性成分通过作用于机体某个部位而发生作用。这一结论为德国化学家F.W.塞特勒（F.W.Serturner）首次从罂粟中分离出吗啡所证实（1806）。随后，从吐根中提取了吐根素（1817），从马钱子中提取出士的宁（1818），从金鸡纳皮中提取出奎宁（1819），从咖啡中提取出咖啡因（1821），等等，用化学方法对植物药有效成分进行提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药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医学家们也开始通过实验研究药物对各器官的作用，如F.马根迪（F.Magendie）确定了盐酸士的宁引起肌肉僵直的作用部位在脊髓（1819）,C.贝尔纳（C.Bernard）确定了筒箭毒碱松弛骨骼肌的作用点在神经肌肉接头（1856）等，对药物的作用及作用部位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不仅将临床药物治疗建立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也为从传统植物药中研发新药物提供了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医生大多经历了实验科学的训练，有些医生在行医之余，对中国传统的医药知识和诊疗技术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中医药问题。20世纪初期，随着医学留学生的回国，中国学者也开始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医药的药理机制与临床价值。近代对中药物的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里北京协和医学院都显现出其独特的贡献。

1.对中药的认同与译介

虽然大多数来华传教士医生对中医药的价值评价不高，认为“这些药物的制备是粗糙和不纯的，其使用很少考虑其已知的治疗价值。许多矿物制剂的使用完全是不合理的，例如蛤壳、卵石、粉笔、云母等等” 。不过，也有一些传教士医生认为中药的治病效果还是很好的，与西药有类似之处，如伦敦会的传教士医生稻惟德指出：“当地医生使用雌黄（三硫化二砷，Arsenic Trisulphide, or Orpiment）主要是外用，各种含砷的粉剂名字听起来还不错，一般用于治疗痈肿疮疡，如同数年前欧洲使用的‘砷糊’一样。” 此外，他还提到白降丹（Peh-kiang-tan）、轻粉（Ch'ing-fen）、三仙丹（San-sin-tan）等的主要成分为全氯化汞（Hydrargyri Perchloridum）、次氯化汞（Hydrargyri Subchloridum）和氧化红汞（Hydrargyri Oxidum Rubrum）。

中药的科学价值是传教士医生的关注点之一。J.C.汤姆森（J.C.Thomson）较全面地研究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他所收集到西方学者研究中药的文献，指出：“在中国我们发现了有取之不尽的药物，对我们医学传教士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些药物的价值。中国人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治疗方法，有相当一部分的性质已经得到了解释，其他的则是非常粗糙的形式。但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我们面前有一座未开发的矿藏，只要我们去开采它，它就会给我们带来知识的宝藏。” 不过，传教士医生对中药更大的兴趣在于其实用价值，尤其当教会医院增加并扩张到内陆地区，西药供给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利用本土药物作为补充。稻惟德认为：“在内陆的传教士医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有时可能是难以逾越的困难——所需运送药物和设备的医院远离主要的航道，因此需要找到一些当地药材，以替代那些需要通过进口的药品，同时也需要考虑临时生产我们常用的一些化合物原材料的可能性，那些是我们治疗病人时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在《博医会报》上常刊发传教士医生们讨论如何使用本土药材治疗疾病以及利用本土药材加工制成西药的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士医生中，伊博恩（B.E.Read）对中药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入。

伊博恩1887年5月17日出生于英国南部城市布莱顿（Brighton）, 1909年毕业于伦敦药学院（London College of Pharmacy）。毕业后受伦敦会的委派，于1909年来到伦敦会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Peking）担任化学与药剂学讲师。任教期间他开始关注在华教会医院的日常用药问题，列出了医院与诊所应必备的基本药物。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改组北京协和医学院，伊博恩被派往美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进修生物化学，在耶鲁大学进修了一年营养学。1918年，伊博恩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升任生物化学与药理学副教授。1923—1924年，他又去耶鲁大学深造，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1925年升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回到北京后，伊博恩将精力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药物，并参与了主编《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年创刊）的工作。

伊博恩致力于中药文献的整理、编译、注释，代表作之一就是与中国植物学家刘汝强合作编撰的《本草新注》。《本草新注》又名《中国药用植物考证》（ Plantae Medicinalis Sinensis :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From the Pen Ts'ao Kang Mu , 1596 A.D.），扉页上的“本草新注”为时任北平博物学协会会长金绍基所题。该书还请曾任北洋政府国务代总理的朱启钤作序：“李氏以草莽儒臣，未窥中秘，又于验药绘图不能特置多官随品设色，故于本草虽集大成而于药物形色究隔一舍。英人伊博恩博士及京兆刘君汝强研究博物学有年，兹为沟通中西医学方术起见，就《本草纲目》所载，依盎格拉氏方式分门别类，整理秩然。”对伊博恩的编译与整理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至于伊博恩本人进行这项工作的动因，从他所作的引言中可见一斑：“这类书刊的发行需求是很明显的。语种的不同，以及中西方对自然历史的记录中采用的不同基本概念均造成了（中西医之间的）巨大分歧。许许多多的药用植物被声称具有不容置疑的治疗功效，尽管对它们特性的认识十分含糊，它们的化学构成被完全无视，它们对活细胞的作用也毫不明确。”为了尽可能消除这一分歧，他选择了挑战数不胜数的中药药典中最为著名的《本草纲目》，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药理学与化学考察。对此，伊博恩提出并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就是将所需要的大量各种药材的样本集中到一个中心实验室，以进行仔细的研究。

《本草新注》的特点是，不仅对植物性中药的植物来源成分和参考文献均有陈述，而且注重各国文献中关于中国药用植物的记录。作者收录、引用了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的学术杂志、新闻、政府官报、著述、典籍等，使该书成为研究中药的重要参考书。《本草新注》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不久宋大仁将该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以《中国药用植物考证：本草纲目之植物学、化学、药学的考证目录》为题，陆续登载于《中西医报》上。宋大仁指出：“《本草纲目》为我国药物学，植物学重要书籍，惜其卷帙浩繁，旧医界多望而生畏，故只能读其节本，如《本草从新》，《本草备要》等书，即出而问世者，固无足道，而近年出版之本草书籍，亦多半是明抄暗袭，辗转失真，不脱陈腐窠臼，保存国粹之谓何？殊可叹也！译者鉴于本书关系于中西医药界甚大，尤感于国产药物西人早已研究，我人返茫昧无知，故亟为移译。以备有志中药革改者之参考。”

除《本草新注》之外，伊博恩还对中药中的矿物类、动物类药物进行过分门别类的研究，出版了《兽类药物》（ Animal Drugs , 1931），《禽类药物》（Avian Drugs,1932），《鳞类药物》（Dragon and Snake Drugs ,1934），《金石类、鳖蚌类药物》（Minerals and Stones;Turtle and Shellfish Drugs, 1936），《中国药用植物》（Chinese Medicinal Plants,1936）《鱼类药物》（Fish Drugs ,1939），《虫类药物》（Insect Drugs ,1941）等。他还著有《草木五谷类药物》（ Vegetable and Plant Drugs ,1949），但尚未刊发。

2.近代中药药理研究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早开展中药药理现代研究的机构。前已述及，虽然传教士医生很早就开始关注中药的实用价值，但对中药的药理实验研究则直到陈克恢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后才正式开始。陈克恢的舅父是中医，幼年时期，他常去舅父的中药房，对中医药颇有兴趣。陈克恢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药学系学习时，就曾在导师的支持下，对中药肉桂进行了实验研究，并以此研究完成了学士论文。1923年，陈克恢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理学助教。在协和期间，他继续从事中药研究。他和F.C.史米特（F.C.Schmidt）、伊博恩首先对中药当归进行了研究。

在中医处方中，当归是除甘草之外使用最多的一味药物，具有补气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血虚诸证，例如女性的月经不调、经闭、痛经；也可以用于治疗症瘕结聚、崩漏、虚寒腹痛、痿痹以及肌肤麻木、肠燥便难、赤痢后重等。历代各种医书均记载当归无毒。1899年，默克（Merck）制药公司将当归制成水浸膏制剂销售，药名为Eumenol，后来又制成片剂（图1.7.1）。该药作为治疗女性月经紊乱药物投放市场后，很受女性患者的欢迎。陈克恢等指出：当归在中国广泛使用，在欧洲治疗女性的子宫病患也很有成效，由此说明该药物可能对子宫有药理作用，或者具有某种功能活性。 经过一系列实验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静脉注射当归（Angelica polymorpha var.sinensis）给麻醉的狗和兔子时，会产生循环抑制，有时继之以刺激、利尿以及子宫、肠道、膀胱和动脉平滑肌的收缩。

由于当归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其药理作用机制，虽然工作颇为精详，但在化学方面未能提取出有效成分，该文发表后反响不大。同年，陈克恢获知麻黄有治疗哮喘的作用，随即开始研究麻黄素的作用机理。在几周内他就从中药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ephedrine），并对麻黄碱的药理机制展开研究。他发现：适量的麻黄碱能升高血压，增加心脏活动，扩张瞳孔，缓解支气管痉挛，收缩子宫，抑制而不是刺激胃肠道。这些效应可以通过刺激交感神经纤维的肌神经连接来解释。 陈克恢与史米特于1924年在美国《实验生物学与医学学会通报》（ Proc.Soc.Expt.Biol.Med.）上发表了其研究《麻黄素在实验性休克与出血中的作用》（“The Effect of Ephedrine on Experiment Shock and Hemorrhage”）。此后，陈克恢等又对麻黄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由此，中药麻黄素的研究引起医药界的极大关注。由于麻黄素的作用与肾上腺素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麻黄素口服有效，且作用时间长，毒性较低，于是，麻黄素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拟交感神经新药。这段时间内，各国研究者纷纷对麻黄与麻黄碱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数百篇，形成了一次国际中药研究的热潮。1930年，麻黄碱被载入《中华药典》，此后，又被日、美、英、俄等载入本国药典，同时也作为一种交感神经兴奋药载入教科书。陈克恢的这项从天然植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再进行优化，并成功开发为新药的研究，为传统的中医药研究建立了一种适宜的范式。

1923—1924年，伊博恩赴耶鲁大学深造，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且在芝加哥大学进修病理学，1925年返回北京协和医学院，接替史米特任药理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协和药理系在1927—1933年间发表了10余篇有关麻黄素及其相关化合物的药理研究论文。伊博恩还先后与林巧稚、赵承嘏、冯志东、朴柱秉等人研究了其他中药的药理特性，使协和的中医药研究名噪一时。（表1.7.1）

1927—1949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发表了与中药研究相关的论文88篇，其中37篇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的研究者，发表论文较多的另外两个机构是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药物研究所、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不过这两个机构的主要研究者赵承嘏、伊博恩也是原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的学者。

3.对中药化学的实验研究

赵承嘏是中药化学成分研究的开拓者。赵承嘏，字石民，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1885年12月11日，1910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12年获瑞士工业学院硕士学位，毕业后转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在当时著名的天然有机化学家A.匹克特（A.Pictet）教授指导下继续深造，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16年，赵承嘏受聘于法国罗克药厂研究部，后升为研究部主任。由于家庭经营生药铺，因此赵承嘏从小熟悉中药，这对他后来研究中药有着重要影响。1925年，赵承嘏受聘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物化学教授兼药理系代主任，开始了中草药研究工作，对麻黄、延胡索、莽草、贝母、钩吻等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中国中草药化学研究的先驱者。

20世纪初，虽然有机化学有很大的发展，植物化学的研究逐渐为化学家所重视，但在当时的中国，应用科学方法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赵承嘏运用近代化学方法，对古老的中草药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发掘和提高传统中医药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为中国医药界培养了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和骨干。

赵承嘏非常重视实验室工作和实验技术，在长期的实验研究中，他对植物化学特别是生物碱的分离结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分离方法。例如，他首次分离出了闹羊花中的毒素。 当时，提取植物有效成分的经典方法是乙醇浸泡，这样得到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提纯出结晶。鉴于植物有效成分多属生物碱，赵承嘏根据生物碱的特性，采用碱磨苯浸法，使提取物成分趋于简单，大大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方法。他和他的学生们系统地研究了雷公藤、细辛、三七、贝母、常山、防己、延胡索、钩吻、麻黄等30多种中草药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的单体结晶，提供给药理工作者进行药理研究，并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推荐临床试验，从而建立了系统研究整理祖国医药学的一套科学方法。与此同时，他和学生们在国内外著名杂志发表了许多论文，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和赞赏。

赵承嘏运用自己独创的一套分离提取方法，往往能从一种植物中提取多种结晶，对植物化学做出了贡献。例如他对延胡索进行了系列研究，首次从植物中分离得到5种生物碱结晶：“从延胡索的块茎中分离出5种生物碱。它们分别被临时命名为延胡索A、延胡索B、延胡索C、延胡索D和延胡索E。其中一个与紫堇完全相同，另外4个是新的。” 至1936年，他共分离出13种延胡索的生物碱。

此外，他还从不同品种钩吻中提取出7种生物碱结晶，从常山中提取出3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赵承嘏的提取方法在当时国际植物化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三七植物中提取出三七皂苷元结晶，并证明其与人参二醇为同一化合物，比日本著名的化学家柴田承二从人参中提取出人参二醇早二十年。

赵承嘏还对已经做过研究的一些中草药重新加以研究，并从中分离出新的成分，例如从麻黄中提取出新生物碱麻黄副素；从曼陀罗中又提取出曼陀芹和曼陀芹引等新生物碱。他每得到一种生物碱，都要进行详细的药理试验，例如从常山中提取出的丙种常山碱，其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48倍；从延胡索中提取出的延胡索乙素现已在临床上作为镇痛、镇静剂应用，成为中国创制的新药，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4.余论

1932年之后，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几位对中药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陆续离开。赵承嘏应李石曾之邀，去创办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同时在筹备委员李石曾的提议下设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的国立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蔡元培，北平研究院院长为李石曾。在李石曾的盛情邀请下，赵承嘏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并继续开展中药研究，在中药延胡索的研究、麻黄副素的药理作用、曼陀罗的化学成分分析、细辛和防己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伊博恩应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之邀，出任该院生理部负责人。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医学研究机构，系根据上海房产商和慈善家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的遗嘱所创办。研究院设生理部、病理部和临床部。伊博恩在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继续从事中药研究工作，例如他与同事研究了80多种《本草纲目》中提到的能治疗昏盲的动植物药的化学成分，分析了中药兰草的毒性，指出它不同于美洲种，不产生荨麻疹或明显的高血糖症。家兔或豚鼠每天食用绿色植物的量不会造成致命的影响，但会产生慢性中毒，表现为肝脏坏死变性，也可导致肾小管性肾炎。他还研究了中国治疗脚气病中药中维生素B的含量等，并对中国几种治疗脚气植物中的维生素B ₁ 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些中药的种子，尤其是车前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桑叶、枇杷叶和木本杂草叶中的值也很高，而树皮和这些杂草茎中的维生素B ₁ 含量则较低。

陈克恢于1925年离开了协和，回到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1926年转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药理学家J.J.阿贝尔（J.J.Abel）的实验室任助教并继续开展科研。虽然陈克恢离开了中国，但他对中药研究的热情并未消退，与国内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与赵承嘏等合作继续开展中药研究，1937年与赵承嘏在《中国生理学杂志》发表了《木防己素甲与木防己素乙之作用及毒性》（“The Action and Toxicity of Menisine and Menisidine”）,1939年又发表了《钩吻素乙的作用方式》（“The Mode of Action of Gelsemicine”）等多篇论文。

综上所述，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对推动中国近代中药药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中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oEbsBIdYDcivcRMl4g4ZxSq58G1n5pC/nTWiRe5Q6MOnfTpisKpcBLjSInrrE5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