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

有关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专门负责中国医学事务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也译为“罗氏驻华医社”）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尤其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关系已有大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确定它的中国项目的研究却不多，尤其是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组织的三次来华考察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大多只是提及结果，而对整体情况尚缺乏详细论述。从1908年到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派出三个委员会到中国进行调查，经过近十年的精心准备，最终做出了它在海外的最大慈善捐资计划。我通过研读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有关文献资料，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组织的三次来华考察，不仅是论证其中国医学项目可行性的事务性工作，也是美国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状况进行深入、全面了解的调研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布局有意无意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向东方：中国最需要医学学术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美国人拯救异教徒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一种“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自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第一所教会医院至1914年，传教士医生在华开设医院达59所，占当时中国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传教士医生所开设。许多教会将中国视为开展传教工作的理想场所，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他们认为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将贫穷落后而又古老辽阔的中国改造成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国度。

1912年孙中山推翻清朝创建中华民国后，中国再次吸引了美国精英的目光。传教士回国鼓吹和宣讲中国的魅力和中国人令人钦佩的特性——勤劳、正直、注重友谊，并介绍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亟待改进的境况。此外，美国政府关注日本政治与军事的迅速崛起，希望支持中国保持远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所有这些都是构成美国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重要原因。

19世纪末，老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从所经营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后，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将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教会和做其他善举。然而，老洛克菲勒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并感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因为“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1892年，他聘请浸礼会牧师盖茨（F.T.Gates）为他制订一个周全、系统的捐赠方式。

1897年夏天，作为假期的消遣，盖茨阅读了著名医学家、被誉为美国四大名医之一的奥斯勒的《医学的原理与实践》（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该书不仅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支持医学事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回忆道：“当我带着奥斯勒的著作回到百老汇大街26号的办公室后，我向洛克菲勒先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我列举了传染病并指出已发现的细菌还很少，未来发现的空间还很大，特效药还十分少，不能治疗的病痛是如何令人震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快速发展时期。1893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建立和1901年洛克菲勒捐资建立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为美国医学划时代的标志。盖茨预见到在20世纪，医学不仅会有迅速的发展，而且也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支持医学、促进健康可成为慈善基金彰显最大作用的舞台。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一个具有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其宗旨为“在世界造福人类”。基金会早期的重点是支持医学、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推动医学事业方面，确立了三大策略：建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医学教育、协助改善公共卫生。基金会在资助控制钩虫病、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病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活动。

洛克菲勒和他的慈善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对在中国开展广泛有益的工作抱有兴趣。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在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早在19世纪90年代，十多岁的他在纽约市的主日中文学校学习时，就常去参观纽约商人、收藏家B.阿特曼（B.Altman）收藏的中国瓷器。作为手工艺的爱好者，小洛克菲勒对清代早期的花瓶制作尤为感兴趣，他认为中国瓷器制造技艺在康熙时期达到了顶峰，而经历了数百年传承的制造工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这是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主义”所缺乏的。

盖茨对中国的兴趣受到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极大影响。时任美国公理会会长的A.史密斯（A.Smith）被称为“在中国的美国政治元老”，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世界问题”。盖茨是史密斯著作的热心读者，在给史密斯的信中，他写道：“我和家人最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中国特征》和《中国乡村生活》，犹如炎热的夏季饮上一杯清凉的甘泉，爽快极了。” 1905年，盖茨在写给老洛克菲勒的信中指出，应当将眼光转向世界，尤其是远东，并从经济、宗教、人道等方面分析了将慈善活动开放得与生意一样广泛的理由。

传教士关于促进中国医学教育的观点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国内所开展的工作一致。盖茨本人也与美国医学界关系密切。在盖茨的心目中医学被看作现代神学，是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治疗。他认为医学研究将发现和传播“新道德规律和社会规律——定义什么是人们相互关系中的对与错”。因此，医学处于提升文化和社会荣耀的科学进步的最前列。他认为医学的价值是这个地球上最普遍的价值，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盖茨关于医学科学及其社会功能的观点反映了20世纪初现代医学迅速发展带给人们的科学改变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1907年，盖茨开始与史密斯及其他传教士接触，告诉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发现为中国人谋福利的最好方法”有兴趣，希望得到传教士的帮助。博医会代表写信给盖茨说，中国非常需要西方教育尤其是医学科学的教育。不过，博医会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意图既高兴又担心，传教士医生希望能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济支持，但又担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另起炉灶，忽视或损害教会的医学努力。而基金会方面虽然在与在华传教士进行广泛交流的过程中，获取了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但是他们认为要实施中国项目，还必须多方面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H.P.裘德逊（H.P.Judson）建议盖茨“广泛研究中国情况，不仅要听取传教士的意见，而且也要听取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府官员的意见” 。

190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本国成功地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之后，洛克菲勒的顾问盖茨提出了资助中国教育事业的设想。他计划花大约1000万美元，“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在中国建立一所如同西方大学那样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其本身可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模式，并且可为中国的新教育培养师资” 。他建议洛克菲勒成立一个东方教育委员会去研究远东地区的教育问题。同年，东方教育委员会派芝加哥大学的神学教授E.D.伯尔顿（E.D.Burton）和地理学教授T.T.钱伯林（T.T.Chamberlin）对日本、印度和中国进行了六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主要目标是中国。在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五册考察报告中，伯尔顿全面地描述了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论述了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与困难。

伯尔顿提到，在医学教育方面中国人办的医学院校只有三所，其中两所是军医学校。在广州、杭州、上海等地有教会办的医学校，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伯尔顿的报告指出，对于一个拥有4亿人口，且广泛地遭受流行病、地方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侵袭的国家，医疗保健还是主要依靠古代的医疗技术，而正在学习西方医学的学生尚不足400名。因此，他提出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报告还提到了中国模仿日本教育的问题，指出在1902—1909年间，有1.3万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数百位日本教师来中国任教。伯尔顿认为，政府显然不信任传教士，时任学部右侍郎的严修 在与委员会谈话中，对教会学校的教育计划不屑一顾。伯尔顿和钱伯林期待这种态度不久出现松动。目前的问题是加强教会学校的联合。

盖茨原本希望委员会的报告为他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建立一所一流大学的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但在看过东方教育委员会考察中国的报告后，盖茨感到实施计划的时机尚不成熟。

190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了一项根除美国南部钩虫病的运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卫生委员会在美国南部11个州采取行动，投入100万美元，开展防治钩虫病的工作，激发了公众对提高卫生水平的广泛关注，治疗了大约70万钩虫感染者。此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以此经验为模式，发起了一项世界范围控制钩虫病的运动。钩虫病控制的成功激发了盖茨对医疗卫生问题的兴趣。他考虑如果在中国还不适宜办大学教育，是否可以在医学上有所作为呢？这个想法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秘书、董事J.D.顾临（J.D.Greene）的支持。在1913年10月22日举行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上，顾临提出如果打算在中国的医学事业方面花钱，必须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董事会对顾临的建议表示同意，并决定举行一次专门的会议。1914年1月19日，关于中国医学与教育工作的会议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召开。除了基金会的成员之外，一些教育和医学界的著名人物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如芝加哥大学校长裘德逊，哈佛大学校长C.W.埃利奥特（C.W.Eliot），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W.韦尔奇（W.Welch），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S.弗莱克斯勒（S.Flexner），教育家、著名的《美国医学教育报告》作者A.弗莱克斯勒（A.Flexner），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孟禄（Paul Monroe）,1909年曾代表东方教育委员会赴中国考察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尔顿和钱伯林，大众教育委员会主任W.巴特利克（W.Buttrick），国际基督教青年会代表J.莫特（J.Mott），国际卫生委员会主任W.罗斯（W.Rose），等等。

洛克菲勒在开幕词中清楚地解释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本机构对中国的问题感兴趣已有几年了……我们已经感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或许基金会应当考虑。” 顾临提出两个议题：教育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在两天富有成果的讨论后，一项议案被送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们。1914年1月21日举行的董事会做出了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医学方面的工作的决定，并强调这些工作应由现有的机构来承担，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政府举办的机构。

在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另一位人物是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埃利奥特。1912年，埃利奥特曾代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访问中国，他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应优先引进西方医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缺医少药、卫生状况不良，还因为医学可作为引入归纳推理方法的媒介。他注意到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因为东方人不擅长抽象思维，未曾应用归纳哲学，而西方人过去400年里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探索真理的归纳方法。对比东方人凭直觉和冥想行事，接受哲学和宗教主要来自权威。

在报告中，他认为中国医生的诊断治疗手段非常落后，对西方医学的进展一无所知，因此，在中国传播西医是体现西方文明优势的最佳途径：“他们不了解科学医学的方法，不了解现代外科的发展。中国医生使用各种草药和奇怪物质混合的药物，求助魔法和符咒，认为具有神奇效力，常针刺身体各部位似乎是让体液从针孔中流出来 。中国医生对科学的诊断方法、外科、麻醉和消毒一无所知，也没有化学和细菌学诊断知识。大多数中国人的疾病治疗是愚昧的、迷信的，几乎是无效的。……我们发现将西方医学和外科赠给东方人是西方文明能为东方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在传授普遍的归纳方法上没有比医学更好的学科了。”

此外，埃利奥特是当时美国少数认识到医学教育重要性的大学校长之一，他在将哈佛医学院从一所普通学院提升为世界著名的医学学术机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他在1909年从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时提到，“我在哈佛服务四十年的最好成果中，重组和充分资助医学院是首要的成果” 。

1914年1月29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开会讨论盖茨提交的报告，标题是《在中国逐渐和有序地发展广泛有效的医学体系》。在这份报告中，盖茨指出在中国最适当的工作是支持科学医学的发展，并建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未来的行动可分为四步：①派专家去中国调查当前的医学和教育现状；②选择最好的医学机构作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基础；③制订海外访问教授计划并培训中国医生和护士；④随着计划证明是可行和有效的，扩展这个体系到其他类似的中心。

这次会议投票通过了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公共卫生和医学状况的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提供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供基金会最终决策所用。会议决定由芝加哥大学校长、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及总教育委员会成员裘德逊任委员会主席，哈佛医学院教授F.W.毕巴礼（F.W.Peabody）和熟悉中国事务、时任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的顾临为成员，G.B.麦基斌（G.B.McKibbin）任秘书，组成中国医学考察团前往中国进行医学考察。

2.中国医学考察

（1）第一届中国医学考察团（1914年4月18日—8月17日）

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学考察团开展的是一次非官方的访问考察，但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卿W.J.布瑞安（W.J.Bryan）为考察团写了引荐信给美国驻华公使P.S.芮恩施（P.S.Reinsch）、驻日大使G.W.古特列（G.W.Guthrie）和地方的领事，要求给予考察团大力协助。考察团在离美之前，在华盛顿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并得到了前国务卿J.W.福斯特（J.W.Foster）的盛情招待。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容揆也为考察团写了几封给北京的政府官员的引荐信。

1914年3月21日，裘德逊和毕巴礼夫妇及秘书麦基斌一行5人乘坐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皇帝号”（Imperator，图1.6.1）离开纽约，经法国的瑟堡抵达莫斯科，稍作停留后于4月8日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经西伯利亚于18日抵达北京。4月19日，考察团的另一名成员顾临也从汉口来到北京（图1.6.2）。4月20日，考察团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提出了医学调查的总体计划纲要。调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将委员会准备的调查表分发到各个医学院和医院，以便了解中国医疗保健的一般状况；另一部分是访问医学院和医院。

中国方面也非常重视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的来访。北京学界举行欢迎会欢迎考察团的到来，认为“我国学校苟能得其资助，教育当日起有功” 。在北京停留期间，考察团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和副总统黎元洪的晚宴款待。考察团还会见了多位政府要员。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表示欢迎考察团的访问并承诺提供考察团所需要的任何支持。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在致裘德逊的信中表示将全力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因为“你们的工作是慈善的和真正有价值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 。委员会还会见了许多社会贤达，如著名学者、时任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署负责人梁启超。梁启超对委员会的工作十分感兴趣，并告诉委员会他进行的社会改革将包括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在1914年5月17日致洛克菲勒的信中，裘德逊强调梁启超的学会作为一个合作机构是很有价值的，完全脱离开政府和政治，且不是建立在宗教和地方差异的基础上。 洛克菲勒对委员会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满意，尤其是得知中国官方愿意与基金会合作后表示，这将有利于基金会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

除了社会活动之外，裘德逊和麦基斌在北京考察了协和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几所教会医院，毕巴礼和顾临在天津考察了北洋医学堂和几家医院。在一周的工作后，考察团相信中国人已接受西方医学，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因此，按照洛克菲勒基金会原来考虑的计划，能够开展大量的工作。考察团在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的现状、法律和经济等情况后，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获得基金会支持的首选机构。

为了提高调查效率，考察团决定分成两组。裘德逊与秘书为一组，前往山东济南，再经芝罘（今山东烟台）和青岛，抵上海、南京，然后乘船经九江赴汉口。毕巴礼和顾临从北京直下汉口，再赴长沙及周边地区进行医学院和医院调查。考察团成员在汉口会合，开会讨论已了解的情况并安排下一步的计划。会后裘德逊访问长沙，然后前往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毕巴礼和顾临先后访问了香港、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的医学院和医院。8月，考察团成员在日本京都会合再次开会，讨论所收集的资料并起草考察报告。

考察团的成员共访问了中国11个省的17所医学院、88家医院，包括教会和政府开办的大学和医院，与许多医学院教师和医生进行了交流。因时间关系，考察团的调研主要在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前往东北和华西地区。考察团成员还与博医会、基督教青年会、中央政府、各省的官员以及各界名流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考察团的调查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支持，他们为调查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考察团访问了全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院和医院，并获得了未访问的主要机构的相关资料。 新闻媒体也对考察团的工作给予了关注，《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报道了考察团的行程与多项活动。如1914年5月31日的《湖南公报》刊登消息说：

美国最大富翁柔氏世所称为火油大王者，近捐金七千万元（每一美金合华银二元）作世界医术善举。此款大半将为造就中国医术人才及兴办医院之助，故特派数人来华调查，所派者皆彼邦名士。现任美国驻汉总领事顾临亦在其列。前月抵京谒见袁大总统极为欢迎并致谢辞。华人同行者为国务院编辑员何君拯华。何君少年精于英文兼通各省语言，该调查员特聘为译员，前星期由河南至汉口，十四晚复由汉来长沙考察中外医院，将于下星期二回汉，再赴九江、安庆、宁苏沪等处且将由沪赴浙闽两广等省。云该调查员住雅礼医院医生家，其译员何君住鱼塘街天乐居云。

（2）考察报告的出版及其反响

1914年年底，中国医学委员会出版了考察报告《中国的医学》（ Medicine in China ）。报告的内容包括导言、中国的卫生状况、中国本土的医学与外科、西方医学在中国、教会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准、解剖与尸体解剖、中国人对待现代医学的态度、建议和附录九个方面。首先，报告介绍了考察团在华考察的路线图和基本概况，描述了中国的卫生状况，指出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很困难，只能通过经验观察得出大致的印象，如死亡率很高、传染病广泛流行、不卫生的习惯等；也有令人鼓舞的势头，如政府积极筹划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开始兴办现代医学教育、颁布了解剖法令等。报告对中国传统医学评价不高，如医生行医不需要行医执照、外科治疗与西医差距很大等。报告的重点是描述考察医学院和医院的情况。报告把医学院分为政府举办、私立、教会和非教会外国人开办四大类，分别对医学院的入学标准、学费、师资、课程设置等做了介绍。总体看法是“目前中国尚无合格的医学院，但有些医学院已在考虑提高师资水准和改善教学环境” 。医院方面，报告对考察过的88家也做了分类， 59家为教会医院，10家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举办，15家为私人开办，此外还有4家中式医院，其中3家既有中医也有西医。报告对医院的院舍、病房、实验室、手术室、药房、盥洗室、厨房等设施进行了评估。许多教会医院的医生是教会派出的医学传教士。他们大多受过医学训练但非职业医生，因此水平不高，主要应付日常就诊。教会医院主要为慈善事业，经费所限，也很难聘用经验丰富的医生。在教会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少量有英美留学的背景，也有部分教会医学校或教会医院培养的学生作为医生助手。中国人开设的医院，医生大多为留日医专毕业，报告对他们的评价不高。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医院缺乏护士，实际上，在医院里，护士比医生的工作更为重要。换言之，护士是医院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报告提到江西、福建等省已建立了护士学校，中国护士学会也已成立，这些工作为中国护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支持现代医学的引入，并愿意为医学院和医院的创办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援助。报告也注意到民众中依然存在对西医的偏见，但这种偏见正在逐渐减少。最后，报告提出建议：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医务工作很有必要，与其他工作相比医学工作是最重要的，此项工作可与教会医学院和医院合作；可通过医院来推进接种和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基金会考虑在北京建立一所医学院，第二所可选在上海，同时资助湘雅医学院；设立研究金和奖学金，资助研究生和学者赴海外学习深造；基金会应资助高水准的医务工作，资助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如医生和护士的薪金、设备、图书等；邀请专家来华演讲，设立驻华管理机构，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中国的医学》调查报告发布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将资助中国医学事业的消息迅速传播，并引起了广泛的回应，许多人写信索要报告。当时正游访美国的黄兴致信洛克菲勒对基金会的计划表示了钦佩与赞赏。 黄兴的幕僚童氏（音，S.K.Tong）也致信洛克菲勒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提出建议，并希望拜会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派顾临与童氏见面，交谈中顾临发现童氏对现代医学不甚了解，提出的建议也不现实，于是告诉洛克菲勒不必会见童氏。 此外，一些读过报告的人也写信告诉基金会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内容，并提出各种建议，如耶鲁大学教授F.W.威廉姆斯（F.W.Williams）对基金会将耶鲁在中国的工作列入资助范围表示欢迎，并建议设立护士奖学金，提出医学图书文献也是有积累价值的工作，应列入资助。大多数信件是来自在华教会医院的申请资金援助信，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福音会在湖南、贵州的医院资金困难，希望获得资助；W.H.古特林（W.H.Gutelins）写信要求基金会支持在中国的牙科工作等 。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回信中说，目前尚未准备与在华的各教会医院建立联系，但在即将开展的第二次考察中，将会注意到来信中提到的医院和相关问题。 此外，还有来自印度教会医院的资助申请信，由于印度的工作不在基金会的范围内，故不予以考虑。基金会意识到中国医疗工作的需要实在太多了，有限的资金应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集中在发展医学精英教育方面。

20世纪初，美国有三所大学在中国开办医学教育：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广州和上海，哈佛大学在上海，耶鲁大学在湖南长沙。其中颇有成效的是雅礼协会（Yale-in-China）在长沙开办的医学教育。1902年，耶鲁海外传教会成立后不久收到了来自湖南传教士的信函，希望耶鲁来湖南创办高等教育，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医学。1905年，E.H.胡美（E.H.Hume,1897年耶鲁毕业，1901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长沙创办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非常希望获得资助，院长胡美和颜福庆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密切书信联系，告知湘雅医学院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影响，获得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如资助美国教师和医生来医学院任教，到医院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湘雅医学院的情况颇为满意，同意将之纳入资助的考虑范围。

1911年5月，几位哈佛毕业的传教士医生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哈佛医学院。学院的董事会由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埃利奥特出任主席，成员包括当时哈佛最著名的三位医学家：医学院院长H.A.克里斯蒂安（H.A.Christian）、著名生理学家W.B.坎农（W.B.Cannon）和病理学家W.T.康寿曼（W.T.Councilman）。不过，上海的哈佛医学院与哈佛大学并没有正式关系，也不归属教会管辖。 在上海开设医学院除了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可依托已有的两个美国人建立的医学机构：圣约翰大学医学系和圣路克医院。上海哈佛医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哈佛校友会、中国人的捐赠和私人慈善捐助。由于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埃利奥特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学校，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曾考虑这一建议，但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原因而未能实现，上海的哈佛医学院也因经济等原因于1917年关闭。

第三所在中国开办的是医学院19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C.麦克拉肯（J.C.McCracken）在广州岭南大学建立的医学系。1914年，麦克拉肯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同时广州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也与之合并，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1928年改组后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该校也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部分资助。

1914年11月5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举行会议通过了考察报告并接受了考察团关于资助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提议。11月30日，基金会董事会投票通过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简称CMB），由小洛克菲勒出任首届主席，巴特利克任执行主任，顾临任驻华主任，委员都是美国教育界和医学界的著名人物。 会议决定重新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资助部分中国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设与发展。CMB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以“洛克菲勒向中国的疾病宣战” 和“对中国的医学援助” 为题，报道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在中国建立医学院和现代化医院的消息。《芝加哥论坛报》说“洛克菲勒将治愈中国的疾病创伤” 。《中华医学杂志》也刊登了资助报告的主要内容 。

CMB执行主任巴特利克上任后感到承担中国项目的巨大压力，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项目实施要取得成功，必须选派最好的医学专家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制定出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威尔奇和弗莱克斯勒自然成为他的最佳人选。两人分别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是美国医学界的顶级人物，也是巴特利克的好友。巴特利克决定进行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并亲自担任考察团团长，考察团的秘书由老洛克菲勒的顾问盖茨的儿子小盖茨（Frederick L.Gates）担任。

（3）第二届中国医学考察团（1915年8月7日—12月27日）

1915年8月至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对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访问。考察团一行8月7日乘日本邮轮天洋丸（Tenyo Maru，图1.6.3）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于8月23日抵达日本横滨，在日本短暂停留，会见了日本医学界，参观了北里研究所，9月13日抵达韩国汉城，访问了韩国第一所教会医学院——世富兰思（Severance）医学院和医院（现延世大学医学院和世富兰思医院）。

来华的船上，考察团（图1.6.4）举行会议，巴特利克向考察团介绍收购和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概况。弗莱克斯勒提出，CMB不是单纯资助现有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而是要创办一所中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在中国甚至在远东都是最高水平的医学机构，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机构，而应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威尔奇认为这个机构应在北京，而巴特利克建议设在上海，弗莱克斯勒和盖茨都赞同设在北京。考察团还研究了齐鲁大学医学系与医院、岭南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的材料，以及收集的中国人对待西医的态度的报告等。

考察团9月16日抵达沈阳，在沈阳考察了南满医学院和医院、奉天医学院和医院。21日到达北京，拜会了北洋政府外务部长、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考察了协和医学院、协和女子医学院、循道会女子医院、循道会男子医院。27—29日到天津，考察了北洋军医学院、伦敦会医院、北洋医学院、循道会女子医院。30日到济南，考察了齐鲁大学医学系、齐鲁医院并与教师进行了座谈。10月2日，考察团回到北京，在京期间，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京医学院、通州医院、北京传染病医院。

考察团在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官员和医学界的热烈欢迎。9月22日，外交部长陆征祥会见了考察团一行，高度赞扬了基金会提高中国医疗工作水平的努力，并表示尽力提供帮助。陆征祥指出，中国需要高水平的医学院，但最好是中国自己的。威尔奇代表考察团感谢中国政府的热忱欢迎和积极协助，并表示CMB在中国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临时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交给中国人管理，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协和医学院的文凭。威尔奇还介绍了CMB计划在上海、广州和长沙开展的医学工作。陆征祥表示赞同，并希望计划能圆满完成。10月4日，中国医学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欢迎晚餐会，出席晚餐会的中方人士有：北洋军医学院院长全绍清、北洋医学院（天津）院长经亨咸、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陆军马医学堂校长姜文熙、陆军部军医处主任方石珊、海军部军医处主任唐文源、北京隔离医院院长陈祀邦以及袁世凯的私人医生屈永秋等人，伍连德因故未出席。汤尔和代表中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汤在演讲中说：美国医学考察团的来访标志着现代医学在中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传教士医生做了许多工作，但医学毕竟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而考察团是世界医学的专家，将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现代医学；当前在中国认识到西医重要性的人还不多，大多数人还持怀疑态度，考察这次的访问将改变这些怀疑；希望加强合作，推进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10月9日，袁世凯总统接见了考察团一行，随后，应汤尔和的邀请，威尔奇和顾临访问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汤尔和向来访者介绍了学校概况：学校开办三年，有16位教授任教，目前尚无毕业生，医院还在建设中，目前有一诊所。学校主要受到日德式医学教育的影响。汤氏本人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后又游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0月11日，威尔奇和盖茨在伍连德的陪同下访问了新创办的北京传染病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1915年10月1日正式开院，因此威尔奇等参观时医院尚无病人。医院建设花费了23900元，设有40张病床，有化验室。该院将接诊白喉、伤寒、麻疹、猩红热等患者，而鼠疫和霍乱病人将在市郊的专门医院收住。伍连德还介绍说城内还有一小型的专门收治天花的医院，由一位陈姓医生负责。陈医生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流利，原为伍连德的助手。

11日下午，威尔奇在协和医学院向学生发表演讲。他说，作为医学院的教师，能在此向学生演讲更感亲切。他告诉学生，现代医学发展迅速，对传染病的认识日渐丰富，也有了有效的控制手段。医学技术、医疗仪器的发展也非常快，医学知识进步加速。他说，我们这次来中国访问就是为了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他还告知学生，你们从医学院带走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是很少的，只是最基本的，是今后的基础。威尔奇的演讲对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不过，此时协和医学院学生面临的是将被安置到其他医学院学习的命运，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老协和后立即着手的是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标准重建医学院。这也是此次考察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10月12日，考察团离京赴汉口、长沙考察，访问了武昌文华大学、湘雅医学院、长沙红十字会医院。湘雅医学院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医学活动高度关注，胡美和颜福庆与顾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不仅介绍湘雅医学院和医院的情况，还向基金会介绍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通报中华医学会的成立等。 考察团10月17日抵达长沙，参观了湘雅医学院、雅礼女子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威尔奇还在湘雅医学院发表了演讲。考察团与胡美和颜福庆就基金会资助湘雅医学院的事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胡美和颜福庆希望能在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建设和医院建设方面获得资助，也希望补助教师的部分薪水，但提出教师的选任应由校方负责。

10月20日，考察团返回汉口短暂休息后，23日乘船经九江前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继续考察。考察团访问了南京大学、南京鼓楼医院、杭州麻风病院、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等机构。在上海，巴特利克一行参观了圣路克医院、圣伊丽莎白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圣约翰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和医院等机构。10月30日，华东教育会在上海举办了星期六俱乐部午餐会，欢迎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的来访。会议由上海市卫生局的医务官史笪来（A.Stanley）主持，他在介绍时说：科学无国界，不分种族，科学医学引入中国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中国有许多流行病，是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今天欢迎美国医学界的权威专家威尔奇先生发表演讲。威尔奇的演讲题目为“现代医学的若干进展”。威尔奇在简要介绍了医学科学的最新进展后，指出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他认为，引进西方医学不仅可以改善病人的医疗保健，而且可以扩大整个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影响。他还指出，考察团来中国不仅给中国带来新的知识，也将带走更多的信息。他表示很高兴会见这么多的医学界人士，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他回顾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从文艺复兴讲到外科消毒防腐技术、抗毒素血清治疗、应用卫生学知识解决传染病预防问题、实验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全世界都认识到医学科学有能力为人类谋福利，而中国医学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的时代，因此中国应当努力学习现代科学。他说在中国两个多月的考察，使他们对提出解决中国医学发展问题的方法充满兴趣，考察团将落实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教育的目标。他接着介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是慈善性质的，目的是训练中国的医务人员。他还强调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国际卫生委员会、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等医学机构，旨在推动全球的医学事业；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一般性质的医疗服务，而是集中支持几个医学中心，开展现代医学教育，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最后，他赞扬了教会的医学工作，肯定了传教士医生的功劳，但同时又指出，传教士医生只是满足了一时的需要，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医学应加入新的力量。

11月10日，考察团从上海赴香港、广州考察，参观了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和广州的博济医院、光华医学院、岭南大学等机构。11月17日离开香港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于12月2日抵达日本京都。在日本停留期间，拜会了在横滨负责出版中国《博医会报》的传教士医生高似兰 ，参观了京都帝国大学病理研究所、东京大学医学院等。12月11日，考察团乘“天洋丸”号回国。在返美途中，考察团举行会议就考察报告的撰写和任务分工做出了安排，决定由各成员分别草拟考察报告的一部分，最后汇总，集体讨论、修改、定稿。考察报告的分工为，威尔奇：华北部分，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和济南；弗莱克斯勒：长江下游（上海及周边地区）和华南、香港、广州；盖茨：长沙、汉口、武昌、汉阳；巴特利克：委员会考察工作和目标的一般性陈述以及委员会对中国的整体印象。12月27日，考察团回到旧金山，此次访问历时四个月零二十天，考察大学、医学院35所，医院、诊所37家。

与第一次考察相比，这次考察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更大。1915年6月15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公开宣布它的“中国医学计划”后，《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和《洛杉矶时报》 等都立即报道了美国将派遣三位名医考察中国医学和在中国建立现代化医院的消息。考察结束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以《美国将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为题的长篇报道，较详细地介绍了考察团在中国开展了六个月的实地考察情况以及CMB将在中国开展的资助项目，并特别强调了将建立两所现代化医学院的计划。 中国医学界也对CMB的工作高度关注，新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医学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

柔氏提倡医学部之代表人，为美国约翰霍波金大学卫尔区博士，著作等身，为近世医学界之泰斗。纽约病原研究所所长弗勒斯纳博士，美国教育部秘书长柏梯克博士，青年会总干事穆德博士。名贤硕学，荟萃一堂。柔氏医学部提倡之力，于中国医界前途，放一异彩，可操左券。……近今中外人士合办医学卫生事业者，已极著成效。柔氏医学部甚望能助中国人医士及富于公德心之公民，尽力于卫生及医学各事业。

3.讨论

（1）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医学教育的变革时期。美国的医学教育在借鉴、吸收英国和德国医学教育体制的同时，建立了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两年科学和实验室研究加两年临床医学训练的约翰斯·霍普金斯模式，推动了美国医学的迅速发展并使之迈入了世界医学的先进行列，而领导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项目主要任务的也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医学重大变革的医学精英。

经过三次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确定了中国医学计划的主要内容、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并决定成立CMB作为执行该计划的驻华管理机构。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方面，实际上，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考察到CMB成立后在中国开展的活动，都不是仅仅限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现代医学体制，除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外，还拟在上海建立一个医学中心。1916年4月6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上海医学院”（Shanghai Medical School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4月11日成立董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G.E.文森特（G.E.Vincent）任主席，H.S.胡恒德（H.S.Houghton）被指派为执行院长 。CMB计划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中国哈佛医学院和南京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上海医学院，并在法租界购买了20英亩（约8万平方米）的土地建校舍，然而，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项计划在拖延几年后最终被取消。

虽然，上海医学院的创办受到挫折，但CMB的其他项目均按计划实施。主要包括：①在协和设立医预科学校、护士学校，资助齐鲁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协合医科大学、福州协和医学院、奉天医学院、华北女子医学院、广东公益医学院和夏葛女子医学院等医学院以及圣约翰大学、金陵学院、福建基督教大学等开办的医预科学校。②资助北京、天津、上海、沈阳、保定、德州、烟台、太原、苏州、南京、南通、扬州、宁波、芜湖、安庆、九江、常德、宜昌、厦门、广州等地的教会医院，这些资助大多用来购买X线机、实验室和手术设备等。③设立奖学金和研究金，资助中国医生与护士去美国进行专门研究和培训。如从1915年至1919年，已有二十五位医生赴美国医学院或医院进行1—3年的专题研究，十四人回国后分别在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和湘雅医院任职。此外，还有大量奖学金和研究金提供给愿意到中国服务一段时期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和护士。④支持中国的医学学术活动，如CMB与中国博医会合作。医学教科书翻译和医学名词的统一是西医传播和医学教育中的核心问题。CMB资助出版了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编译的《欧氏内科学》《克氏外科学》等主要医学教材以及护士协会出版的护理教科书。CMB也对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给予了慷慨的资助。至1919年，CMB通过规划与经济资助，建构了一个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虽然CMB并没有完全掌控中国的医学体系，但其总体上的布局与重点支持已能充分左右中国现代医学的走向。

（2）慈善基金会、医学与国家

近些年来，学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在20世纪早期推动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作用颇为关注。W.H.施奈德（W.H.Schneider）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新兴的慈善基金会之所以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因为此时西方各国投入医学领域的资源有限，尤其是一战之后因经济不景气，医学费用锐减，这成为基金会发挥影响力的前提；其次，由于基金会的决策只有少数人参与，从而能迅速地确定其努力目标和优先级；再次，基金会强大的财力和坚定的目标，使得他们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医学状况，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控制钩虫病方面的成功；最后，基金会的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的大力协作，后者也希望借此确立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国际标准与疾病控制目标等。 虽然从总体上看，慈善基金会的作用尚不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和卫生政策，但在一些具体的、关键性的领域，基金会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大量资助，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项目的选择，改变了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救济，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发展科学、教育与医疗卫生。慈善基金会向科学与医学领域的转向也使得他们更多地遵循科学的方法，支持专家们的工作。如190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按照欧洲最著名的医学研究机构巴斯德医学研究所和科赫细菌学研究所的模式，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该所聘请一流科学家和管理人才，并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利，确保独立科学研究的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不过，评价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和不发达国家的作用要比评价它们在本国或者在西方世界的作用更为复杂。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CMB在华工作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和相当一部分的论文。西方学者无一不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CMB在华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没有哪个机构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现代医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使我们显得比我们实际上做得更聪明。现代医学的观念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里没有理念上的冲突，因为健康是所有人渴求之事，并不受限于是何者提供健康的保障。现代医学是无须考虑观念差异和界限而能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石。”

在中国，对慈善基金会的行为有“动机论”“目的论”“后果论”甚至“阴谋论”的种种解读，但这类简单性的论断并不能真正揭示慈善基金会的目的、作用与影响。前已述及，民国时期，政府和医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医务事业基本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转变为敌对状态，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在华事业均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命令，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和宗教团体。次年2月，华北五省二市接受美国津贴的医院举行会议，宣布摆脱美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的侵略，并致函毛主席表示今后将竭尽全力为和平建设新中国和人民的卫生事业而奋斗。 因此，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慈善基金会常被看作西方文化渗入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协和医学院曾被当作“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受到长期、严厉的批判 。耐人寻味的是，冷战时期慈善基金会在美国也受到“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的调查。洛克菲勒基金会被指责“三十二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慈善基金会与国家政治利益之间的矛盾，显然影响到对其价值的评判。

洛克菲勒基金会拟实施中国医学项目的同时，洛克菲勒财团下的美孚石油公司也在大举进军中国，尽管商业资本与慈善资金完全是两套运作人马，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购买的新协和医学院校址豫王府被称为“油王府”这一点上，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两者的潜在联系。然而，我们不能凭此否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CMB对中国现代医学的积极影响和贡献。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计划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它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等同起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并不直接支持或反对任何派别，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既合作又有一定距离的策略，它所关注的是其从事的事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有其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所推行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和理性，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当时提倡与推行科学和理性，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是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动力。

虽然当时美国知识精英们以“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以拥有极大物质财富的自豪感和以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责任感，相信自己就是新文明的代表，相信自己有能力并且应该去教化和改造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已植根于他们的思维范式里，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CMB来华之初，还是非常注意消弭或有意回避之的。CMB的首任主任巴特利克就对美国新闻界的一些报道不满。他在给顾临的信中说，不喜欢新闻记者对中国的负面描述以及引用基金会报告中提到的问题，认为可能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感。顾临在回信中说，他也反对用新闻口气来宣布CMB的计划，希望报道按他草拟的文稿或做些缩减，应防止采用一些敏感的问题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文章中突出中国不卫生状况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在上海开办哈佛医学院时，一些言论引起了有地位的中国人的反对。他认为，对试图找到更多的资金的人来说这些描述当然是需要的，但CMB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顾临认为，CMB的首要任务是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其工作，向其他机构解释其工作的精神和目的，告诉公众其作为一个半公共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他还认为，现在的目的不是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而是引起重要的医学院和教会的关注；现在还不是宣传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吹牛的机会。

基金会的建立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其宗旨为“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能直接解救疾病给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难，而20世纪初正值生物医学研究迅速发展和重大传染病控制始见成效之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医学和公共卫生为优先并非仅是个人之偏好，实乃深谋、明智之举。因此，有学者认为，私人创办的基金会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也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同时，它还体现了人类的一种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评判之。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颇类似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尚未出现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类有广泛影响的关注科学、教育与医学的民间慈善组织。

1965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将誉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Lasker Awards）颁给了曾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A.格里格（A.Gregg）。《纽约时报》对他的赞誉是：

一位在三十五年里从未治疗过一例病人的医生，一位从未上过一堂课的医学教育家，一位从未做过任何研究的医学研究者。然而，他完成的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远非任何一位在这三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所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若去掉上面的时间限定，将这一赞誉赠送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也是恰如其分的。

（本文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VKlXIXZGAScDJ7SQWxP/YssiaxGtBTm6uX1ahgdesfBAFOuzcPBo0P71asr1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