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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极其丰富而精深的文艺理论遗产。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差不多对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艺外部规律方面的诸问题，而且对文艺内部规律方面的诸问题，也有十分具体而生动的探讨和分析，尤其是对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总结实际创作经验出发，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概括。这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中的精华部分，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实践有着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对于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五四”以来，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和学者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收集和整理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为一些专著作了注释，写出了很多种文学批评史，并且对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及其著作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产生了大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同志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虽然受到一些“左”的倾向的干扰，但也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粉碎“四人帮”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同志高兴的。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为大家研究不够的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历来在纵的研究，亦即历史发展的研究方面，花的力气比较多，对重点人物和专著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对于从横的方面，亦即从理论方面作比较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特别是从理论上比较全面地去探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体系和特点，则是比较少的。而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总结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的民族特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中，虽然像《文心雕龙》这样有体系的全面论著不多，大都是比较分散而带有语录性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整个文艺理论遗产没有体系和特点。正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无大部头的文艺或美学著作，却仍然有完整、新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能说他们仅仅有“断简残篇”一样。系统地深入地进行这种横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整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地把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总结我们古代文艺理论的特点。笔者不自量力，意图从这个角度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作一点分析和研究，也无非是想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方面的重视而已。
笔者深感要全面地系统地探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体系和特点，是一件非常艰苦和困难的工作，它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挑这副重担。本书只是想从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方面，亦即文艺创作理论方面，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当然，即使是这一个方面，我国古代文艺家的论述也是相当丰富的，本书所论并不是全部，而只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问题。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不同体裁的特殊创作特点和表现技巧，还没有包括进来。也就是说，本书所论只限于不同体裁的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些共同规律，而不包括分体的具体创作论。因此，严格地讲，本书只能算是古代文学创作论的正编，而分体的创作论则可以作为续编。笔者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完成本书的续编。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大部分是和绘画、书法、音乐创作中的一般理论问题相通的，因此，为了把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讲清楚，本书也涉及画论、书论、乐论中的某些论述。我国古代的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大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随着创作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因此，我们虽然着重在横向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但是在分析某些具体问题时，又必须联系历史发展的状况。例如关于艺术表现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成熟的。这样分析，也许能更符合实际，而不至于把它们现代化、简单化。
在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应该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古解古，仅仅用古人的话去解释古人的论述，而拒绝用现代科学的文艺理论观点去对古人的理论作分析。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用，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现代科学的文艺理论学说，去分析和解剖古代的文学创作理论。另一种我们要反对的倾向是把古人现代化，对古人的文学理论概念不作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辨，而是把它们生硬地塞到现代科学的文艺理论概念中去，把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而不去认真地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殊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概念术语。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我们认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必须有严格的历史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注意到了上述两个方面，才能把我们的研究工作真正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又说：“识在瓶管，何能矩矱？”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需要有一大批人，有一支宏大的队伍，在老一辈专家学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完成时代赋予我们这一辈的任务。笔者愿意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士兵，和大家一起学习、奋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