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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在文艺上的几个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我们已在上面作了简单介绍。其他先秦诸子中大都没有直接讲到文艺问题，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哲学思想派别的一些思想，对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我们择其重要的分述如下：
《易传》共有十篇，即《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都是解释和论述《易经》的，总称《易传》。《易传》的作者已经不可考。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晚年喜欢《易经》，整理过《彖辞》《象辞》《系辞》《说卦》《文言》，这可能性不大。从《易传》的内容来看，除少数（如《彖辞》《象辞》）可能比较早一些外，大部分可能产生在战国中期以后，有的可能是秦汉时人所作，或是经过他们整理加工的。《易传》中和文艺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系辞》《文言》《说卦》等几篇。这些篇中所反映的文艺思想，我们简略地介绍几点主要的内容。
第一，文学模仿自然的思想。
文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易经》中已经有了间接的表现。八卦本身就是模拟自然的产物。后来老庄强调自然之道，提倡天然的文艺，也是受到《易经》影响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篇中说：“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易传》作者发挥了《易经》的思想，比较明确地体现了文学是模仿自然的观点。《系辞》指出易象乃是对天地万物的一种模拟：
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或作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是传说中的古代皇帝，究竟是否有过其人，是很难说的。至于说八卦是包牺氏所创造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古代的传说，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但说八卦是象征天地万物而创造出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八卦中最重要的是乾卦（
）和坤卦（
），这是其他各卦的基础。乾卦代表天，代表阳；坤卦代表地，代表阴。震卦（
）代表雷，巽卦（
）代表风，坎卦（
）代表水，离卦（
）代表火，艮卦（
）代表山，兑卦（
）代表泽。这是自然界八种最基本的“物象”。然后由这八卦所代表的基本的“物象”，又可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如乾卦又可代表君、父、玉、金等等，坤卦又可代表母、布、釜等等。震为龙、巽为木、坎为月、离为日等等。然后，八卦两两之间互相组合又形成为六十四卦，每一种卦象又可代表许多事物。这正反映了古代人们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组合产生的哲学观点。所以，《系辞》在解释卦象的“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物的特性），是故谓之象。”圣人把宇宙间那些深奥微妙的东西通过“易象”体现出来了。然而，易象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它并非艺术形象，但其原理与文艺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事物，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古代有些文艺批评家就认为“易象”乃是文学最早的起源。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
人文之元（源），肇（始）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孔子作“十翼”完成《周易》）。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当然，刘勰这里讲的“人文”的“文”是指广义的文章，但是包括文学在内。稍后，萧统在《文选序》中也说：远古的“茹毛饮血”之时，还没有文章，“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经》中的卦、爻辞是解释“易象”的。《系辞》说：“卦有小大（卦的象征有大有小），辞有险易（辞的内容有危险有平安）。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指明其应走之路）。”而爻辞中有很多是民间故事和当时的歌谣。因此，从这里可以很自然地引申出文学是模仿自然的思想。春秋以前，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是侧重在强调美和善的结合，而从《易传》的文艺思想开始，逐渐注意到美和真的结合问题，后来，到王充的《论衡》就发展得比较完备了。道家是提倡自然的艺术的，但是又反对文艺具体地描写现实，而主张要表现“大音希声”的“道”。而《易传》的作者（主要是《系辞》的作者）则主张文艺要模仿自然，重视具体地反映现实，这是它和道家文艺思想的大不同处。这种思想对后来文艺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对刘勰的文艺思想就产生了相当深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不仅从大的方面肯定了文学是对自然的模仿，而且突出了文学是社会现实反映的观点。
文学怎样模仿自然？《系辞》中关于言、象、意的关系的论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料。圣人模拟自然的意图，是借助于象征性的符号——易象来体现的，而易象的含义又是通过卦、爻辞（即言）来表达的。“极天下之赜（幽深奥妙）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揭示宇宙事物变动的）存乎辞。”又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真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种关于言、象、意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启发人们认识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和体现作者思想的，而这种形象又是要借助于语言为工具描绘出来的。因此，这和《易传》中讲的言、象、意的关系在原理上有相通之处。王弼在《周易例略·明象》篇中，就曾详细地分析了言、象、意的关系，这对六朝的文艺理论有很深刻的影响。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捉兔的器具）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捉鱼的器具）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王弼在这里所说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中所反映的他的哲学观点和文艺思想，我们这里暂且不论，但他强调的是要我们通过言去了解象，不要拘泥于言；通过象去掌握意，不要拘泥于象。他对言、象、意关系的分析对启发人们认识艺术特征有很大的作用。《易经》中的言、象、意的关系，和绘画中的色彩线条、画的形象、画中之情三者的关系是一样的。对于文学来说，也就是语言、意象、思想三者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讲到艺术创作过程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困难时，曾经说道：“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刘勰讲的“意”，即“意象”，亦即构思中的艺术形象。“思”即指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言”即指语言文字。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和思想（通过现实生活体现的思想）、语言和形象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它实质上是一个艺术特征问题。在我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这么早就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和《系辞》中讲言、象、意的关系有直接联系的。
第二，发展变化的文学观。
《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反映了一种很突出的变化发展的观点。它认识到事物由于“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个宇宙始终是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的。比如：“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所以，象征客观事物的易象本身也是变化无穷的，它可以代表各种各样发展变化了的事物。“神无方而易无体”，易象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易象之所以神妙无穷，是因为它能适应事物的变化发展。“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发展变化的思想是《系辞》的基本思想。《系辞》又指出，爻辞就是讲变化的，“爻者，言乎变者也”。它要把易象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具体地体现出来。为此，《系辞》强调了要“通变”的思想：“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说明卦爻的错综复杂变化把宇宙间的各种现象都体现出来了。
为什么事物会不断发展变化呢？《系辞》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阴阳或刚柔两种因素的作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阴阳或刚柔这两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事物上所表现的不同关系或状况，就形成了事物的不同变化和特点。易象反映了这种变化，爻辞就把它具体表现出来。“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必须懂得刚柔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只有变通才能适合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的需要。因此，辞也总是随着事物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变则通，通则久。”从这种观点出发，《系辞》是非常肯定新的事物、新的变化的。它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客观事物是日新月异的，易象也是生生变化不息的，辞当然也是不断变化以适应这种需要的。
《系辞》中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就贯穿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的文学思想。在上编二十五篇文体论中，分析各种体裁的历史发展时，就运用了这种观点。在下编讲创作等问题时，也都反映着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时序》篇专论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就深刻地指出了文学的发展变化，乃是社会的发展变化的反映：“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通变》，篇末的“赞”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必须要懂得创作本身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不可拘泥于前人，而一定要有新的发展，“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只有承继前人有益的经验，按照现实的需要加以发展，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来。
第三，关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易传》的《文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君主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文言》的作者提出“修辞”首先要“立其诚”。言辞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的。只有有了纯正的思想感情，能在心中“立其诚”，才可能有好的言辞。要写出好的文章，就必须先在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上下功夫。“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对于后来古文家的文论影响特别大。他们把语言文辞看作人的内心思想品质的直接流露。这种观点反映在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看法上，则是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系辞》中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模棱两可），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浮荡），失其守（操守）者其辞屈。”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辞。从“修辞立其诚”的思想出发，必然会引导到立德为本、立言为表的观点。例如唐代韩愈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是写好文章的根本。要立言，其关键在立德。这种观点当然也有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相对独立性重视不够的缺点，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逐渐分化。据韩非《显学》篇记载，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墨家嫡传。现存《墨子》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经学者考定乃是后期墨家的著作，成书约在战国后期。这几篇后期墨家的著作，对墨子的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方面作了进一步发展，反映了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抛弃了墨子那些尊天事鬼的迷信思想，是我国古代很珍贵的一份哲学遗产。后期墨家在谈到辩论的作用和方法时，也涉及了一些文章写作方面的问题。例如《小取》篇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判别）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推论）群言之比（类别）。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就事物同一类型选取已知部分作例证），以类予（以同类事物推求未知部分）。
这段论述的前一半讲的是论辩的作用，这也可以看作是后期墨家对文章作用的看法，认为它可以阐明政治上的治乱、道理上的是非。墨家在这里说的“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里的“然”，俞正燮认为是“状”之误），指出了论辩有描述客观事物、比较分析各家言论的特点，和文学作品也有相类似的地方。这段论述的后一半讲的是论辩的方法，主要讲了三个方面，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是说论辩中所指的对象是“实”，但“实”要通过人的口说出来，这就是“名”了。《经》上篇说：“举，拟实也。”论辩中要以“名”来拟“实”，也就是说要“名”“实”相符。从这个思想出发，就要求文章也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以辞抒意”，说的是要用一定的命题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辞”在这里指的是逻辑上的命题，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来表达，而不是单指某个字。荀子《正名》篇说：“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梁启雄注说：“《孟子·万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此‘文’谓一字，‘辞’谓一语。这辞字也指一语。”所以，“以辞抒意”实质上就是以辞达意的意思。所谓“以说出故”，这“故”即是指缘故，要通过辩论来说清道理。这三种方法说的都是如何使论辩加强逻辑性的问题。但是，它们对文章写作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是强调文章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语言文字要正确表达意思，立论要有理论根据。
如何才能使论辩在道理上说得通、在逻辑上站得住，《小取》篇提出了九种方法：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见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这里的“或”“假”“辟”“效”“侔”“援”“推”“同”“异”这九种都是逻辑方法。“或”是逻辑上的“选言判断”，“假”是逻辑上的“假言判断”，“辟”是譬喻，“效”是通过演绎法来论证，“侔”是用一种辞来同另一种辞比较，“援”是援引例子来论证，“推”是推理，“同”是论述事物相同方面，“异”是论述事物不同方面。这九种方法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辟”。后期墨家解释“辟”是“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说明了比喻方法的特点是通过一个具体事物的形象描绘来比喻说明一个道理或一件事。这个“辟”实际上就是后来讲的艺术上的“比”的方法，而这种解释也和后来解释《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的“比”是一致的。郑玄《周礼·春官·大师》“六义”下注说：“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所以，后期墨家对“比”是最早作了正确解释的。这也说明后期墨家对“比”的形象思维特点也是不自觉地有所认识的。后期墨家的这九种逻辑方法，在文章写作中也大都是常用的。他们这些丰富的逻辑思想，是我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文章写作也起了不少积极的影响。
阴阳说和五行说，原是两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它主要是用以解释宇宙万物起源的。阴阳说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阴阳二气，万物是由阴阳二气交感而生的。阴阳说的最早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易经》中的八卦的基本两卦——乾卦和坤卦，实际上就表现了阴阳的观念。到西周末年这种思想就比较明显了。据《国语·周语》上篇记载，周幽王三年伯阳父解释地震时，就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阳气在下，被阴气所迫，不能上升，天地之气失其次序，就要发生地震。这样解释地震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把阴阳二气看作世界本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五行说的思想产生也是比较早的。它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万物是由这五种元素交错结合而构成的。《尚书》的《甘誓》中已有“五行”之词出现，但没有具体解释。正式提出五行说法的是《尚书》中的《洪范》。关于《洪范》的时代，学者们是有争议的，它经过后人加工是没有问题的，但关于“五行”观念则可能是比较早的。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说和五行说就相当普遍了，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记载。同时，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了，认为阴阳二气产生五行，产生万物。
阴阳五行家认为文艺的产生根源就是阴阳和五行。《国语·周语》上篇记载周宣王时的虢文公对宣公讲的一段话中，就流露了用阴阳二气来说明音乐起源的思想。他说：“瞽师、音官以风土。”韦昭注说：“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虢文公认为从音乐中可以省察阴阳二气是否调和，对农事是否有益。也就是说，音乐就是反映阴阳二气状况的。《国语·郑语》记载郑国的史伯就曾经用“五行”来解释音乐的产生：“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土、金、木、水、火五种物质不但产生了“百物”，而且能“和五味”，强健四肢，形成和谐的音律。《左传》昭公元年秦国的医和把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说明音乐的起源。他说：
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位咸、火味苦、土味甘），发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咸色黑、苦色赤、甘色黄），徵为五声（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色宫），淫生六疾（六气过而生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六气”之中，阴阳二气是最根本的。“六气”生“五行”，“五行”产生了“五色”“五声”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的子产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是“六气”生“五行”，“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可见，春秋时是有许多人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万物起源和文艺起源的。这些说法中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比如史伯认为是圣人——“先王”用五种物质元素来造成万物的说法。但是，从主要方面看，还是注重于阴阳二气和木、火、水、金、土五种物质元素来具体说明文艺起源，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文艺观。
但是，到了战国中期，阴阳五行说就发展成为一种解释自然天道和社会人事的模式图，以“天人感应”为其指导思想，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了。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驺衍。驺衍及其学说的内容，历史上留下的材料很少。据《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驺衍和驺奭都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的学者，是倡导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人物。他们生活的时期比孟子稍晚。驺衍和驺奭被当时人称为“谈天衍”和“雕龙奭”。《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后来刘勰称他的书为《文心雕龙》，即本于此。
驺衍“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在《吕氏春秋·应同》篇中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大意是说：社会人事变化、帝王朝代的兴亡是五行递变的结果。如黄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成汤是金德，周代是火德，推论下去，秦则是水德。而五行递变是天的意志的表现。每当变化降临时，上天必先呈祥瑞于人间，如说姬周将代替殷商的时候，有赤乌衔丹书集于周之社庙之上。这是一种天命主宰人世的唯心主义循环命定论学说。这种学说后来构成为汉代谶纬之学的哲学思想基础，影响很大。故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按照这种思想，文学艺术的产生也是一种天命的表现。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系辞》在肯定“易象”是模仿宇宙万物的同时，又认为伏羲氏之创造八卦也是受到神的启示的。它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的兆卦是象征天命的。天神把自己的意志通过黄河中所出之图，洛水中所出之书，授于圣人。伏羲氏得河图而画八卦；夏禹治水获洛书而写出《洪范》。这是最早的文字和书本，后来就有了文学。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说：“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主持其事），亦神理而已！”刘勰也把文学最早的渊源——模仿自然的“易象”的产生，同时归之于神明意志的一种体现。
阴阳五行说对后来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影响很大。例如历来讲艺术之美，都和阴阳说联系起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就讲阴阳刚柔是决定文章风格的重要因素。严羽《沧浪诗话》中曾把诗歌的艺术美分为“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大类，而到了桐城派论文，就有所谓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美学史上讲的壮美和优美。